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泓,张其成

(1.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029;2.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医医院,北京 100043)

《黄帝内经》“应时”思想溯源于易*

李鸿泓1,2,张其成1,△

(1.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029;2.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医医院,北京 100043)

《黄帝内经》构建了一个“四时五藏阴阳”(《素问·经脉别论》)为核心的生命巨系统,“五脏应四时”(《素问·金匮真言论》)更是贯穿通篇的主线。而“时”正是《周易》中最为重要的哲学概念,故从《周易》溯源紧紧围绕“时”与“位”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应时”思想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范畴进行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圜道时观”的运行法则,揭示宇宙生命的圜道规律。

《黄帝内经》;时;位;应时;溯源;易

《黄帝内经》一书构建了一个“四时五藏阴阳”(《素问·经脉别论》)为核心、“五运更始、上应天期”(《素问·气交变大论》)的生命巨系统。在《黄帝内经》的理论框架中,从藏象、经络、气血津液到病因、发病、病机、养生及“五脏应四时”(《素问·金匮真言论》)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推而上之,“应时”思想其源甚古,可远溯至上古时代,“民以四时寒暑日月之行知天”(《吕氏春秋·不苟论》)。从文献来看,“应时”一词首先出自《庄子外篇·天运》“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较庄子稍晚的《荀子·天论》中也谈到“望时而待之,熟与应时而使之”?而《周易》无疑是先秦古籍中最集中而深致地论述时间问题的一部典籍[1]。“时”是《周易》中最为重要的哲学概念,整部《周易》中共出现58次之多。尽管“时”在《易经》中只出现1处“归妹愆期,迟归有时”(《易经·归妹》九四爻),但64卦的每一卦、每一爻均与“时”密切相关。《易传·系辞上》云:“变通莫大乎四时。”在《易传》的彖辞中,常有与“时”有关的赞叹性表述:“时大矣哉”!“时用大矣哉”!“时义大矣哉”!不仅如此,历代易学大家对《易传》“时”观都推崇备至。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中所言:“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北宋着名的易学家程颐认为:“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朱熹进一步指出:“易也,时也,道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变易无常者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元代大儒吴澄也认为:“时之为时,莫备于《易》。”明代经学大师蔡清作《易经蒙引》归纳为:“《易》道只是时。”清代易学家惠栋[2]亦断言:“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近哲方东美先生更是以“时间之真性寓诸变,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概括易学变通之道[3]。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其“应时”思想展开论述。

1 时位合一,以时统位

“时”与“位”均是《周易》中的核心概念范畴,《黄帝内经》为何独言“应时”而不言“应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与方位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研究“应时”思想,“时”与“位”之间的关系须作深入辨析。

1.1 “时”与“位”内在统一

首先,“时”与“位”内在统一,言时而位在其中,言位而时在其中。“位”包括八卦卦位与六爻爻位,在《易传·说卦传》中,无论是相对而生的天地卦位,还是顺向而行的离震卦位,时序与方位都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显示了“时”与“位”的内在统一性。就六爻爻位而论,时与位亦为一体,故“六位时成”,“与时行也”(《易传·彖传》)。

这一点也可以从自然的时、位测定之初来参详。从《观卦·象传》中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与《贲卦·象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可以看出,《周易》“时”观的主要来源是基于“观天文”与“察四时”的方法。古代先民“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周礼·考工记·匠人》)。当他们立表观测太阳东升西降的日影时,当他们深夜目测极星方位时,东、西与旦、昏的概念是同时获得的。在四方正位建立之后,古人在长期的观测活动中会逐渐发现,在春分、秋分日,太阳东升与西降的方向分别居于正东、正西;夏至时日中日影最短,冬至时日中日影最长,于是东、西、南、北四正位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主气得到了内在的统一[4],故言时而位在其中。

1.2 时重于位,时可统位

更为重要的是独言“应时”不言“应位”,是由于时重于位,时可统位。在爻位得正甚至得中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凶”的占辞。如节卦九二爻的“不出门庭,凶”,《小象传》解释为“失时极也”。而上爻位虽代表事物的终了,多属“盈不可久也”,“消不久也”,在履卦、井卦中却出现了“元吉”的占辞,究其原因,惟有当其事得其时而已。不仅如此,对于从爻位的“乘”、“承”、“比”、“应”难以解释的爻辞,几乎均可以从“趋时”的角度得到合理解答。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时间和整体为本位”[5],以时间统摄方位的时间性思维作为其基本特征。依时而行的生产方式、应时而动的政治原则、与时相随的思想方法,是中国古典哲学“时间看待世界”的显着特征[6]。

1.3 时、位与象、数、辞

通过以上分析,“时”作为《周易》的核心范畴更加明矣。从《周易》的三大构成形式来看,“象”、“数”、“辞”皆是对“以时统位”的具体描述。“辞”无疑是时、位的文字化表达,象是时、位的图像化表达,数则是时、位的数字化表达。象、数本为一体的两面,“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传·系辞下》)。“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易传·说卦》)。二者由此达彼、由彼及此,“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传·系辞上》)。“象”表达的是“以时统位”的意象性与分布性,“数”表达的是时位上的确定性与排列性。它不同于西方的数学概念,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7]。

2 与“应时”思想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范畴

《周易》虽无“应时”一词,但“应时”思想无处不在。在《易传》中,“察时”、“明时”、“待时”、“随时”、“趋时”、“时中”、“时成”、“时行”、“时发”、“时义”、“时用”等术语屡屡出现,这些术语与“应时”思想都是以“时”作为概念内涵,他们之间究竟有何异同,彼此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尚需进一步深思明辨。

“察时”出自《贲卦·彖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明时”出自《革卦·象传》中的“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待时”出自《易传·系辞传下》所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察时”、“明时”、“待时”之含义,因其词首动词不同而各异。“察”意为“复审也”(《说文》);“明”意谓“昭也,通也”(《广韵》)。“察时变”就是细审时令、时势发展的变化;“明时”即是通达时令、时势发展的规律。可见,“明时”是“察时”的结果。“待时”含义明确,意谓等待合宜的时机,显然只有“明时”才会“待时而动”,二者是一种条件关系。

“随时”出自《随卦·彖传》:“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说文》云:“随,从也。”《广雅》云:“随,顺也。”可见,“随时”就是顺应时势,即“应时”。

“趋时”出自《易传·系辞下》:“变通者,趋时者也。”《说文》云:“趋,走也。”疾行曰趋,疾趋曰走,所谓“趋时”就是跟上时机、适时而变,就是顺应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时机和形势[8],但并不离“应时”本义。

“时中”出自《蒙卦·彖传》之“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此“时中”显然不是程颐、朱熹眼中本体论意义上的“时中”。一般儒家对“时中”的解释,一是道德与行为上的“合乎时宜”,二是态度和方法上的“随时变通”。何谓“时中”?黄庆萱认为,人的行止动静与最佳时机相结合便是“时中”的实质[9]。成中英认为,“所谓‘时中’也就是与时相关联、相协调,且顺应于时”[10]。

“时成”出自《易传·彖传》之“六位时成”,“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节而四时成”。《礼记·礼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郑玄注曰:“中犹成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亦云:“中者,天下之所终也。”故知“时成”与“时中”义同。仔细玩味,其义更偏重于结果上的描述。

“时行”在《易传》中出现频次最高。“应乎天而时行”、“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与时行也”、“时行则行”、“与时俱行”、“与时偕行”等,其义为依照当下的时机、时势采取合宜的行动,与“应时”如出一辙。

至于“时发”,出自《坤卦·象传》之“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诗经·东方之日》云:“履我发号。”毛传释为“发,行也。”故知“时发”“时行”同义。

“时义”、“时用”两词作为《易传》中的赞叹性表述,其义皆与“应时”相近。“时义”,《释名》云:“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可见“时义”即是“时宜”。“时用”,《说文》云:“用,可施行也。”故“时用”意近“时行”。

综上,“随时”、“趋时”、“时中”、“时成”、“时行”、“时发”与“应时”含义基本相同。从文字训诂来看,这些词语正是“应时”思想的不同表述方式,均强调要顺应宇宙万物盈虚变化的时序法则。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来看,“察时”是“应时”的前提,“明时”是“应时”的基础,“待时”是“应时”的准备,“随时”、“趋时”是“应时”的运用,“时中”是“应时”的状态,“时成”是“应时”的结果,“时行”、“时发”是“应时”的行动。正如黄庆萱[9]所言:“于时间之知解,主由‘观天’、‘察时’而‘明时’;于时间之运用,主由‘待时’、‘与时偕行’而‘趣时’,以‘不失时’为最低限度。”

3 “时”的运行法则——圜道时观

既然《周易》通篇都是讲“应时”,那么其“时”是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来运行呢?不明乎此,则难以理解《黄帝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的时空演变模式,难以理解“一气周流,土枢四象”的五脏运转机制。一言以蔽之,圜行无端,周而复始,是谓“明时”。

3.1 圜道时观释义

虽然《周易》讲“圜”仅有“乾为天,为圜”(《易传·说卦传》)一处,该书却首次以符号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将圜道思想表达无遗。《周易》的“周”字就是指环绕运转。阮元《经籍肇诂》考证,周有“旋、环、绕”等义。如《礼记·玉藻》:“周还中规,折而中矩。”又如《九歌·湘君》“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易者,象也”。“天垂象,见吉凶”。“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易传·系辞》)。因而,“周易”本意即是指日月周期性圆运动所产生的变化。周期性圜运动的直观结果就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彖辞》)。“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传·系辞》)。

3.2 圜道时观的特点

《周易》的“时”观与现代物理“时”观不同,它取象于自然界的日月轮替、寒暑相移,是以如环无端、周而复始为特征的圜道时观。它兼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线性时观,更兼容空间与万象,不仅是宇宙时观,也是生命时观与价值时观。正如《吕氏春秋·圜道》所论述的那样:“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因此,《周易》中“时”的运行轨迹与运行特征非“圜道”不足以概括。太极图就是圜道时观的形象表述,张其成认为,太极图是易学的代表图式,反映了宇宙生命的圆形运动规律,是宇宙生命的最佳理论模型[11]。

圜道时观体现了宇宙、生命运动变化的运行规律,遥至元、会、运、世,近至年、月、日、时,不同的时间节律皆遵循圜道规律。故《易经·复卦》虽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实为圜道变化6个时段后的来复回归。十二消息卦不仅可以指代十二月、十二时,还可以指代人之不同生理阶段。因此,圜图只是圜道时观的意象描述,其实际描述当是一种螺旋式轨迹,由时辰螺旋至昼夜螺旋,再至月螺旋、年螺旋。如此渐次扩大,随线性时间的推移而延展,在每一层次的时间节律上都形成了一个螺旋状的圜。明乎此,则知圜道时观与线性时观并行不悖。诚如《大学》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无论圜道时观有多少层次,其运行特点同样可从三方面来加以概括:一是立象取意、整体描述的“简易性”;二是盈虚消长、屈伸变化的“变易性”;三是轮替法则、往来理序的“不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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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惠栋.易汉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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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中英.易学本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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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22.19

:A

:1006-3250(2015)07-0779-02

2015-05-17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中医理论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2013CB532001)

李鸿泓(1975-),男,山西高平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黄帝内经》理论框架的思想文化基础研究及中医内科疾病的临床与研究。

△通讯作者:张其成(1959-),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Tel:010-88982065,E-mail:zhangqicheng9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