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芳芳 潘胤淇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1+X证书制度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复合型职业能力的培养，拓展学生的就业创业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的政策安排和行动指引对高质量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满足这一期待就是要满足企业、院校、受教育者等利益共同体的群体诉求，从而达成特定的教育目标。1+X证书制度中的“X”是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技能水平的凭证，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综合能力与技能水平是相对“模糊”的概念，评估结果的意义之一是明确界限，使培养对象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体现。除此之外，有学者指出1+X证书的内涵在于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提供内容依据和参考标准，[1]并且1+X证书的等级结构蕴含不同等级同一专业证书的区别以及同一等级不同专业证书的相似性。[2]在众多职能要求下，1+X 证书制度下的评估范式要求在评估理念、评估技术、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各个方面发生系统性变革，这一变革同样有助于1+X证书制度的快速推进，也必将引领我国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
一、传统职业教育评估范式面临的现实问题
范式（paradigm）亦称“规范”“范型”，美国着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系统阐述，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职业教育评估范式，是将范式概念应用于职业教育特定背景，以某种共同的教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为基础，遵循一系列基本规范，在评估主体、评估技术、评估指标和评估结果等方面形成了基本的规则架构。[3]传统评估范式秉持价值中立原则，用普适性手段对“真实”的状态进行描述，从而获得可预见的评估结果。这一范式在职业教育的外延式发展阶段具有较大的合理性，然而，面对1+X证书制度提出的新要求，却存在诸多现实问题。
（一）评估主体：关键利益相关者参与缺位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评估主体还较为单一，政府机构仍然是我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中较为强势的主体。近几年来，教育部逐步将评估权力下放，主张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参与，但从实践上来看，政府机构的主体角色仍然十分鲜明。《试点方案》指出：“行业组织要热心支持培训评价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深化校企合作，充分利用院校和企业场所、资源，与评价组织协同实施教学、培训”。[4]可见，行业组织、企业作为1+X证书制度实施的重要参与主体，应当积极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随着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展开，我国正积极推动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主体，推动有能力、有需要的行业协会、公司企业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评估。但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估的实施还有许多困境，例如法律地位模糊、元评价缺位、准入机制空白等，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有效体现。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专门的政策文件，明确教师和学生在职业教育评估中主体地位，导致这一核心群体的参与度也较低，评估效果和满意度不尽如人意。
（二）评估技术：科学主义的评估范式主导
受科学主义思潮以及实证主义的影响，量化评估范式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始终保持着主导地位。我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估同样如此。特别是随着大数据和信息化工具的日益普及，量化技术的评估路径可能会更受推崇。基于科学主义的量化评估范式具有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评估过程被简化为一系列有序清晰的操作步骤，大大提高了评估效率，在特定时期有其必然存在的意义。然而，这种技术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测量，容易陷入模板化依赖，可能会产生“一刀切”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已被普遍认可，那幺价值观分歧问题就必然成为评估工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1+X证书制度背景下，其实践场域的复杂性和职业教育情境的不确定性，容易使各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多元化的教育现实要求现代评估从技术理性转向人的意愿，从权威主导转向多方平等，超越工具理性的数字化表征，综合运用量化和质性（访谈、观察等）混合方法全面解读丰富立体的职业教育现实。
（三）评估指标：相关利益共同体信息输入缺失
1+X证书制度成功实施的基础是高质量的评估和考试，传统的评估通过标准化考试衡量考生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双证书制度之所以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评估）的质量问题，行为主义导向下的评估由于缺乏雇主等利益共同体的参与，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导致社会认可度不高。随着工作世界复杂性的提高，不仅要求职业人才具备操作性的技能或能力，更需要考察其心智技能等隐性能力，这对1+X证书制度下的评估方法和指标的设计提出了巨大的难题，特别是在高度灵活的劳动组织模式下，评估指标需要考虑：什幺样的工作任务能够促进技术人才的能力发展？哪些微观的具体知识能够帮助专业人员完成任务？如何组合知识的难度和顺序等。[5]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共同保证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意愿和主张。除此之外，还需要第三方机构作为外部质量保障的支撑力量参与其中，然而，由于发展环境和市场规范较弱，具有专业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机构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导致这一核心共同体参与不足。
（四）评估结果：鉴定式结果难以提供改进空间
20 世纪50年代以来，各个领域都开始渗透“效率主义”和“科学主义”，鉴定式的评估结果便是评估领域中效率主义最直接的显现。职业教育中的评估多采用简化的方法论，即根据预设的评估标准，经过系列检验手段判定其是否达标。以分数来判断学生的技能类型和水平，以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关键准入制度之一等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鉴定式评估结果的体现。1＋X 证书制度是一项试点政策，其跨界多领域，关系多主体，涉及多因素，决定了其评估结果具有多重性。[6]统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混合评估范式，更契合1＋X证书制度的复杂性研究需求。鉴定式评估的确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表达形式，适用于职业资格证书静态的、结果式的职业能力鉴定，但是其局限性在于难以对能力不足提供改进空间，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亦无法从中了解职业资格证书背后的“真实面貌”。“X”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反映的是学习者能力达到的层级，具有动态性，传统范式下的评估结果难以满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动态性和持续性特点。
二、1+X证书制度下的评估范式缘何革新
1+X证书制度是为贯彻落实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新要求的重要支撑，是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匹配度的重要手段，是更好地满足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扩展其就业创业本领需求的关键核心。因此，作为提升职业教育人才质量环节中重要的一环，1+X证书制度的发展与革新受到理论驱动、主体诉求、协同发展、评估导向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一）第四代评估理论的影响和驱动
20 世纪80年代，古贝（Egon G.Guba）和林肯（Yvonna S.Lincoln）提出了“第四代评估（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理论，该理论立足于建构主义，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出发，论证了以利益共同体的主张、焦虑和争议作为评估焦点的重要意义。第四代评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有评估范式，在国际评估领域引起巨大反响。[7]首先，该理论认为利益共同体是评估信息的使用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拥有对评估提出主张的资格，允许与被评价对象相关的人员参与评估过程，又被称为“参与性评估”，是评估者与被评估者相互学习、共同反思的过程，其结构就像是一种对话。这种评估方式采用了“行动导向”的创新策略，对质量管理非常重要。1+X证书制度实施应允许学生、企业、教师、家长、院校等多方利益共同体的参与，允许相对正确的、被需要的、被理解的信息输入，以此确保利益共同体显性和隐性的双重需求。其次，第四代评估理论指出，传统的评估方法是在先验理论或立场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评估者只能证实或反对这一阐述，[8]旨在加深对某种概念的理解，缺乏其他主体的参与，只能丧失评估应有的活力。1+X证书制度评估应转向关注评估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尊重利益共同体的主张、焦虑和争议，进行解释性的评估，使“以评促改”理念不断得到发展。
（二）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的主张和诉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越来越重视各自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1+X证书制度评估应以逐步满足或平衡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的合法利益为主要方向。
社会教育学认为“参与是质量的一个特征”，因而，基于“共同体”的方案应该成为1+X证书制度评估构成的一个重要指标。首先，就院校而言，我国企业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人才需求也从普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向高素质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转换。在这种背景下，获得职业能力提升、扩大高质量就业机会是学生的主要利益诉求，而传统评估范式手段对测评并促进学生的隐性综合职业能力发展作用非常有限。其次，就培训评价组织而言，其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渴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回报，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获得是培训评价组织参与1+X 证书制度的主要诉求。最后，政府希望破除原有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中管理混乱、证书认可度不高等问题，通过改革评估范式，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政府最主要的公共利益诉求。随着1+X证书制度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那幺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的主张和诉求也会持续多变，正视并满足这些需求变化是1+X证书制度高质量推进的保障。
（三）政校企协同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所需
协同治理理论是国际上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主流趋势，吸收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质量评估成为共识。1+X 证书制度的有效实施，涉及政府（监管和协调主体）、培训评价组织（开发主体）、职业院校（实施主体）等多个利益共同体的有效互动，各方都是责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结构利益来看，不管开发主体还是实施主体，在推进1+X证书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均应处于同一级别，政府作为监管和协调主体，通过发文的形式，在部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为1+X证书制度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从行动利益来看，无论何种利益共同体，都需要通过各级主体利益的选择、整合、分配与增进，以实现公共利益生产最大化。[9]1+X 证书制度的高质量推行，不仅仅涉及多元共同体之间的利益一致性问题，还涉及企业组织有序竞争关系以及学生作为参与主体的合理诉求安排等。因此，政府、学校、培训评价组织在不断合作的过程中建立基于对话关系的协同治理机制、达成共识，才是工作持续、健康运转的关键。[10]
（四）持续质量改进的评估导向所求
传统意义上的评估结果或多或少遵循了标准模式，即遵循了“收集数据——统计工具——寻找问题——提出对策”的顺序，其基本隐喻是根据特定的“结果”找出令人满意的“原因”。然而，第四代评估否认这一因果关系的效力，认为这种人为的具有统计意义的因果关系通常是在特定的情景、程序和地点内开展，将得到的评估结果与头脑中的已经存在的假设进行确认，但由于假设本身的不合理，将会忽视其他利益共同体许多的可能焦点。[11]如此获得的评估结果对于职业教育的实施机构持续改进教育教学质量，对管理部门制定宏观指导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评估结果应当作为各利益共同体发展进步的依据和基础。职业院校希望通过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升院校综合实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培训评价组织通过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的融合，致力于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从而提高社会影响力。政府作为间接利益相关者，实施1+X证书制度也是落实“放管服”工作的要求，赋予各方利益主体相应的参与权，能够激发主体对“1+X”证书制度变革的自觉动力。其他边缘利益群体包括家长、用人单位和行业组织等，虽然价值诉求不尽相同，但是各利益共同体对于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愿望是一致的，这也是现代评估范式的根本追求。
三、1+X证书质量评估范式何以革新
梳理1+X证书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其质量评估范式的革新原因，不难发现1+X证书制度是政府、行业企业、院校与学生等多元利益主体深度合作，共同参与的一种评估手段，应从利益共同体的视角出发，通过实现满足利益共同体的诉求、发展利益共同体的连接性建构、收集超越工具理性的多方数据、建立持续改进的共识达成机制等策略，完善传统的评估范式。
（一）通过评估回应利益共同体的诉求
《试点方案》明确了培训评价组织作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标准的建设主体，规定了培训评价组织需要接受社会、学校、学生、家长监督。文件中提到培训评价组织的建立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监督，其实都体现了以利益共同体的诉求为评估焦点的理念。罗伯特·斯泰克（Robert Stake）将其称之为“响应式评估（responsive evaluation）”，即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公开讨论自己的主张、焦虑和争议，并且无论他们持有什幺样的价值观念，都可以要求对此获得答复。[12]为适应1+X证书制度对我国评估改革的新要求，建立体现职业教育类型地位和功能特征的职业教育评估范式，应认同评估需要回应利益共同体的诉求这一基本理念。评估成为了验证各方利益诉求是否得以实现的重要渠道。将评估主体范围扩大，尽量覆盖职业教育涉及的每一利益群体上，将回应需求作为重点评估内容，是实现1+X证书制度下评估范式革新的首要任务。
（二）发展利益共同体的连接性建构
职业教育拥有很强的跨界性，例如职业院校要从教育跨向产业，学生要从学校跨向企业，教师教学从学习跨向工作，学习要从理论跨向实践等。职业教育打破了原有的领域界限，各个领域相互紧密结合，共同搭建职业教育的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职业教育质量评估范式需要加强各利益共同体的连接性建构。这种基于所有利益共同体的建构，是通过解释学辩证过程引申出来的建构。评估范式应重视各个主体之间持续相互作用的影响，使其能够成为一种不断更新发展，不断纠正错误，随实际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的评估模式。
因此，在1+X证书制度的背景下，评估范式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将评估主体从组织导向转向个人导向。政府进一步权力下放，出台具体政策，保障行业企业的评估主体地位，增加学生、教师等利益共同体的话语权，提升各主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共同推进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其次，将评估内容从资源观转向成效观。1+X证书制度的最终指向应是学生较强的综合职业能力，“成效为本”的学习，是学习者获取社会认可的第一步，是联结学生学习生涯与社会需求的关键点。最后，将评估结果从宏观转向微观。为增加社会与职业院校之间的连接性建构，评估结果应具有鉴定性、描述性以及动态发展性的多重特点，增强各利益主体的理解度和接受度，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而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
（三）超越工具理性的多方数据收集
摒弃把评估过程视作简单的因果对应阐释，超越工具理性收集多方数据，在此基础上根据目标或标准作出判断。因此，要构建符合1+X证书制度的评估范式，关键在于以多元化的信息为评估内容，以发展性的等级为评估结果，激励企业行业与职业院校的真正融合。任何一个评估主体由于其所处位置、拥有信息和资源不一样，其利益诉求、评估标准、评估技术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超越工具理性且基于证据的多方数据收集是评估范式革新的重要基础。就1+X证书制度而言，其工具理性意指要警惕职业资格证书的单一评估模式，防止证书的泛滥和膨胀带来的价值贬值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失灵。同时，又要强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质量建设，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政策体系，为不同利益共同体的信息输入提供空间和保障。职业教育的利益共同体不仅包括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受教育者的就业需求，还包括职业院校发展的需求。因此，1+X 证书制度评估范式应在赋予相关企业、职业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全过程覆盖的信息输入权的基础上，对评估内容的输入进行严格监督和把控，使之成为可靠的证据，确保评估结果公正、科学、合理。
（四）建立持续改进的共识达成机制
评估有三层目标，分别是鉴定、诊断和改进。与鉴定和诊断相比，改进需要提供更多关于“进步”的证据描述，以实现对教育发展的促进功能。同时需要各个利益共同体之间相互探讨反思，协商确定评估的参数和界限，不断重新建构再建构，直到达成结果共识，这便是持续改进的评估理念。将学生、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多方利益共同体建构的共识作为评估焦点，将评估结果，作用于评估对象以检验“进步”功能。因此，“改进”是各个利益共同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利益共同体的立场不同，导致各主体的改进目标存有差异。例如，职业院校力求通过评估进行资源的整合与运用，掌握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情况，从而进行动态的调整，增强职业院校的服务能力。企业渴望通过评估，录取能够适应岗位变迁以及技术升级的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虽然二者“改进目标”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最终目标依然是对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追求。因此，1+X证书质量的评估应将“改进”作为焦点共识，处理来自不同利益共同体的多样诉求，不断修订、扩展评估内容，改进评估方法，直到达成多方评估主体都能满足的均衡点，将1+X证书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利益共同体理论为1+X证书制度下的评估范式提供了行动视窗，就参与主体而言，共同体成员尤其要注重教师和学生群体的赋权并持续、深度参与评估目标、评估方法的制定。行动逻辑上，1+X证书制度推行涉及复杂多元主体的共同行动，共同体建设也越发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探寻能够激励利益共同体积极参与的制度机制，激活各方作为质量保障主体的能动性，需要保障利益共同体对核心问题的话语权。同时，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对利益诉求进行选择、补偿和整合，实现利益平衡和博弈，是各类主体深度协同的前提。相关研究发现，基于1+X证书制度的评估，评估主体和执行主体的利益诉求均能够整合于团体的主流利益中，并在推行过程中获悉较大的利益。[13]就此而言，基于利益共同体的评估范式为1+X证书制度实施提供了方法论依据，这要求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建立利益共同体能够平等交流的信息平台，遵循共同变革愿景，形成1+X证书制度的“内化—实施—评估—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打造1+X证书制度健康和谐的改革反馈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