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 赢，张 锁，刘 钰，师建平△，赵 军，焦雨琦，李月炜

1 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100；2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和”思想指导劳动人民创造古代文明，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和”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被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和”文化也指导中医认识疾病状态、治未病、确立治法、拟定方药、预测疾病预后状态等，可见中医诊疗过程处处有“和”思想的缩影。

1 “和法”的理论源流

1.1 “和法”的形成“和法”虽然在《黄帝内经》中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和”的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素问·调经论篇》云：“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由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从病因方面指出疾病由气血、阴阳、脏腑、经络不和所致；《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必失五脏，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从整体和局部治法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治疗措施；《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中“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是“和法”的理论源泉，指出了人类最终的追求状态是“阴平阳秘”。此外，《黄帝内经》还提出了和营卫、和情志等方法，重视整体的平衡和协调性，也为临床治疗多因素、多系统和病理不明疾病提供了思路［1］。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和法”思想来源于《黄帝内经》，主要体现于临床应用中。《伤寒论》第59 条文中有“和则愈，不和则不愈”，还有“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等条文。可以感受到张仲景注重对临床疗效的观察并以此准确判断预后情况，指导疾病治疗。此外，张仲景还认为健康在于和，疾病于不和，在论治中本于求和提出了大量的具体和法治则，如：调和营卫、和解少阳、和解表里、调和胃肠、调和肝脾等。

综上论述，“和法”的基本思想起源于《黄帝内经》，张仲景继承和发展了“和法”，推动了“和法”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和法”的理论基础，为历代医家发展“和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

1.2 “和法”的发展过程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的鼎盛繁荣时期，不同学派的医家创作了大量的医学着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和法”的发展［2］。成无己在继承张仲景“和”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和法”，指出了半表半里证的方剂小柴胡汤。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论述：“太阳转入少阳，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也……与小柴胡汤和解之。”在《伤寒明理论》中有“半表半里，即非发汗以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为和解表里之剂也”。对狭义“和法”进行了准确定义，在一定方面促进了中医“和法”的发展，丰富了“和法”体系。

1.3 “和法”的成熟期明清时期，“和法”涵义被进一步扩大，成为“伤寒五法”“伤寒六法”，张景岳仿兵家思想，提出“八阵”将和法纳入其中，并提出“和其不和”的思想，后续戴天章、汪昂等人进一步使“和法”得到发展与继承。程钟龄《医学心悟》中有“有清而和者，由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论述了“和法”的具体应用，并正式提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8 种治法，明确将“和”法确立为论治方法之一。

此后，近现代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和法”，蒲辅周先生认为“和法”有和缓疏解之意，适用于表里寒热虚实错杂、脏腑气血津液偏颇之证，任应秋老先生认为“和法”有调理之意，适应于正气不强、邪气不盛之证。《方剂学》教材大多将“和法”分为广义“和法”和狭义“和法”两类，狭义“和法”指和解少阳，专治邪在半表半里的少阳证；广义“和法”是一种既能祛除病邪，又能调整脏腑功能的治法。

综上所述，“和法”源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定型于《医学心悟》，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各代医家也深入表述了自己的见解，使得“和法”的相关理论在当代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走向成熟。

2 “和法”在现代中医临床中的应用

2.1 肺系病证肺位居上焦，为清虚之脏，肺体娇嫩，易受外邪侵袭，肺系疾病病机复杂，常常伴气滞、血瘀、痰凝等标实之证，大多有病程较长反复发作的特点。肺不耐寒热，“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素问·咳论篇》云：“肺病不已，则大肠受之。”肺与大肠相表里，肺失宣降易导致大肠传导失司，两者互相影响，互为致病因素，治疗时应解表清里，宣畅肺气，疏通大肠腑气，使表里和。外邪致病，上先犯肺，肺病反复发作，易产痰、瘀等病理产物，日久郁而化热，导致肾阳亏虚，下元虚冷，治疗应注重寒温并用；生痰导致脾虚之症，甚或脾肾阳虚，影响肺朝百脉功能，使得瘀血内停发为肺胀，治疗应注意补泻兼施，培土生金，活血化瘀，清热化痰。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易出现肾不纳气之证，治疗还应注意调节气机，平其亢逆［3-5］。王曦星教授认为肺癌发病本虚标实，诸般不和，发病初期调寒热散毒结以解标实，围放化疗期滋肺阴祛痰热，疾病末期以调脏腑本虚证，三期疗法补泄同施，调和阴阳、寒热，实现带瘤生存，疗效稳定，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6］。

2.2 脾胃病证脾胃居于中焦，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燥一湿，是气机升降之枢纽，其调节气机重要性不言而喻。叶天士指出：“脾胃致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固当详辨，其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脾气升胃气降，在治疗中应注意调理脾胃气机，升降并用。《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中有“阳道实，阴道虚”，阳明胃是六腑之一，以通降为顺，太阴脾属五脏以升为健，脾胃同病多虚实错杂，故以通降补胃，以升提健脾，通补兼施以恢复脾胃气机；胃易燥热，脾湿易伤阳，还应做到寒热并用，燥湿并济［7-8］。例如，功能性胃肠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FGIDs）症状多样，常伴有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症状重叠，但却是中医优势病种之一，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和的方法调整脏腑、气血、阴阳、寒热等，具体方法有调和脾胃、调和肝脾、调和气血、和解少阳、平调寒热，一种或多种和法同时应用，多维度治疗FGIDs 症状重叠，具有见效快痛苦小的特点［9］。

2.3 肝胆病证中医学认为肝主疏泄能调畅全身气机，脾胃是全身气机升降枢纽，肝脾功能协调使得全身气机升降有序。肝之疏泄正常，脾胃气机升降、消化功能正常，气血津液生成、输布正常，否则易形成肝郁脾虚之证，出现胁痛、腹泻、嗳气等肝气犯胃症状；肝主藏血，“体阴而用阳”，并依赖于疏泄作用维持血液正常运行，使得全身气血调和，否则影响脾胃升清降浊、化生气血，聚湿生痰，甚或形成血瘀征象，因此治疗时应注意调和气血；“肝者贯阴阳”，肝肾同源，肝属木肾属水，肾水足能涵养肝木，肝木盛可奉肾，两者相互为用，保持平衡，否则易发生阴不制阳的实热证或阴不敛阳的虚热证候［10］。

综上所述，治疗肝胆系统病证应注意调和肝脾、调和气血、调节阴阳。王教授认为肝癌可涉及脾、胃、肾等多脏，病机主要表现为“不和”，提出“肝癌四期”疗法，发病初期表现为肝胃不和，中期主要为肝脾不和，中晚期出现肝、脾、胃3 脏不和，后期易出现肝脾肾不和，尤以肝脾为主，与之对应的治疗四法是调和肝胃法、调和肝脾法、调和脾胃（利水）法、调和肝肾/脾法，灵活运用和法可快速恢复机体平和状态［11］。

2.4 心系病证心主血脉藏神，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不得血则血无所依，血不得气则血不得通［12-13］，容易出现心脉失养的心悸怔忡、心神失养的失眠健忘或心血瘀阻的胸痹等表现，甚则与其他脏腑兼夹不和之证，因此临证时应注意和气血、和血脉。现代临床研究发现，双心疾病在中医学中强调心身一体，在诊断中以阴阳为纲，在治疗中以“和法”为中心，温养气血、活血安神，并辅助心理疗法，以实现双心健康［14］。

2.5 肾系病证肾藏精气而主水，是藏精泄浊之总汇，藏泄互用，生理状态之下能保持藏精与泄浊的动态平衡，当肾功能损伤后藏泄失常，内不藏精，精气外泄，外不能排泄浊毒而致水湿、浊毒瘀于体内，反复发作，病程长而久病入络，损伤肾络，故在治疗时应注意运用和法和络渗湿，调和肾脏，补泄同施，泄浊解毒［15］。例如，黄文政教授在治疗慢性肾脏病时擅长运用和法，疏利三焦和解少阳清湿热，调和脾胃梳理气机以升清降浊，藏泄并用以和调肾脏，治疗慢性肾衰竭、痛风性肾病、慢性肾炎等疾病，疗效甚佳［16］。

2.6 其他病证

2.6.1 虚劳证虚劳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气血、阴阳、脏腑功能失调的一种慢性衰弱性疾病，治疗时应注意标本缓急程度，调和阴阳、营卫、气血、脏腑等［17-18］，可用于指导急性心力衰竭迁延期、重症肺炎迁延期等多种虚劳性疾病的治疗［19-20］。

2.6.2 过敏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属于典型的Ⅰ类变态反应，常见病症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荨麻疹、过敏性肠炎等，病因有外邪侵犯卫表、肺卫或肌表受邪侵犯胃肠，可通过调和营卫，固表祛邪或和解正邪治疗［21-22］。

3 讨论

“和法”不仅是一种治法，包括和解法与调和法，更是一种思想，指导中医学在临床诊疗中注重调整脏腑功能、调节气血、阴阳平衡，使之处于“阴平阳秘”状态，维持机体稳态。虽然临床应用较为普遍，但是“和法”思想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以便更多地应用于临床各科治疗病机相对复杂的多系统、多因素病症或病因病机尚不明晰的疑难杂病，更好服务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