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雅川，卢贺起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中医“肝肺气交”理论属于“阴阳五行”范畴，“五行”贯穿于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诊疗、方药配伍等各方面。每当谈起“五行”多从“人文”角度来分析，几乎很少考虑其“术数”问题。《素问·上古真天论》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对于此段论述，人们关注的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从整句看，“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应是指导具体饮食起居的准则。“法于阴阳”好理解，“和于术数”是什么？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戎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在这“茫然不知”的数百年后中医仍在发展，足以说明中医的根系不只依托在遥远星系，它还有永不消失、自然的、近身之根。
1 音之数
乐音是具有一定周期规律的振动声。一个发声体可以产生许多不同振动频率的声，整体振动产生最低频率的音称为“基音”，“基音”的振动波叫“基波”。其他振动频率虽然存在，但都融会整合到以“基音”为主的合声振动的频率中，其中那些能很好地与“基音”频率合拍振动的音叫“谐音”，该振动波叫“谐波”。以一条弦来说，无论“基波”还是“谐波”，都是物理上的“驻波”。确定音程高低的规律叫“音律”，历史上有4种方法确定“音律”，它们是“三分损益律”“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我国传统定音律的方法为“三分损益法”，当代通用“十二平均律”[1]。“十二平均律”最先普及于西方，但最早出现在我国明朝，由朱载堉用横跨81档特大算盘进行开方运算得出，并认为“律也者，数度之学也”(《律吕精义》)。他虽然提出“十二平均律”，但对“三分损益律”非常敬重。他在《律学新说·论准徽与琴徽不同第十》中写到：“问曰：律位既不对徽，移徽以就律位可乎？答曰：不可也。琴中有徽，譬犹天之赤道；徽间有律，譬犹日之黄道。圣人制作，各主一理，并行而不相悖。[2]”
“三分损益律”不知产于何时。《史记·夏本纪》有“声为律，身为度”的记载，这是大禹时代古人对音乐“以耳齐声”“以身度律”的描述，可知古人听觉的敏感与“同身寸”的应用之久之广。春秋战国的《管子·地员》中述：“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这便是“三分损益法”生成宫、商、角、徵、羽的完整论述。其生成顺序：宫→徵→商→羽→角，音程由低到高的顺序：徵→羽→宫→商→角；相应的简谱音名为“5、6、1、2、3”。《管子·地员》采用“先益后损”，《吕氏春秋·音律》和《史记·律书》等皆采用“先损后益”，其生成顺序仍是宫→徵→商→羽→角，音程则由底到高的顺序是宫→商→角→徵→羽，相应的简谱音名为“1、2、3、5、6”[3]。
无论五音七声还是自然十二律，都以五音为基础，按“三分损益”法求得。无论“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都以“黄钟”九九八十一为始。“自然十二律”生成的顺序为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音程顺序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上述12个音数中，只有黄钟、太簇、姑洗、林钟、南吕5个音是整数，它们即是宫、商、角、徵、羽五正音，是最和谐的音。从生成看，它们是排列在前面先出来；从音律看，它们均匀地散在各音频之中，好像有意将分数的音频拉回到整数中，它们起到“节点”的作用。
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说：“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盈丈之弦，其节亦十三；盈尺之弦，其节亦十三，故琴以为十三为徽。不独弦如此，金石亦然……石无大小，有韵处亦不过十三，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乐器，都曾自然地应用五音阶。我国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距今已九千年，证明“五声音阶在新石器时期的初期就已出现”[4]。《淮南鸿烈·主术训》说：“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若说“声乐生于风”这不难理解，说“律生于风”这就不只是感性认识了。乐官伶州鸠说“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国语·周语》)。可见“律”虽用于人事，但出于自然之“率”以是亘古之事。
2 “音之数”与《易经》
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易经》对中医理论的影响是多方面，根深蒂固。它们都有河图、洛书之源，阴阳五行之理，“天人合一”之思等，这些内容至今仍被大家所熟悉，在此不再赘述。但它们与音之间的关系，现在却少有论之。
如九为阳爻、六为阴爻是与音的生成之数有关，在整个十二律吕中，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五音皆为阳律，但在五音范围内，黄钟为阳之首，林钟为阴之首。黄钟八十一为九九，林钟十四为九六，故有九阳、六阴之说。此内容与中医运气理论合吻。
易经的“元亨利贞”强调 “阴阳相摩”“如环无端”，音律的“九九归一”强调“左右逢源”“周而复始”，两者可谓“异曲同工”。音律是一种模式性的循环，属于典型的“求同余式”，易经“大衍术”的实质也是“求同余式”。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将“大衍”发展成“大衍求一术”，被西方数学界公认为“中国剩余定理”[5-6]。中医基础理论中“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皆有不同形式的“求同余式”，此内容与中医思维方法紧密相关。
3 “音之数”与中医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是阴阳五行，在讨论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处方、用药等，皆离不开阴阳五行。正如宋徽宗赵佶所言：“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孰为此者，理之自然也……达自然之理，以合自然之宜，故能优游于望闻问切之间，而坐收全功(《圣济经》)。”
阴阳五行可以画成外圆内五角的图形，也可如“黄帝内经·九宫八风图”那样，脾居中，肝、肺、心、肾在四周。前者更适用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后者更适用于五行的自然生理。“九宫八风图”与古代观星制历及尊“黄钟为本”的文化理念密切相关。《汉书·律历志》说：“宫者，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之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肝在音为角；心在音为徵；脾在音为宫；肺在音为商；肾在音为羽。”且“脾居中央，灌溉四旁”。若以五音配五藏、五行、五方、五季，应有宫-脾-土-中-四季，商-肺-金-西-秋，角-肝-木-春-东，徵-心-火-南-夏，羽-肾-水-冬-北。从上述音律的生成得知，黄钟、太簇、姑洗、林钟、南吕相当于宫、商、角、徵、羽5个节点，5个节点的距离有特点，商、角与宫间隔1个音，徵、羽与宫间隔2个音，这是个对称的非正圆图[7]。
对称的圆图可以转化为正弦波图。上述五行圆图化为正弦波，横坐标：脾土居中，左肝、右肺；纵坐标：脾土居中，上徵、下羽。以正弦波分析，左肝右肺定频率，上心下肾定幅度，脾位中央置稳点。稳点很重要，需要按时维护，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有稳定整体弦形的作用；幅度是强度，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心不受邪”，心肾具有“先天禀赋”的定力；频率是音调，是决定“谐振”及“感应”程度的关键所在，它需要与时与事互动，故时时处于变动中。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肝主疏泄、主风”“肺主治节、为娇藏”，肝肺皆易受“风”的影响。肝病多“风”，肺易受“风”。起点、节点若失准，必失正常的感应与和谐。所以当先后天不存在大变态时，最容易发生病变的位点就是“肝主疏泄”的刚柔度和“肺主治节”的准确度，最容易发生紊乱的核心是“肝肺气交”协调度。《素问·天元纪大论》：“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人与自然界相通，人体气机无不应天地之气升降而上下，脏腑之气无不应人体之气升降而运动，有如琴弦必随外界的风动而发音。弦的感应是否正常、音是否和谐，必与弦的准律有关，与整体琴弦间自身频率有关。所以是否和谐，不单是琴的结构问题，更需要琴弦间的配合，需要音调与环境的迎合，而这些很难单以结构是否完整论优良。
中医临床效果证实中医理论合理性的存在，但单纯的分解物原思维很难解答中医的合理性，因为该思维缺乏“弦”的和谐内容，而这些正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根本区别，是医学中常见“易感性”的原因所在。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复合“谐振”，“谐振”的频率及复合内容的节点不同将产生不同的感应，呈现不同的“易感性”，这是自然现象的铁律。中医学应该将“超弦”理论纳入其中，虽然“超弦”理论本身尚未成熟，但这不影响应用该思维框架阐述中医已有的、用之有效的理论，并在此框架下不断扩大探索中医特有的临床诊疗方案及方药的自然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