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图书馆是与好朋友相聚的地方。
2008年的国际盲人节，我格外激动，回到了久违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的启动者和受益者。第二年，我全票当选“文津读者”，并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我与大家谈谈自己的读书经历以及影响我阅读观的人和事。
阅读，让我成长为科学春天里的年轻人
2009年，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科学春天里的年轻人》，向共和国60年华诞献礼，我有幸成为该书中的31位年轻人之一。
我的童年与岳麓山为邻，更与家中靠窗的4个竹质大书架为伴。我先是读小人书，小人书读完了就读大人们的书，竖排繁体版的《西游记》读得津津有味。我从四个大书架着手，从够得着的地方摸起，摸到什幺看什幺，信手拈来，连蒙带猜，把家里的书几乎看了个遍。
1978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一，是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也是长沙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员;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全校尤其是我们班都变成了“追星族”，大家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如今，我的几位同班同学已经成为院士）。
那年正赶上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学校让我去试试。我想，试试就试试！结果，我成功了。我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学的春天）”英文花体字的确良衬衫走进大学校园的。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有个特点，年龄悬殊，有30多岁的，也有像我这样15岁的，有兄妹，也有夫妻。这里有我国积淀了十年的精英。当时有个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我们同宿舍有7个人，我睡上铺，学校晚上9点钟熄灯，可半夜醒来发现室内还有灯光，低头一看，原来下铺的同学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正在那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懂得了什幺叫做紧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学习非常自觉，精读课上，老师讲《镭的发现》，我们早已通读了《居里夫人传》;泛读课讲《呼啸山庄》，我们会把勃朗特三姊妹的书都拿来看。一次，我们学的课文是黑人作家海利写的横跨七代的长篇小说《根》，大家就争相阅读《飘》《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名着;看了电影《雾都孤儿》，大家又纷纷阅读狄更斯的原着及《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经典。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到了。美国导师ScottPugh博士给我换了几本书，于是，就有了我的满分论文——《论福克纳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的主题思想及象征手法》。我入选青年英语教师进修班学习，毕业留校任教。19岁的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教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
我22岁考入被誉为“科学家摇篮”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院长正是27岁在法国获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严济慈。我忘不了开学典礼上，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忘不了是他带我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那天，我正准备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突然被通知要留下，说有外事任务，让我当翻译。那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先生要在大会堂接见并宴请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其中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我非常激动，心想：一定得好好准备！便一头扎进图书馆，恶补高能物理方面的术语，信心满满地去了大会堂。还记得李政道博士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我一听就笑了，忙对身边的潘诺夫斯基夫妇等人翻译，并指出这句话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在此可谓一语双关，因为这个“道”跟李博士名字中的“道”如出一辙。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大科学家零距离接触，方知他们是多幺幽默、多幺有情趣、多幺博学！根据这段经历，我写了《翻译处处皆学问》，发表于《英语学习》。
我的阅读经历：面对任何困难，都不能放弃阅读
我最初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任教，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中国创办的三个英语中心中最好的一个，学生几乎全是中国科学院各所即将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我是该中心第一位教英语写作的中方教员，由于教学效果好，美国主任保拉·沙布亚克让我连教8个学期，学生们从刚开始不敢写、不会写，到写起来收不住笔，我倍感欣慰。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世界朦胧起来，先是上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到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医生把诊断结果悄悄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夜白头。
我患了一种罕见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失明将不可逆转！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
周末和假期不再去图书馆了，而是在家人陪伴下，奔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西医、中医、针灸，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都尝试过了，都无济于事。
当新办好的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证递到手中，我已经看不清自己的相片了……
终于，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
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多少次，我习惯性的拉开窗帘……天，怎幺老不亮啊！
我对宗璞在《告别阅读》中的那种痛心疾首感同身受。然而，我坚信人类当“告别武器”——如海明威的那部小说名，但绝不可告别阅读！
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
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原以为盲文是世界通用语，其实不然。
黄兴之子“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先生一人就发明了两种汉语盲文。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多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一个英语教授竟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
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年复一年，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的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导师李佩亲自作序，“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着作”。
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22年前，作家刘恒在《北京日报》的《作家写真》栏目发表了《小杨教书》，他这样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
他用6个字概括了我的一生——读书，教书，写书。
新世纪，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提出的“亚洲一流、国际知名”宏伟目标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还想读书！
我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是《软实力》一书作者、全球化理论权威约瑟夫·奈。在他的课上，我提前读到了他主编的、即将出版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
哈佛学生阅读量非常大，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页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近400个，几乎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paper，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有同学写了一首歌“I Will Survive”（《我要活》），唱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完成了学习任务，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我发现哈佛的权威课程“领导艺术”涉及众多领导人，却没有中国领导人的身影。而授课教师正是30岁入白宫、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的哈佛顶尖教授大卫·葛根。
我和中国同学写的《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肯尼迪学院定为范文。中国学子凭着对伟人的坚定信念和一腔爱国热情，让伟人超越了时空。葛根教授邀请我为他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做总结发言，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并为我赠书题词，在他新出版的全美畅销书《美国总统的七门课》的扉页上写道：致杨佳，你教给了我们用新的方式去观察。金玫同学把《中国日报》一篇关于我的专访《变黑暗为光明》，发到校园网上，一时间“佳，我们的骄傲！”“佳，我们的榜样！”……网上评论不断。
我也多次应邀到海伦·凯勒的母校帕金斯盲校交流并作为颁奖嘉宾，出席该校“2000年圣诞文艺晚会”，与师生们过了一个最难忘的圣诞节。
哈佛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上千名师生自发起立，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自豪！这一年，我迎难而上，埋头苦学，凭着超人毅力，成为哈佛大学建校以来首位获MPA学位的盲人学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阅读成就了我，助我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毕业10年后，我重返哈佛，再次赢得全场起立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为获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的中国内地第一人。在颁奖仪式上，为我献花的那位可爱的小男孩正是严济慈的亲属严安启，令我感觉仿佛是严老在亲自为我颁奖。
哈佛学成回国的第二天，北京申奥成功，年底中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大环境下，在李佩先生和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国内开设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将哈佛MPA课程本土化。我的课程被挂到网上，创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课堂”点击量第一的纪录。我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自己也由一名“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和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
志愿者工作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担任北京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
我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性;2015年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我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了《点赞正能量厚爱正能量弘扬正能量》大会发言，7分钟的发言赢得了全场6次热烈掌声，我成为全国政协史上第一位走上大会发言席的盲人委员。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我积极推动并参与了由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研制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盲人中小学生无障碍阅读工程》，该项目主编是朱永新老师，我任副主编。
2010年10月7日，我作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及无障碍工作组专家，主持了联合国《关于公约第9条（无障碍）的一般性讨论日》。
2000年，来华访问的美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听了我翻译并用英文朗诵的昆明市盲哑学校教师张雪梅的诗《倾斜而美丽的世界》和《我的哑语》，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建议由我担任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赴美演出节目主持人;我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原创系列话剧争取到了第一笔资金并任北京人艺话剧《借光》的特别顾问。
在全球抗疫斗争中，我读过的书更是鼓舞我勇往直前。
通过我的阅读经历，大家不难发现，书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听、可以触摸;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我的阅读观
2021年的世界读书日，由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发起了“我的阅读观”短视频接龙挑战活动。全民阅读形象大使朱永新教授首先亮出了他的六点阅读观，并点名让我接龙。我欣然应战，没想到这段视频还上了抖音。那时我刚走出全国政协“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专题调研会，就坐在政协楼外的石凳上，我拿着一本《碳达峰、碳中和100问》，这是全国政协第五期“生态文明建设”读书群热议的书，我说了如下一番话：
“读书使人充实，阅读塑造灵魂，阅读传递真善美。阅读使人类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阅读让我们大开眼界，拥抱世界，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阅读让我们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阅读让我们读懂自己，读懂祖国，读懂伟大的党……
我是图书馆的常客，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令我流连忘返……国家图书馆90年馆庆的“我与北图之缘”征文活动中，我荣获一等奖。
阅读让我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游刃有余，阅读让我看见了指引生命航程的灯塔。”
爱读书的朋友一定听出来了，我的这段话以培根的名言开头，以海伦·凯勒的名言结束，其中也贯穿着泰戈尔的思想。
2008年11月3日，我在联合国总部接受了CRI驻联合国站记者沈汀的采访，他发回了《杨佳教授入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报道。如今，每日清晨6∶30，我会准时收听他主持的中英双语品牌栏目《美文阅读》。沈汀的读书品位极高，从他在节目中介绍的经典美文我们可以略见一斑。他的读书标准是：“宁缺毋滥。”他十分赞同着名作家王尔德的观点：“如果有一本书你无法一遍又一遍地去享受阅读它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读它。”
沈汀告诫我们：“与其读很多并没有很多营养的书，不如读一些经典或能对自我提升带来帮助的书，多读一些能让自己有所收获、有所感悟的书。”
最后，他大喝三声：“一旦读到自己觉得没太大价值的书，我的建议是，尽快放弃！另觅好书！毕竟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的哈佛同学、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余际庭也给出了三点忠告。一是“读跨界的书、纸质的书、经典的书”。理由是：一个人要健全其精神，首先要读跨界的书。学文科的，应该读一些科普类的书;学理工的，应该读一些人文类的书。无论什幺专业背景，都应该读一些历史、哲学类的书。二是要读一些纸质的书。我们每天通过手机，获得大量碎片化的知识。长此以往，容易让人浮躁，满足于快餐式阅读，导致思辨能力下降。读纸质书，不仅可以让人获得系统化的知识，还会令人内心宁静。三是要多读经典。经典是人类精神的巅峰。读经典，就是让自己站在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精神世界，提高思辨能力，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也可以塑造个人气质，令人终身受益。
不难看出，这是对严济慈和钱学森的阅读观的继承与发展。
还须强调一点：在遭遇社会、生态、心灵三大危机和世界风云突变的21世纪，化解危机最终还要靠人类自己，靠提高人的素质，靠多读书，读好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教授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