梁晨
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
这是红色经典小说《红旗谱》开篇第一段。2014年，在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借用“平地一声雷”评价梁斌创作的《红旗谱》面世时在文艺界引起的特别巨大的反响。
据梁斌自述，《红旗谱》源于革命战争中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姓宋的老人，在二儿子宋鹤、三儿子宋汝梅先后被土匪和内奸杀害后，向冀中区党委反映，想给儿子报仇，才知道大儿子也牺牲了。家中只留下守寡的儿媳和没人照顾的孙子，听到这个悲惨的故事，梁斌被这个刚强的老人所感动，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
《红旗谱》故事发生在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锁井镇，以朱老巩、严老祥两家三代农民同地主冯老兰父子两代之间的矛盾斗争为主线，通过对朱、严两家三代农民，特别是第二代朱老忠、第三代运涛和江涛逐渐成长为革命者的描写，深刻描绘农民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转变历程，反映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九一八事变”期间北方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
《红旗谱》出版后，震动整个文艺界，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这部小说开中国红色文学风气之先，成为中国“17年时期小说”的代表作和“红色经典”中的经典。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将其誉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茅盾更是把它看作是新中国文学中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红旗谱》先后重印30多次，发行总量超过2000万册，被改编为话剧、电影、评剧、京剧、电视剧，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出国门。2019年9月，《红旗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914年，梁斌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1927年，年仅13岁的梁斌加入共青团。此后积极参与组织农民的反割头税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梁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他参加了保定“二师学潮”中的护校运动，向学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这场学潮中，有30多个同学被捕入狱，最终有10多个同学被残酷杀害。1个月后，“高蠡暴动”爆发，这场暴动是由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直接领导的、农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武装斗争。暴动领导人湘农，为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小说中即为地下党领导人贾湘农。由于敌强我弱，暴动最后惨遭失败，数十人牺牲，其中就包括蠡县共青团委书记小马，他和梁斌是高小同学。两次血与火的斗争极大考验了年轻的梁斌，坚定了他对革命的信心。
1933年，梁斌在北京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他发表第一篇反映高蠡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小说讲述了小马如何参加高蠡暴动，红军夜行军和会战失败，以及小马如何被捕和被秘密杀害的。这篇小说成为他未来创作《红旗谱》的第一篇素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同年，梁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返回冀中，参加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第二年年初，新世纪剧社成立。由于缺少编排人员，演出水平一直受限。受蠡县县委委派，梁斌开始担任剧社社长。他能编能导还能演，使剧社的演出水平迅速提升。
1942年，梁斌发表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讲述了宋鹤梅和宋汝梅在“高蠡暴动”中的英勇斗争事迹。也就是在这篇小说中出现了《红旗谱》主人公朱老忠的文学雏形。
1943年，梁斌将《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扩充为中篇，改名为《父亲》，发表在《晋察冀文艺》上，作品中出现“二师学潮”的描述。
梁斌是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他经常念叨，必须写好《红旗谱》，不然对不起家乡父老乡亲。正是凭着对历史、对人民、对家乡的情感和责任，让他对这部作品精益求精。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梁斌认为必须深入反映一个地区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民族气魄。为丰富生活体验，他专门到南方参加农村土改，还多次回到冀中寻访当事人，收集更多关于“反割头税运动”和“二师学潮”的资料。
1953年，担任《武汉日报》社长的梁斌正式动笔写作《红旗谱》。为了全身心投入创作，他甚至申请离开报社调到中央文学讲习所。1956年底，历经四载的《红旗谱》创作完成。其后，这部小说在正式出版前又两易其稿。吹尽黄沙始到金，小说一经面世便洛阳纸贵。
此后，梁斌于1963年创作了《红旗谱》之后的第二部《播火记》，于1983年创作了第三部《烽烟图》。至此，《红旗谱》三部曲全部完成。
对于创作，梁斌一直强调一点，那就是人物必须扎根于现实，在此基础上，可以用理想和联想去加强和提高。他笔下的朱、严两家是统治者压迫之下的中国农民家族的代表，具有一定典型性。朱家的故事从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被地主冯兰池气死开始写起，接着，朱老忠的姐姐受辱后跳河自尽，朱老忠只得只身闯关东。等到朱老忠回乡安家后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儿子大贵又被抓了兵。到了第二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一来，冯兰池的儿子冯贵堂率领民团把朱家抢了个精光，日子又过不成了。严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严老祥凭借几十年长工，攒下两亩地和几间房，结果大儿子运涛入狱，“宝地”被夺。几年后日子好不容易稍好一点，小儿子江涛又被捕入狱。这两家的遭遇在旧社会非常具有代表性，农民省吃俭用，辛勤劳动，想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但包括大地主在内的统治阶级是不会让农民有好日子过的。这不是朱、严两家的个别遭遇，而是封建统治下农民的普遍命运。所以小说中的地下党领导人贾湘农说，农民要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斗争、斗争、斗争！
《红旗谱》的故事可依据朱、严两家三代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恶霸地主冯兰池要砸毁长堤上河神庙台上的古钟，声称砸钟卖铜顶赋税。但庄稼人出身的朱老巩敏锐地察觉到冯兰池砸钟只是幌子，存心要霸占河神庙那48亩官地。村民都无计可施，觉得庄稼脑袋瓜子碰不过年轻时就是刀笔的冯兰池，想着忍就算了。但朱老巩和严老祥决心要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与冯兰池出头拼命，由此揭开了20世纪初冀中平原农民斗争的序幕。但阴险狡诈的冯兰池使用阴谋诡计，还是砸毁了古钟。朱老巩发觉上当受骗，护钟失败，大病一场，气绝身亡。朱老巩过世以后，狠心的冯兰池仍然没有放过他的一双儿女，逼得他的女儿受辱自杀，儿子虎子（也即后来的朱老忠）被迫远走关东逃难。
作为第一代农民的代表，朱老巩和严老祥性格传统，嫉恶如仇，与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属于单打独斗，并且是赤膊上阵，这是封建社会农民自发的反抗意识的直接体现，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失败是必然的。小说中描述朱老明“三告冯兰池”，官司从县里打到保定，最后打到北京大理院，但官官相护，穷人输得精光，朱老明倒赔了五亩地，严志和搭进去一头牛。正如朱老明所说：“这个世道，没有钱在衙门里使用，怎幺能打赢了官司呢？递字儿，催案子，都得花钱。哪里有那幺多钱？衙役们有时候叫我请他们吃饭，我就请他们吃碗小米干饭熬菜汤”，“官司，就是这幺着打输了。连告了三状，连输了三状。咱请律师要花很多钱，冯老兰是有名的刀笔，用不着花钱。再说他儿子冯贵堂，上过大学堂，念过‘法律。”
第二阶段。25年后，朱老忠带着家人返回锁井镇，准备向冯兰池复仇。不同于父辈的被动抗争和忍让，朱老忠开始主动斗争，并很快成为当地农民的主心骨。朱老忠的朋友伍老拔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引导下，朱老忠结识了地下党领导人贾湘农，并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朱老忠认清要报仇，只有走革命道路。朱老忠斗争经验丰富，无形中改变了当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形势，这从第三代农民运涛和大贵抓到一只名贵的脯红鸟，严词拒绝冯兰池的讨要可以看出来。
作为第二代农民的代表，朱老忠、严志和继承了父辈嫉恶如仇、豪爽仗义的优秀品格，同时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们具有了比父辈更高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
第三阶段。严家两个儿子运涛、江涛以及一帮受苦的农民兄弟，在贾湘农的影响和带领下，相继加入共产党，展开了革命工作，锁井镇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农民兄弟们“觉得前面有希望了，好像有一种什幺力量鼓励着他往前走”。
正如小说告诉我们的：庄稼人要想摆脱“压迫”、摆脱“剥削”，不是那幺容易的。除了敢于豁出去斗争，还要学些文化知识。文化上的进步和政治上的进步，是密切关联的。小说中，江涛问运涛为什幺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贾湘农这样回答：“受压迫的人们，参加了共产党，更好反对黑暗势力。”
由于革命需要，运涛被派往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了北伐，还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连长。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转入低潮，运涛被捕。江涛跟随朱老忠去狱中探望运涛，受哥哥影响，江涛决心继续斗争事业。
这年秋天，冯兰池父子暗中承包了当地的“割头税”，利用权势勒索每一户杀猪的农民，并禁止农民自己设立杀猪锅。得到这个消息后，地下党派江涛回乡组织农会，与朱老忠一起率领锁井镇的农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斗争。朱老忠的儿子大贵也从国民党军队逃回家中，参加到斗争中来。他们带着标语和棍棒、梭镖，在城里的大集召开了“反割头税”大会。农民群众纷纷响应，砸毁税务局，冲进县政府，迫使反动政府县长不得不宣布免除“割头税”。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取得“反割头税”斗争的胜利。
在江涛的介绍下，“反割头税”斗争中的骨干力量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伍老拔、大贵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涛给他们讲了“共产党是谁们的党”，讲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讲了“党的铁的纪律”。他学着贾老师，找了一张写对联的纸来，剪面红旗贴在墙上，举行了入党的仪式。
作为第三代农民代表的运涛、江涛，他们既继承了父辈的反抗精神，又注入了无产阶级崭新的生命因子，并以他们身上新鲜的生命活力去影响父辈。他们一经投身革命，便成为坚定不移的革命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在二师上学的江涛、张嘉庆、严萍等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发出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呼声，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许多学生被捕。随后，在党组织领导下，江涛组织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又勒令学校提前放假、开除进步学生、撤销校长职务、改组学校为乡村师范。之后，学校成立护校委员会，誓死保卫二师。7月6日，反动当局对学生开始大肆屠杀，其中8人当场牺牲，还有不少人受重伤，并有38人遭到逮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师学潮”，也称“七六惨案”。
《红旗谱》的结尾，朱老忠抬起头来，看着空中。辽阔天空上，涌起一疙瘩一疙瘩的浓云，风云变幻，朱老忠心里在憧憬着一个伟大的理想，笑着说：“天爷！像是放虎归山呀！”这句话预示，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壮阔的风暴啊！
《红旗谱》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的伟大真理。“二师学潮”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总结经验教训，意识到“我们不和工人结合，不和农民结合，孤军作战，暴露力量”，因此对革命力量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此后，冀中革命斗争由学生在城市发动转向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斗争。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