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剑浩 熊为国 (1.南昌市第六医院 南昌330000;2.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 南昌330000)

“意疗”，又称为“心疗”，也就是中医的心理疗法，是指不用药物、针灸、手术等“有形”的治疗手段，而借助于语言、行为以及特意安排的场景等来影响患者的心理活动，唤起患者防治疾病的积极因素，促进或调整机体的功能活动，从而达到治疗或康复作用的方法［1］。

吴鞠通，名瑭(1758—1836年)，江苏淮阴人，是清代着名医学家，创立温病三焦辨证理论体系，被后世誉为温病四大家之一。然今人唯在其温病学理论上阐述颇多，而在其运用意疗方面探索甚少。其实吴氏不仅精通温病，同时又是善于运用意疗治疗沉疴痼疾的大师。在《吴鞠通医案》中，记载了吴氏药疗和意疗相结合的诸多验案，疗效卓着，颇具特色。笔者不揣固陋，择选《吴鞠通医案》中的典型案例作简要探讨，俾后学得窥其意疗思想之一斑。

1 劝说开导，承于《内经》

劝说开导是针对患者的病情及其心理状态﹑情感障碍等，采取语言交谈的方式进行疏导，以消除其致病心因，纠正其不良情绪和情感活动等的一种意疗方法。《灵枢·师传》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吴氏很好的继承了《内经》的意疗思想，并且在临床实践中运用娴熟。

郭氏案:先是郭氏丧夫于二百里外其祖墓之侧，郭氏携子奔丧，饥不欲食，寒不欲衣，悲痛太过，葬后庐墓百日，席地而卧，哭泣不休，食少衣薄，回家后致成单腹胀……余思无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必得开其愚蒙，使情志畅遂，方可冀见效于万一。因问曰:“汝之痛心疾首十倍于常人者何故?”伊答曰:“夫死不可复生，所遗二子，恐难成立。”余曰:“汝何不明之甚也……汝子之父已死，汝子已失其萌，汝再死，汝子岂不更无所赖乎?汝之死，汝之病，不惟无益于夫，而反重害其子。害其子，不惟无益于子，而且大失夫心。汝此刻欲尽妇人之道，必体亡夫之心，尽教子之职，汝必不可死也。不可死，且不可病。不可病，必得开怀畅遂而后可愈。”伊闻余言，大笑。余曰:“笑则生矣。”伊云:“自此之后，吾不惟不哭，并不敢忧思，一味以喜乐从事，但求其得生以育吾儿而已。”余曰:“汝自欲生则生矣。”于是为之立开郁方，十数剂而收全功［2］。

按:郭氏丧夫，悲伤过度，加之饥寒交迫，而致单腹胀。吴氏察脉辨证，分析病情后，认为“必得开其愚蒙，使情志畅遂，方可冀见效于万一。”于是用言语说理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劝说开导。设身处地的分析了郭氏所处的境遇，巧妙地将患者的痛苦，转变为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动力，变消极心理为积极心理，使患者心悦诚服，增强了抗病的信心，从此“不惟不哭，并不敢忧思，一味以喜乐从事。”在有效运用意疗的基础上，配合开郁方，而收全功。正所谓“善医着，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

《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吴氏深得《内经》奥义，十分重视劝说开导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的作用。他曾深有体会地指出:“难治之人，难治之病，须凭三寸不烂之舌以治之。”“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振惊之，危言以悚惧之，必使之心悦情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吴氏的深刻见解和丰富的意疗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发掘整理，并与今天的中医通道共研。

2 移情易性胜于药饵

移情易性，也就是转移注意，是通过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或通过精神转移，改变患者内心虑恋的指向性，从而排遣情思，改变心态，以治疗由情志因素所引起疾病的一种意疗方法。历代医家皆十分重视移情易性的治疗方法。《续名医类案》云:“失志不遂之病，非排遣性情不可”，“虑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叶天士更是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明确指出“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而吴鞠通运用移情易性之法，亦是得心应手。

陈氏案:酒客不戒于怒，致成噎食，其势已成，非急急离家，玩游山水，开怀畅遂，断不为功。盖无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与进退黄连汤法［2］。

按:噎食，属中医“风、劳、鼓、膈”四大证之一。本病的形成，情志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案患者嗜酒，且不戒恼怒，而成噎食之证。吴鞠通分析病情以情志障碍为主，认为“无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治疗上采取心药结合的疗法，“急急离家，玩游山水，开怀畅遂”并配合黄连汤等药物以取效。吴氏这种通过游山玩水来舒畅情志，祛邪除疾的方法，属中医移情易性的意疗方法。清代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曾对这种意疗方法作出了很好的诠释:“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人无不在外治调摄中，持习焉不察耳。”在心身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影响疾病的境遇或情感因素常成为患者心身机能的刺激灶，使心身机能日趋紊乱，而这种紊乱又强化着这类刺激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使病症迁延难愈。对此，可借助移情易性转移注意的疗法，有意识地转移患者的注意中心，以消除或减弱它的劣性刺激作用。患者纵情于山水，丢掉了思想包袱，则病自向愈。由是观之，“玩游山水”犹如一剂良方妙药，它转移人的情性，使心身得到调养。

3 行为疗法根于文化

中医把各种心理疾病和躯体症状看成是异常行为，认为可以通过中医治疗手段来调整和改造，以建立新的健康行为。中医行为疗法与现代行为疗法有相似之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吴氏对行为疗法具有独到的见解，堪称运用行为疗法之典范，后学若能隅反，必将受益匪浅。

章氏案:先是二月间病神识恍惚，误服肉桂、熟地等补药，因而大狂。余于三月间用极苦以折其上盛之威，间服芳香开心包，医治三十日而愈。但脉仍洪数，余嘱其戒酒肉……至午节大开酒肉，于是狂不可当，足臭远闻至邻，不时脱净衣裤，上大街，一二男子不能搏之使回。……延至六月十六日午刻，复自撕碎其裤，人不及防，而出大门矣。……此症非打之使极痛，令其自着裤不可。盖羞恶之心，亦统于仁，能仁则不忍，忍则不仁，不仁之至，羞恶全丧。打之极痛，则不能忍，不忍而仁心复，仁心复，而羞恶之心亦复矣。……于是以小竹板责其腿，令着裤，彼知痛后而自着衣，着后稍明。次月十七日立秋，余与大剂苦药一帖而全愈。盖责打之功，与天时秋金之气，药之力，相须而成功也。后以专翕大生膏而收全功［2］。

按:此案吴鞠通成功运用于中医行为疗法中的责打法。责打法是指发病之时，用棍痛责，或掌其面与嘴，目的是“使之思痛而失欲也”，即以痛苦的刺激矫正变态行为。章姓患者病狂，吴氏用极苦寒之剂，愈而又发，“狂不可当，足臭运闻至邻，不时脱净衣裤子大街”。吴氏认为“羞恶之心，亦统于仁”，故必须使其“仁心复而羞恶之心亦复矣”。于是用小竹板责打其腿使极痛，患者知痛后自着衣，然后神志渐明。再配合大剂苦药一剂而愈。吴氏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出发，运用朴素辩证法，对患者施以适当的惩罚，把症状和不愉快的体验结合起来，使患者产生强烈的躲避倾向及明显的身体不适感觉，从而使病态行为得以矫正。这一生动的案例提示我们，要做好中医的心理治疗，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中医功底，还要注意地域文化背景、伦理道德观念的差异，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

4 结语

吴鞠通以擅长温病而着称于世，后世在研究吴氏学术思想时，多评论其温病学方面的成就，而较少提及他对中医心理学的贡献。其实吴氏博通诸科，尤其善用意疗疗法。吴氏认为，在诊治过程中，“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所由来，使病人知之”。若不先告之病由，晓以利害，畅其情志，戒其酒色，调其饮食，则药物很难奏功。所以然者，“无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因此，他常嘱咐病人“调情志，切戒恼怒”，倘“不能宽怀消怒，不必服药”。此外，在心理治疗的具体运用中，吴鞠通善于意疗与药疗相结合，故治疗难治之人，难治之病，每见奇效。他曾深有感触的说:“余一生得力于此不少。”可见，吴氏之所以临证疗效卓着，与其重视意疗疗法，采用综合的整体治疗是分不开的。

中医学早在《内经》时代就建立了以古典哲学为基础的类似“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一曰治神，二曰知养生，三曰知毒药为真。”把心理疗法放在比药物疗法还要重要的位置，认为治心重于治疾，重视心理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在致病中的作用。《医方考》曰:“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须以情胜，《内经》一言，百代宗之，是无形之药也。”吴氏深明《内经》之旨，在长期的诊疗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意疗经验。尽管这些心理疗法有着较为明显的自发性和经验性，还不够系统完整，但仍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方面，值得现代心理治疗借鉴和吸收。深入研究吴鞠通的意疗思想，对于丰富中医的治疗手段，建立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疗法及完善现代心理治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董湘玉，李琳.中医心理学基础［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3.

［2］吴鞠通.吴鞠通医案//李刘坤.吴鞠通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270，292，25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