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中，《论语》雍容平和，《孟子》峻急严正，《老子》清简幽深，《庄子》飞扬灵动，《荀子》典重堂皇，《韩非子》劲健峭拔。韩非，是战国末期着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极善于立论说理辩驳。韩非的思想集中于《韩非子》一书，该书有20卷55篇，计约11万字，通过阐释韩非的人性论、治道论以及社会历史观，从不同角度说明法家在具体应用的认识。韩非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今天的法治社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古代经典寓言故事如《滥竽充数》《守株待兔》《老马识途》以及大量的成语，都是来自《韩非子》。在内容篇幅上，韩非喜欢用小故事讲大道理，其中《内储》《外储》《难》等若干卷书中主要是故事，并在其他章节中间插不少示例证明其观点。书中的很多史料是他自战国时期搜集整理的，其中很多来源已经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佚失了，而因为这本书是“帝王之书”，是李斯认为的“有用之书”，才得以幸存了下来。书中保留的一些“非常独特”的史料也流传了下来。《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卷，从内容上阐明了韩非的思想来源于《老子》。他还吸收了道家、儒家、墨家的一些思想加以融会贯通，最终构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臻于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老子》的思想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韩非对于“道法自然”的个人解释是：可以人为设定一个“道”，也就是法律，人们依据这个“道”，可以实现“无为而治”。
社会变革促成思想活跃
古今变革与上下一日百战交汇。诸子百家春秋后期开始，战国时期兴盛起来。社会变革的交汇点为什幺容易出现思想家？根本原因是人的思想处在社会剧烈变化震荡的时候是最活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思想就是活跃的，因为我们经历了生产力翻天覆地的巨变。战国时期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春秋时期以前，人在社会上的发展依靠的是出身的高低；战国时期开始，贵族的势力日渐缩小，社会财富、地位、声望都需要靠才能获得，这是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基本主题。在这个变化中，人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可以发挥才能做事，靠能力做官。上下一日百战即国家政治生活不稳定，还有六国之间纵横捭阖的状况。韩非所在的韩国，是当时七国之中面积最小、实力最弱、君臣矛盾最为突出的国家。社会巨变促成韩非深刻思考，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家思想体系。
韩非法家思想的独特来源
一方面，来自韩非对人性的判断。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赏和罚。法家对待社会问题就是考虑策略，这是基于对人性的把握。“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意思是说：所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民，就是为了打仗和奔驰。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利益所在。所以车匠造好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棺材匠做好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韩非子·六反》中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祍，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罗恬被自己这个诡异的念头吓到了。她胆怯地转过身，却对上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是陈洋，不知什幺时候，他已经无声地走下楼，赤条条的身体，像一条白色的鱼，他问：“你在看什幺呢？”
某公司6万t/a镍电解项目采用硫化镍电解精炼工艺，主要包括电解、三段净化、电溶造液3个子项，于2012年8月建成投产。在项目论证、设计、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混酸体系含有介质腐蚀环境，结合防腐新技术的发展，对本项目防腐方法进行了优化改进。6万t/a镍电解项目整体工程质量优良，并获得了2012至2013年度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鲁班奖。项目建成后经过5年多的生产运行跟踪，生产能力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防腐效果基本达到了生产运行要求，保障了生产的顺利、稳定运行。
韩非法家思想的创造性
韩非继承了商鞅“刑无等级”的思想并加以发挥，《韩非子》中提出“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等主张。治国首先要“明法制”，即健全律法，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其次要“法不阿贵”，执法要严，违法必究。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韩非子·有度》中的“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句话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0年5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法与时转则治”，指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法与时转则治”出自《韩非子·心度》，原句是：“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意思是法度应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才能治理得好；社会治理与社会实际相适应，才能取得成效。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因丑闻停颁，作家村上春树对瑞典文化界新设的文学奖“不领情”，希望组委会把自己从候选名单上去除
韩非着书立说总结法家思想。《韩非子·存韩》中写道：“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意思是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了，出门就像常用的套袖和车帷，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韩非以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对当时韩王暗弱昏庸的愤慨。忧愤之余的韩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开始埋头着书立说，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名篇，分析当时的形势，评论各国的政治得失，从理论上总结了法家思想。韩非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观点。韩非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只是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王，师法古代，是十分荒谬的。韩非还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一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
韩非认为，君主治理国家不能靠智慧，要按照事物变化的规律办事。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而战国时期的变法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广义上的法，一个是狭义的法。广义的变法是指整个国家体制在发生变化，以前是分封制，改革后是郡县制。狭义的变法是指法制体系的变化。春秋以前贵族统治的时候，有两种办法，用礼与用刑。管理自己人用礼，管理敌人用刑。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到了战国时期，贵族的身份地位不断被分封，士越来越多。最后天下人都成了齐民，国君的权力大增，由什幺人制定法律成为问题的关键，到了战国时期，立法权由君主确定。
另一方面，来自韩非对权力的敏感。韩非主张控制臣下的工具，只是运用好两个权柄。一个是刑，一个是德。简单来说，杀戮就是刑，奖赏就是德。《韩非子·二柄》中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做人臣的害怕刑罚而想从奖赏获利，因此君主独自使用刑罚和奖赏，那幺群臣就畏惧君主的威势而趋向君主奖赏的利诱。如果君主不能使赏罚的威势和权力从自己手中发出，听由他的大臣窃取自己的权柄而施行自己的赏罚，那幺整个国家的人就都害怕奸臣而轻视君主，投靠奸臣而背离君主。
《韩非子》的借鉴意义
《韩非子》一书在韩非生前就流传于世。韩非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现实进行了深刻清醒的剖析。他的批判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热情的理想追求之上，能够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韩非的理论虽然没有被韩国国君采用，却受到秦国国君的高度重视。秦王以韩非的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和思想理论基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由此吞二周，亡诸侯，履至尊，治天下。中国历史由战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与《韩非子》提供的政治理论和方法有直接关系。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宣称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奉行的策略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理论，从而构成中国政治史上外儒内法的基本政治格局。
“法”“术”“势”的结合。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二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法律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基础，做到“矫上之失”；“术”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方法和策略，它与法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势”是君主在众人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失去势，君主就会大权旁落，权臣当道，国家会灭亡。任势，就是实行中央集权，从而实现富国强兵。法治的思想基础是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在这个规律上立法，并要符合人心趋利避害的基本规则。
故事二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始知此花不在你的心。”
治国要注重用人，即用术，因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用术，就是完善人事制度、考评制度，使“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治国要因势利导，不仅在用人之时，还要讲究“使有势也”，而且要“善持势”，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以淡泊之心多思“贪欲害”。《韩非子》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纵观一些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一般都是从小事开始，从半推半就到欣然笑纳，最终走上自我毁灭之路。祛除权欲，必须以党章党规为“标尺”，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严格检视自己、约束自己、修正自己，自觉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把党性锻炼作为终身必修课，让初心成恒心，以恒心践初心，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韩非批判性地吸收前代思想家的成果，完善适合现实政治需要的综合理论系统，构建了以任法、用术、重势为核心的法家的人性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韩非子·显学》的论述“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阐述了凡成大事者必须从基层做起的道理。“州部”指古代基层行政单位；“卒伍”为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百人为卒。意思是说，宰相都是从基层州部锻炼上来的，猛将都是从基层卒伍中摔打出来的。韩非强调国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高级官员和将领的选拔，一定要有基层实践经验。因为这些人来自基层，更了解百姓的疾苦，也能够更好地处理政务；反之，如果缺乏基层历练，就有可能纸上谈兵，误国误民。基层实践是培养锻炼干部的“练兵场”，地方尤其是基层一线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也是领导干部磨练作风、提高素质的大考场。到地方和基层一线工作，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增长领导才干、积累实践经验、加快政治成熟至关重要。
韩非对于法治的理解是非常执着的，整个《韩非子》在反复说明作为治国法术的重要性。由于他认为人性本恶，并且不讲人情，常被儒家批评为是“不近人情”的“刻深”。韩非的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韩非子》依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当代，中国在推行廉政制度建设、实施普法教育、贯彻依法治国等方面，依然能从《韩非子》中找到有益借鉴。
[1] 高华平.韩非子[M].北京: 中华书局,2015.
[2] 杨玲.韩非子寓言故事赏析[M].北京: 语文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