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六零
1977年12月国家恢复高考，我从农村（上山下乡）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在一所自治区直属中专学校任政治理论课教师5年，1987年考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广西人民出版社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自1991年获得编辑职称起，到2000年获得编审职称，非常幸运，我用不到10年时间完成了职称晋升的三级跳，这得益于关心、培养我的各级领导及帮助、指导我的各位老师和同事。
做一名称职的编辑是一篇大文章
尽管做了30年出版工作，当了30年编辑，但我至今仍然觉得是如履薄冰、忐忑不安。一方面是时代变化太快，需要学习的新知识很多，尤其是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出版如何转型，这完全超出了我们30年前的想象。另一方面，我国已经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就图书的内容、出版形式和数量而言，可以说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在每年几十万种图书中，你会发现，你想到的选题别人已经出版上架;你没有想到的选题，别人早就出版发行。
那幺，到底应该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呢？我想结合自己从事出版工作30年的经历，谈几点体会和感悟。
快乐知足的心境、情趣和胸怀。研究生毕业后我入职出版社，不久女儿出世，生活变得非常拮据。我父亲觉得当编辑太忙、太苦、太累了，收入也不高，他提出让我改行经商，做煤炭生意，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民经商是一种时尚，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条成功的捷径。但我拒绝了父亲的好意。我之所以能够在出版工作岗位上坚持下来，就是把出版当做一种有价值和感兴趣的事情来做，不单纯为名利。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情怀，这种情怀以我的理解就是一种快乐知足的心境、情趣和胸怀。因此，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的选择：当手捧着自己编辑出版，还散发着阵阵墨香的新书时，一种自豪、欣慰和满足之感就会油然而生！
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甘于寂寞的工匠精神。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时，已经30岁了，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大龄青年，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其难可想而知。为此，我虚心向有经验的老编辑和同事请教，向他们学习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印刷等编辑基本功，当时的社长夏永翔、总编辑区向明、副总编辑欧薇薇，老编辑王慕冰、潘万伦、欧阳广，校对科主任、资深校对陈红燕、总编室主任邓耘、印制部主任梁冰以及早我几年到出版社工作的彭庆国、董苏煌、覃宇、姚丹林等编辑，都曾经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他们热情关怀、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丰富的图书编、印、发经验传授给我，使我受益匪浅，少走了很多的弯路，这是我难以忘怀的！正是有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初为编辑的我，才从最初的浮躁、困惑和迷茫中逐步培养起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甘于寂寞的工匠精神。
走上了一条平和、坚韧和充满希望的编辑之路
1992年2月，我收到了一部自来稿，书名为《科学与政策》，是一本已在各级报刊发表过的论文汇编，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教授，他也是我们出版社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发行近100万册的《领导科学基础》一书的作者，是我国领导科学这门新学科的奠基人。这是一位学术领域的大牌，他的书稿到底应该怎幺编呢？
在时任编辑室主任区向明指导下，我先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发现作者的思路开阔，思想解放，书稿的内容资料丰富，学术性强，文笔流畅，有一定的可读性，是近年来难得的研究科学学方面的学术专着。据此，我写了一份详细的选题论证报告，争取该自来稿列入出版社的正式选题，并着手对书稿进行一系列的编辑加工。
首先，我对书名进行了修改。原书名比较正统，缺乏深度和活力，与书稿的内容有一定差距。经过认真研究论证，并经作者同意，把原书名改为“计划未来”，取科学具有对未来进行规划、决策、预测之意。科学学规划、计划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也就是规划、计划人类的未来，这样，就使书名与内容更加贴近，书名的寓意更深刻、更生动、更有气势。
其次，我对书稿的结构重新进行了编排。这部书稿是由26篇发表时间不同、内容结构不统一的论文组成的，我把这些论文根据内容重新归纳、分类，并取名为“科学学理论”“科技政策研究”“科学与未来”三大部分，每个部分的开头用着名科学家贝尔纳、威尔逊和邓小平等名人的话作为辑封文字，点出本部分内容的主题。经过这样的编排，使这些论文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统一的整体，尽可能消除原书稿中过多的论文集的痕迹，使其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专着。
最后，我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编辑加工。例如，对一些篇章的标题做了修改，使其更简洁、确切，并与书名相吻合、协调。为了体现全书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去掉了3篇内容重复的论文，为了节省全书的篇幅和便于读者阅读，对那些无实际价值的图表、外文注释等予以删除，从而使书稿的文字更加简洁，主题更加突出，可读性更强。
《计划未来》一书于1992年12月正式出版后，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称赞，《中国科技论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光明日报》《广西日报》等均发表了长篇书评。在1993年桂版优秀图书评奖中，该书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一致肯定，并被评为二等奖。该书作者冯之浚教授对我的编辑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本书的序言一开头就写道：“该书经过责任编辑的精心策划、出色编辑，俨然成为一本逻辑清晰，文风统一，浑为一体的着作，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快事。”
正是抱着这种认真负责、耐心细致、不计名利、甘于寂寞的工作态度，入社头几年，我作为责任编辑还编辑了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1993年桂版优秀图书特别奖的《县级领导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的《地方综合大学专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获得1994年第五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二等奖的《纪检监察办案工作指南》，获得1992年第二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三等奖的《党风党纪知识问答》，以及《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全书》（发行13000册，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读本》（发行30万册）《国旗在我心中》（发行5万册）等图书，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次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领导的关心、同事的帮助、团队的支持、个人的努力，使我顺利地度过了从事编辑工作的头几年，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要有丰富的作者资源
我以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版业的竞争都是出版资源和作者资源的竞争，因此，要做一名称职的编辑，就要高度重视出版资源的积累和作者资源的培养。非常幸运的是，刚到出版社的时候，社里的社长、总编经常带着我们这些新编辑到全国各地出差组稿、参加学术会议，了解最新的学术前沿成果，结识学术大家和名人，捕捉有效的出版信息，并经常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没有互联网，主要靠写信或出差组稿。当时，出差能买到一张卧铺票就非常高兴了，为了给单位节省出差费用，住过招待所、小客栈和单位的地下室，如果到北方出差，冬天没有青菜吃、没有热水洗澡……哪怕在那幺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多结识作者，组到好书稿，我们对出差依然乐此不疲！
日积月累，我的出版资源库逐步建立起来，作者队伍也慢慢壮大，并与我国社科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着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北京大学教授、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的中央党校原校务委员、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和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原副所长、清华大学戴木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研究员，我国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南开大学原哲学系主任、教授陈晏清，中南民族大学着名党史、民族学研究专家李资源教授等。这些专家学者为我做好编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了丰富的作者资源只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把作者资源转化为出版生产力，转化为一本本精品力作！1999年春，我到湖北武汉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通过中南民族大学领导认识了现在着名的党史、民族学研究专家，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李资源老师，知道他正带领团队科研攻关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凭着职业敏感，我主动与李老师商谈该项目的出版事宜。双方一拍即合，一年后，由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作序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正式出版发行，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一百部重点图书”，获评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自此，开始了我们近20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成为朋友和知己。二十年来，李教授先后在我社出版了《文明的呼唤》（列入广西“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共同繁荣 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研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重点出版物，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获评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壮丽华章——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研究》（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选题”），这些图书的出版影响很大，初步奠定了我社主题出版的雏形和基础。
要有敬业、职业和专业精神
有的人说，干出版工作的人都是一些神经质的人，这有点道理。我认为，这种神经质就是一种敬业精神、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没有这三种精神是做不好出版工作，也绝对当不好一名称职的编辑。这三种精神是对每一个出版人和每一名编辑的最起码要求！一路走来，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我却总是在不断地去体会和践行这三种精神，并为此不断付出努力。
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使我认识到，选题策划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性、计划性，这就需要敬业、职业和专业。作为党社的一名编辑，我以敬业、职业、专业精神主动策划和组织出版了党的理论等相关图书。如：《邓小平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飞越》《邓小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书系》（获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图说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行30万册）;《解读中国梦》（荣获广西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发行3万册）。
此外，我还具有职业的敏感性和专业性，紧跟形势发展，为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组织策划出版了一系列主题图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获广西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幺成功？》列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重点出版物，并被翻译成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阿拉伯、泰国、越南等8国文字在全球发行;《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迎接党的十九大精品出版选题，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获得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广西出版传媒集团2015年度优秀出版物;《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文本、解释与现实》获得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广西出版传媒集团2017年度优秀出版物。
要有文字写作和学术科研能力
三十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学习钻研，并结合工作实际撰写学术着作和有关出版业务方面的论文以及书评、书讯，不断提高自身的出版业务水平。其中，合作出版的着作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现代汉语新词典》《成功选题策划启示录》等。个人独立撰写和发表各种专业论文、书评、书讯等50多篇。其中，论文“关于克服腐败现象的几点思考”，获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文章;论文《关于如何做好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的认识和思考》获中国编辑学会第20届年会学术论坛征文一等奖;论文《牢牢把握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发展的大方向》被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理论成果一等奖;论文“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广西人民出版社抓好主题出版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尝试”获得全国国企管理创新优秀论文（2016年度）二等奖，是广西出版系统唯一入选和获奖的论文;论文“关于选题策划的几点思考”获得第四届广西出版科研论文三等奖;论文“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基于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发展的视角”被广西版协推荐参加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科研论文奖评奖;论文“不缺位、不越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国有文化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广西人民出版社基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纪实”获得广西区直机关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三等奖。文字写作和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我策划组稿、书稿审读、文件把关、宣传营销等的信心和能力，对做好编辑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十年编辑生涯弹指一挥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我很喜欢《再回首》这首歌曲，它反映了在一个纷繁迷离的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一份执着和定力，都应该有一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平常心。而这种平常心对新时代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的人来说尤其显得珍贵！
我国着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选择编辑行业，我无怨无悔！
作者系广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