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宜栋

摘 要：长久以来诗教观念一直被认为是接受《诗经》的正统思想。但在这种经学化阐释的过程中，以文学视角解释《诗经》的方法也逐渐开始出现。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思想受到了猛烈地冲击，西方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涌入中国，关于《诗经》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文学观念解诗也成为当今的主流。学者们在研究时，由于急于在新领域立一家之言，就难免在研究时走向片面和偏激。树立一个正确的研究态度，在进行传统经典研究时能够客观全面地把握文本和古今研究方法，这应该是对当今研究者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关键词：《诗经》 诗教 方玉润 文学观 DOI：10.12278/j.issn.1009-7260.2022.08.041

汉代《诗经》的经学地位被确立之后，关于诗经的研究便一直以经学化解释为主，虽然其间已经有人对《诗经》的文学性进行关注，但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上，仍未能对传统有所突破。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当时社会观念发生剧烈转变，许多西方的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之中，学者们开始用不同的视角去阐释传统文学。《诗经》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它既是文学作品，又属于古代儒家经学范畴，而且其内容十分广泛，花、叶、草、木、鸟、兽、鱼、虫，应有尽有，因此也倍受学者关注。这时期关于《诗经》研究的方法纷繁多样，方玉润的《诗经原始》被以文学结构章法解诗所定义，《诗经》的文学性研究开始压过传统的经学性阐释。闻一多将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诗经，学者们也开始争相效仿。随后二重证据法、诗史互证、诗礼互证等各种方法都被应用于《诗经》研究领域，也让《诗经》的研究更加充分和深入。但正因为学者们一味地追求方法和理念上的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诗经》研究的领域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许多方法都被生拉硬套，人们对《诗经》的解释也越来越牵强。方法上的创新能给研究开辟新的方向，但如果一味追求新颖而忽视了文本本来的面貌，就属于本末倒置了。就《诗经》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承认其包揽万象的性质。但回归到原点，无论从哪方面去解释，都不该忽视它本身属于文学作品，且长久以来被尊奉为儒家经典这一事实。因此对研究来说，诗教和文学阐释一直都是《诗经》研究最为重要的理念和方法。

一、诗教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对立

《诗经》自古以来都是被当作儒家经典被学者进行研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传统的解诗体系中，也衍生出文学研究的萌芽。至迟到朱熹，文学的些许思想就已经体现在《诗经》的解诗之中。朱熹是后世公认的理学家，他身上传统儒学的思想也很浓厚。但事实上他的《诗集传》对传统的解诗体系也有一定的突破。他对诗序的怀疑和废弃已经显示出对传统的突破，更关键的是他把《诗经·郑风》里面十五首诗定义为淫诗，虽然是用理学家的眼光批判，但在无形中却是承认了这些作品本来具有的文学性。

在文学和诗教的对立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传统的诗教体系中，《诗经原始》并不能纳入正统，在选择清代代表性的诗经研究着作时，人们认可的也是马瑞辰、王先谦、陈奂等人的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诗经原始》在《诗经》研究领域越来越被重视。就从今天来看，人们要研究诗经，《诗经原始》已是必读之书。人们对《诗经原始》的研究，也都立足于找到其中文学性的阐释方式。《诗经》被规定为上古劳动人民日常吟咏而成的诗歌总集，关于《诗经》的研究也转向文学，甚至是大众文学的方向。这与当时的时代有关，如果现在客观地辨别，这种研究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单就《诗经原始》的文本来看，也并不是像传统以来学者们定义的文学解诗。长久以来人们对《诗经原始》的定义，总是认为它是一部以文学视角解释《诗经》的着作，这些大都源于方玉润自身在《诗经原始》中的一些话，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周南·芣苢》里的一句：“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正是因为有这些论述，人们会抓住文学性这一点反复去阐释，并且从文本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材料。但仔细分析文本，又会发现学者们有断章取义之嫌。同样在这篇里，方玉润还有另外说法：“《集传》云：‘化行俗美……然必谓为妇人自赋，则臆断矣。”

这段话就在那段所谓文学化描述的后面，以整体的眼光审视，不难看出方玉润仍是以风化观念去解诗《芣苢》这首诗的，方玉润总结这篇的诗旨是“拾菜讴歌，欣仁风之和鬯也”。这就更能说明方玉润的初衷了。

如果学者能通读《诗经原始》全篇，而不是抓住个别字句去进行发挥阐释，也不难发现问题。客观的研究态度是进行研究所必须具有的，有时候方法上的创新能开拓出新的领域，但为了在新领域内有所发挥就脱离文本，断章取义，这不是学者应有之态度。我们可以不去评价诗教和文学两个视角在解释《诗经》时孰优孰劣。单就《诗经原始》解释《诗经》的方法和理念来说，诗教观念明显是主体。

二、《诗经原始》中自序、凡例突出的诗教观念

对于方玉润《诗经原始》的研究，着述甚多。但专门针对其自序和凡例等自述性文字的研究，却是极少见的。现在很多人研究的问题就在于，抛开了方玉润自己很清楚的自述，而从正文中断章摘句，然后肆意地进行阐释，去迎合自己的一些目的。虽然这样会有一些创新性的见解，但总体而言却是未能把握住方玉润自己解诗的初衷。因此，在研究《诗经原始》时，先从自序和凡例这些自述性的文字出发，便不至于沦为无根之谈。后来的很多研究者，也已经对这一点产生注意，但在文章中，往往未能突破固有的观念限制，对这些文字研究和阐明都不够充分。因此在研究方玉润的文本之前，先清楚其自序中表达的意思很有必要。这些应该是进行研究最客观的态度，在《诗经》的研究方法中，文学视角和诗教视角的对立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也体现在对方玉润的研究上。

方玉润在自序中最先提出的就是《诗经》的编次问题。他对于传统“周公所作”和“孔子删诗说”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们在解释这一点时，很容易会把这讲为是方玉润的反叛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方玉润反叛的只是后世儒者一成不变的守旧态度，反叛的是从汉代以来直至后世建立起来的牢固的经学体系。这些有其自己的价值，但这种体系在流传千余年的过程中，总是会被政治利用，也免不了在解释中偏离原来的诗教大义。从自序中，可以看出方玉润自己的观念。他讲“古人载籍多不着撰人姓氏”，说“编诗之人，夫子终不言也”，这与他“欲原诗人始意”的观念正是相辅相成。他这里并不是对儒家的反叛，而是对于流传千余年来某些受到政治影响的经学体系的质疑。如果能够上循夫子之言，也不难看出后世在传承儒学之时发生的流变。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所体现的，其实与孔门“诗教”观念正是相吻合的。他有这样一段话：“且夫古人为学，务重实行，不事虚声。……其他文词工拙，训诂详略，在所弗论。”

他的这些话，就能看出他对于后代解诗中很多衍生思想的抛弃。他继承的是单纯的风化伦行之志。他解诗的方法，是“涵濡乎六艺之旨，又复证以身心性命之微”。这与儒家的教化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其实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方玉润会对传统解诗的成果有所继承，他反对的一部分，只是他自己认为偏离原始儒家的部分。最后他也很明白的表明，“文词工拙，训诂详略”不是他关注的方向，那么说他以文学思想解诗，就显得有问题了。

方玉润在自序中，还对诗序的问题做了讨论。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值得斟酌：“以夫子雅言‘无邪之旨，自汉迄今，未有达诂，徒悬疑案于两间，而无一人起而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时读《诗》至此，未尝不掩卷三叹，徒致憾于尼山正乐时也。”

他深苦于后人争执于诗序之间，而忘却了孔子“无邪”之旨。因此，他才有“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的想法。他要上追的，是孔子传统的诗教主张。在研究时看到他没有完全抛去诗序、朱熹集传、姚氏通论的解诗成果，其实是由于这些本来都和孔子的诗教主张有一致之处。他所抛弃的，也正是他自己认为后人在解诗时偏离孔子思想的地方。这样来看，他的解诗思想其实一直是正统的儒家观念，而且他自视很高，直循孔子，这一切，都有明证。

如果说他在自序中的自述还不足以有绝对的说服性，那么《诗经原始》凡例中的话就更增加了一些证据。在谈到诗的旨题时，他说：“意夫子当日言《诗》，必有明白晓然者在，不知何时失去耳。”

因此他要阐发孔子言诗的本义，虽然这一切都出于他凭己意而断，但其初心亦明矣。他论篇法和诗法，将谋篇布局和比兴运用，也是为凭此而“窥古人义旨所在”。他在论诗时，有这样一段话：“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

所谓“正论”，其实他已多次表明正是孔子的教诗本义。他“荟萃诸说”，是借此探寻孔子的诗教本义。他“小异前贤”，是纠正其他诸儒在传播诗教主张时出现的流变。他的《诗无邪太极图说》，对这些思想又做了进一步解释。他直接接受了古人诗教与乐教结合的思想，把这一切统一为正教，他解诗的一切初衷，又是本于这种正教的思想。从他自己的这些论述中，就很能说明他对传统儒学思想的继承，而将其运用于解诗之中。这些证据其实都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文学观念和诗教观念对于《诗经》的研究都很重要，但不能因为社会主流偏好文学视角就妄改前人的研究方法，甚至对此曲解。能够对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能正确对待所见的文献资料，能够一直保持客观的态度，这对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

三、教化视角和文学视角研究的社会功用

从对方玉润《诗经原始》整体一个简单的梳理，其实很容易看出方玉润对儒家观念的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当前的问题有突破性的见解。对于《诗经》的定位，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为是文学作品，在接受时，也从审美角度对其进行吸收和评价。但对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对于传统观念的取舍还需要仔细斟酌。很多研究者从今天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方玉润是文人化的解诗倾向，并且大加阐释，以至于这类文章层出不穷。我们在今天就更应立足于客观实际，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有正确认识和阐释。儒家思想在产生和传承的过程中，会被后人加入许多新的解释，也会被很多其他的势力所利用。但既然他能在中国一直传承未息，必定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过去人们提起儒家思想，总认为是封建思想，对人产生束缚和毒害。运用于研究领域，各种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形成了新的阐释方式。应用于《诗经》的研究，学者们似乎更应从正确的观念出发，对传统一些解释方法做出反思和审视。

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涌入中国，我们对传统经典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今天，重新审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不仅是对方玉润本人做一个客观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也该学会以合理的思想立场和方法去解释传统的经典。儒家诗教观念并非封建余毒，诗之讲德性教化，同样可以广而应用于文学、音乐等各种领域，有益于世。儒家思想在传承中，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歪曲的阐释渗入，但如果能回到原典，树立一个正确的解读视角，才能发现儒教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一种思想，并非由某些人去给它定性，而要研究者自己去深入地解读出来，诗教观念过去我们没能给他一个应有的价值，今天就需要研究者共同努力去作出真正公允的评价。

总之，在以上对《诗经》主要研究方法的辨析中，其实很明显地发现学者们在运用各种方法解释《诗经》时所出现的问题。在针对某一问题研究时，新方法往往能创造出新的研究领域，为研究带来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人们在开拓和研习过程中，一定不要忽视研究对象本身。一种新方法和新理念的开拓，可以对以往进行推翻，但是在进行评价或批判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对于传统的审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辨析新旧关系，传统的方法和理念既然能传承上千年不废，我们在做研究时就要更加谨慎，不要一味地指责过去的僵化，而是要想清楚先前学者们愿意将其传承的深层原因。单就《诗经》的研究来说，文学视角和教化视角是最为重要的两个阐释方向。这两种研究倾向在发展过程中有对立也有联系。从研究方法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接受的变化，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现在国家开始提倡传统经典，那么当前在研究《诗经》时是否也该对传统的诗教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对于《诗经》本来的性质，现在学术界也并不是完全将其视为文学作品，即便是文学作品，那么承担社会教化功用是否也是应有之义？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对教化视角和文学视角进行辨析，实际上也是为了使人们在面对这些传统经典时能够重视传统的研究方法，既能古今结合，也能考虑到研究的社会背景。能够全面地把握住这样的方法理念，不偏不倚，客观地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当前社会，才是研究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 何晏、邢昺等《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阳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说鱼》，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方玉润《诗经原始·芣苢》，中华书局1986年。

[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

[5] 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