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琰，贾思琦，文 庠△

(1.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南京 210023；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几千年来，中医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中医学的辨证思维是一种发散性思维，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因此医家在组方过程中对药物的选择、配伍与剂量会不尽相同，方剂的数量也不可胜数。这些医方是人民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过程中留下的宝贵经验，虽然疗效显着，享誉一方，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传播范围比较局限，瑰宝价值尚未彰显，甚至还有失传的可能。因此，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医方亟需挖掘和保护。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重大疫情和缺医少药的医疗困境面前，广大医者以及秘方的拥有者自发地将自己所掌握的秘方、医技和珍贵医学文献贡献出来，不仅推动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而且为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学奖，《中华人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与施行，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值此之际，有必要对中医“献方”活动的历史进行简单的梳理，回溯昨天的历史是为了借古开今，给当代中医发展以启迪。

1 “献方”发展的历史流变

1.1 先秦时期

“献方”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丛子》记载：“宰我使于齐而反，见夫子曰：梁邱据遇虺毒，三旬而后瘳，朝齐君，齐君会大夫众宾而庆焉。弟子与在宾列，大夫众宾并复献攻疗之方……夫子曰：“汝说非也，夫三折肱为良医，梁邱子遇虺毒而获疗，犹有与之同疾者，必问所以巳之之方焉。众人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巳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称其良也。且以参据所以巳之之方优劣耳。[1]”这不仅提到齐国已经出现了献方活动，而且孔子之言更加指明了献方的实用性和必要性，并由此衍生出“三折肱为良医”这一成语，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意识地收集验方,并以“献方”的形式进行传播[2]。

1.2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献方”活动。汉武帝时期，“献方”成为一种加官进爵的捷径。《史记·封禅书》曰：“以二千户封栾大为乐通后……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3]”这里的“禁方”指的是秘而不传的方或术，栾大的事迹也带动一大批人效仿。从武威汉代医简中可以发现，在东汉时期地方会向朝廷进献病方，其中“东海白水侯所奏方”流传后世并且在临床中被广泛应用。

1.3 宋以后

宋代，朝廷对医学文献和医方更加重视，征集也变得常态化。宋朝皇帝曾多次下发诏书征集医学文献以及医方，并对进献者许以出身、官职和金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载)太宗的诏令颁布：“未几，徐州民张成象以献医书补翰林医学……自是诱致来者，所获颇众。[4]”“朱肱……潜心二十年而《活人书》成，道君朝诣阙投进，得医学博士”[5]。“太平兴国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谒见。咸平(998～1003年)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6]。张成象、朱肱、洪蕴等人响应朝廷的号召积极献方，获得了相应的官职以及个人利益。

古代的“献方”活动，大多带有功利性色彩。虽然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是权力机构对医方、医书的征召，使一部分疗效显着的民间医药进入宫廷并被吸收采纳，大量的医学珍本、秘本也得以重见天日，有利于中医药理论的传承与不断补充完善。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当时，“献方”也将比较分散的医疗资源进行了一定限度的集中，国家对这些医疗资源合理、有效的调配，为统治者实施仁政、巩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1.4 新中国以来

延安时期，边区根据地缺医少药、疫病横行的问题十分突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医献方活动逐渐展开。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及中西医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与会中医献出治疗夜盲症、腹痛、心痛、花柳等疾病的“祖传秘方”10余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工作中的第一次公开献方[7]。

1954年后，随着“正确的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医从业者“重获解放”，中医纷纷用献方表达喜悦和感激之情[8]。期间，《子午流注环周图》等一批珍贵的文献、秘方相继被中医业者献出。1958年11月17日，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会议中作出开展群众性采集秘方、验方运动的决定。“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配合此次会议也在保定召开，展览会展出了河北省发掘收集的民间单方、验方和秘方，为各地开展献方活动起到了示范作用。

此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献方运动正式拉开序幕。献方人员扩展至广大人民群众，献方数量数以万计。运动中收集到许多效如桴鼓的医方，如承德名医盛子章将自己研制的治疗梅毒的病方“清血搜毒丸”“三仙丹”“漱口灵”全部无偿捐献出来。卫生部将盛子章的秘方印发全国推广，各省市自治区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扑灭了梅毒，1964年我国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成为无梅毒的国家”[9]。1970年5月，秭归县民卫局召开全县草医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共献方478个”[10]。1975年9月《全国中草药汇编》出版，这本书的组织和编写工作由卫生部直接领导，调动全国有关人员上下结合，通力协作，各地毫无保留地献方献药[11]。这些病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在我国的卫生事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献方”热潮退去后，中医界的献方趋于稳定。近些年，献方大多发生在重大疫情之后，献方主体以中医业者为主，内容比较有针对性，展现出中医在防病治病方面的优势。非典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起草制订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受理群众为中医防治非典型肺炎献方献策的管理办法(试行)》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受理群众为中医防治非典型肺炎献方献策的管理办法(试行)补充规定》[12]，受理各界献方，为抗击非典做出了贡献。

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颁布，法案第五章、第三十九条写道：国家鼓励组织和个人捐献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诊疗方法和技术[13]。将鼓励献方载入法案，显示出国家对献方活动的支持以及对其价值的肯定，也表明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群众。

新中国成立后献方活动中捐献出的许多医方、医技凭借其简单方便、价格低廉、疗效显着、地域性强等优势，切实缓解了新中国初期各地缺医少药的现实问题，也体现出中医所具备的家国情怀。在此期间，众多濒临失传的珍贵文献与各地编撰成册的秘方、验方集，促进了中医学术的交流与发展，让中医学获得崭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

2 “献方”发展的当代进路

2.1 “献方”的必要性

“献方”有可能创造出新医学。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采集民间验方，发掘中医宝藏”。文章指出：“从医学研究工作来说，很多中医民间药方蕴藏有很多尚未被发现的理论和规律，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为中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探索的方向，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大量地掌握这些资料和历代医学家的经典着作，就有条件创造出我国的新医学”[14]，而这些尚未被发现的理论和规律恰恰是“献方”与一般的科研或临床活动相比的独特价值。

千年而下，“献方”活动无论是治病救灾、维护社会稳定，还是在推动中医药不断发展上，都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出较强的社会价值；“献方”过程中出现的秘方、验方、医技以及众多中医学着作，也可以作为中医药待开发的储备库，为中医药的开拓创新提供一个新的突围方向，显露出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医地位逐渐提高、中医需求日益旺盛的今天，不乏打着中医秘方旗号招摇撞骗的不法分子，消费和败坏中医名声。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些有着长期临床实践、疗效显着的秘方，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

2.2 “献方”发展的思考展望

2.2.1 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加强“献方”相关的制度建设，对相应的政策和法规继续补充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虽然鼓励献方，但并没有具体的指导规范，因此还需要相关人员对鼓励“献方”这一条目进行健全细化，特别是要为其开辟一条专属通道，使众多深藏民间的优秀医方的价值得以显现，让献方成为中医药界一个独特、稳定、长效运行的机制，配套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去伪存真，使人民群众享受到优质中医秘方带来的健康服务，推进健康中国向纵深处发展。

2.2.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某些秘方验方作为医者的经验总结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在鼓励献方过程中如何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值得思考的，而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也是必要的。同时某些秘方验方具有显着的临床疗效，但是不符合现代科学的验证，法律上不予保护，因此需要联合相关专家制定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和特色的知识产权法规，明晰权责，消除潜在献方者的顾虑，切实保障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2.2.3 构筑数据管理系统 建立“献方”相关数据管理系统。信息化时代，数据库的建设势在必行，对收集上来的秘方、验方以及医技应该录入相应数据库，将一些疗效明确的“献方”药物组成进行检索，与一些较为经典的名方进行比对，由此也可探知出部分医方的源流以及演变，为方剂学的研究提供资料。此外，为避免过去古籍传抄过程中因笔误等原因导致诸多争议类似情况的发生，应该丰富录入形式，除了文字还可以加入音频、视频等形式，以备校验。

数据管理系统建立完成后，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工具存在，要与广大医疗机构进行直接对接，加强互动性。数据库服务的对象是广大临床工作者，受益的是广大患者，中医从业者在使用“献方”时可以跟踪疗效并在数据库中进行实时反馈，也可在其中提出思考与讨论，从而让数据库的参考价值不断提升，使一些优秀的献方能够有用武之地，将献方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2.2.4 凸显应用价值导向 对“献方”的研究应该有重点、有侧重，仔细进行遴选，注重研究的价值导向。“献方”的研究是对历史经验和智慧的挖掘、总结和提炼，是一个历史追溯的过程，并在现代实现新的升华，为科研创新带来新的灵感，切实做到古为今用，这是“献方”的独特价值。

在研究内容的选取上，应精选一些对疑难杂症有疗效的医方进行深入研究。“献方”中的有些医方虽不能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理论，但它们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因其显着疗效得以流传下来，这有助于突破固有思维的束缚，为现代科研以及临床带来启迪。与此同时，尽力实现“献方”应用价值，有研究成果的应积极与企业进行对接，共同开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中华民族的医学传统源远流长，“献方”是中国医学发展进程中的瑰宝。其价值不仅在于给人以强健体魄、实现全民健康、迎来健康中国，更能丰富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实现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惟有充分利用和借鉴好这一资源，才能迎来当代中医药事业的春天，赋予现代中医药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