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花， 杨悦娅， 张如青△
(1.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上海 201200；2.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上海 200000)
《圣济总录》原名为《政和圣济总录》，全书共200卷分66门，是北宋政和年间宋徽宗赵佶诏令全国名医，征集大量方书而撰成[1]。该书内容丰富，构思严谨，用药轻灵，列有诸多门类，辑录了约两万首行之有效的方剂[2]。但因当时社会动荡，该书曾一度散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近年来，各学者对《圣济总录》的学术价值愈发重视，新的研究层出不穷，故笔者将《圣济总录》近10年的研究现状述评如下。
1 基础研究
1.1 版本流传研究
《圣济总录》成书于北宋末年(1111～1125) ，成书后不久，北宋战乱四起，故本书镂板后未及刊印就被金兵掠运[3]。综合日本学者犬卷太一[4]以及中国学者杨金萍、王振国[5，6]等的研究考证，该书在金大定年间(1161～1189年)才得以初次刊行，但因种种原因此版本未能传世。后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 进行第二次刊行，名为《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后来国内外流传的版本均以此本为基础。流传至今的大德刊本均为残本且数量极少。明朝时期未对《圣济总录》进行刊刻，直到清朝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才有兄弟汪鸣坷、汪鸣凤及友人程勋对《圣济总录》进行重刻和补刻，世称乾隆本。但是因为当时资料有限，所以此版本中补充的内容有些为后人编纂，所以该本并非佳本。在光绪十年(1877年)乾隆本又进行复刊，该本是国内现存最多的。由于篇幅浩大不易刊刻，加上战乱等原因，《圣济总录》自元代以后到清代，国内刊刻者几乎没有完本。但是在国外却保留了较完整的《圣济总录》。据杨东方、周明鉴[7]、韩毅[8]等研究表明，《圣济总录》于明代传入日本。从《聚珍版圣济总录序》中记载：“我邦天文丁未之岁，吉田宗桂意安从僧策彦入明留居四年，其归也，赏《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来，其家世世珍藏，不舍拱璧也。[9]”可知在日本天文十六年(1547年)，嘉靖帝赏吉田宗桂《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其家代代珍藏。日本江户医学馆文化十一年(1814年) ，杉本良等依此本校刊《圣济总录》，并于文化十三年八月(1816年) 完成，因此《圣济总录》得以完整流传，世称《聚珍本圣济总录》。而当时国内的《圣济总录》已经残缺不全，没有完本。后至清末国门大开，该本几经波折最终传回中国，在民国八年(1919年)由文瑞楼主人将《圣济总录》石印出版。
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根据上述善本和元刻本进行互相校补、标点出版，2013年又重新校点该书，出版了校点本。201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以日本文化十一年甲戌(1814)聚珍本为底本，参合其他几种版本校勘整理而成，也是目前较好的校点本。
1.2 理论溯源研究
《圣济总录》分66门，收录了不少宋及宋以前的医方以及医论，有学者对一些门类的医方及理论来源做了探究，还有学者对《圣济总录》存在“符禁门”的根源做了分析，以下将一一述之。
1.2.1 诸风门 《圣济总录》开篇即讲“诸风门”，实乃诸门之首，是对各大医家对于诸风认识的高度总结。据路明静、张慧[10，11]等学者的研究，风科在宋代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称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北宋发展鼎盛。《圣济总录·诸风门》共计14卷，海纳百川，内容丰富，其中《黄帝内经》《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是其文献的主要来源。
1.2.2 伤寒门 “伤寒门”亦为《圣济总录》重点论述篇幅。王飞旋、王振国[12]-[13]等对《圣济总录·伤寒门》中征引医论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发现其征引的医论主要来自《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等。但他不是直接摘录,而是对前贤理论进行了整合并有所发挥，形成新的理论与见解，不仅特别注重寒热虚实的辨证，并且补充了新的临床表现。另外，王飞旋[14]等学者对《圣济总录·伤寒门》中一些药物进行了考释，发现《圣济总录》在药物的选用以及对药物功效的认定上更为严谨，已明确区分白术、苍术等药物的功效不同，同时也确定了一些异名同药的药物。
1.2.3 虚劳门 李怀芝、王振国[15]等对《圣济总录·虚劳门》的理论来源进行了考证，发现其医论主要以《诸病源候论》《黄帝内经》《难经》等为基础加以发挥，如“虚劳惊悸”，《诸病源候论》认为病机为心气亏虚，邪气所乘。《圣济总录》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若水停心下，水气乘心，亦令悸也”。
1.2.4 食治门 《圣济总录·食治门》载有食疗方300多首，所治病证约为29类。孟玺[16]对“食治门”中的医论来源、方剂及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发现其理论来源主要为《黄帝内经·素问》《千金要方·食治》《食医心鉴》等。食疗方多源自以《食医心鉴》《太平圣惠方》为主的唐宋时期医书。食疗方剂型多样,包含粥、羹、饮、臛、面食等，用药多为平和之品,药物的茎叶与药汁使用较多。
1.2.5 符禁门 在春秋晚期以前巫一直是医疗的主角，从《圣济总录》中有三卷设立为“符禁门”，可知至唐宋时仍然兴盛不衰。路明静、王振国等[17]研究发现，虽然“符禁门”中许多疗法带有迷信色彩，但其中还夹杂有药物、针灸等相结合的疗法。在没有先进医疗条件的古代，符咒之类的巫技可以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再配合其他的治疗手段，于百姓而言，这种方法会比单纯的医疗更加“有效”，加上根深蒂固的巫术传衍及巫医的渲染，所以在宋代巫医仍长盛不衰。
2 临床各科研究
2.1 内科
2.1.1 心系病证 目前对心系疾病的研究主要有胸痹心痛、心悸与心实证，以下将分别述之。蒋银珂、张琪[18]收录《圣济总录》中有关胸痹心痛的方剂共242首，主要来源于“心藏门、心痛门、诸痹门”等，通过对处方用药及论证方法的总结发现，胸痹心痛的核心病机为“阳微阴弦”，其证属本虚标实之证，治疗以温阳通脉、疏通气机和补益气血为主。用药以温阳药、理气药、补气药、补血药和活血化瘀药为主，其中肉桂、当归、干姜等为常用药。勿日汗、年莉[19]等对《圣济总录》治疗心痛的方剂进行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发现心痛的病因主要与寒邪相关，治疗以温里药基础，因病机而异配伍理气药、补虚药等。杨军[20]通过心病的发病机理、治法治则以及组方配伍规律的研究，发现其心病的发病根本原因为正气虚衰、气机失畅及邪气内侵在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在治疗上重视各脏腑在发病中的密切关系，提出“补不足，泻有余”的治疗原则，提出调和阴阳、益气安神、养心补血等治疗方法。郝军、郝纪蓉[21]等从脾胃论治胸痹病，认为其病理过程主要为脾气亏虚、宗气不足、推动无力、血行不畅、瘀血闭阻心脉，治疗方法为健脾益气、活血化瘀。尹进等[22，23]对《圣济总录》“心悸病”与“心实证”的病因病机及用药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心悸的基本病机为心气虚，属本虚标实证，以本虚为主，治疗以补气安神为原则，用药以人参、茯苓、远志、炙甘草、防风、天竺黄等多用，高频药物配伍主要为茯苓-炙甘草、麦冬-炙甘草、人参-炙甘草等。《圣济总录·心藏门》篇中的“心实证”即为心实热证，病位主要在心，主要症状为心烦不安、口干苦、口舌生疮等，亦可传导至其他脏腑产生病变，以肺、肝、肾和小肠为主，其配伍以清热与滋阴为主，标本兼顾，根在治本。
2.1.2 肺系病证 目前对于《圣济总录》中肺系疾病的研究并不多。吴筱枫、严世芸[24]探究了《圣济总录·肺藏门》中肺虚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发现其肺虚证的论治以《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等书为基础，加以发挥和补充而成。其认为肺虚证的病机为“肺虚则生寒，寒则阴气盛”，注重肺藏象体系中体、窍、志的病症及脏腑兼症的分析。治疗以益气温阳为主,重视益气养阴,同时兼顾他症。刘城鑫、朱惠鉴[25]等对《圣济总录》含“紫菀-款冬花”药对方治疗肺系疾病的用药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所用药物以温、平为主，在运用“紫菀 - 款冬花”药对治疗肺系疾病时，常配伍杏仁、麻黄、贝母等药物，可针对性治疗咳嗽、喘、上气、咳痰等肺系症状。
2.1.3 脑系病证 有学者研究表明，《圣济总录》中提到的“脑者物有所受命”理论使中医脑髓理论有了质的飞跃,改变了“以心代脑”的错误认知，说明当时对脑的解剖学及脑病理生理认识已有深化研究，并可指导临床证治,提高临床疗效[26]。陈曦[27]等分析了《圣济总录》中治疗头痛方剂的用药规律，发现常用药对有五对，分别为“石膏-甘草”“甘草-麻黄”“人参-甘草”“川芎-甘草”以及“甘草-桂枝”，甘草为治疗头痛方剂配伍中最常用的药物。宋婷、张成博[28]研究认为，《圣济总录·诸风门》中头痛的病机为风伤卫表，卫气郁滞；风中经脉，脉络绌急；风中经脉，清阳不升，脑髓失养三类，治疗的核心药物为川芎、防风、细辛等。宋婷、张成博[29]等探析了《圣济总录·诸风门》中神志病病机及用药规律，发现风病极易影响神志，产生“风癔、风狂、风邪”等神志疾病。“五脏虚损，风邪乘之”是诸风门神志病症的核心病机，又与心、肝密切相关，治疗用药以补虚药、安神药、解表药为主。
2.1.4 脾胃系病证 对《圣济总录》脾胃系病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便秘与消渴。贾志超[30]研究发现，《圣济总录》认为治疗便秘不应忽视风邪,创风秘专章，在治疗上注重肺与肠的表里关系，治法以疏风、顺气、泻下为主，治疗手法多样,除内服方外还包括灌肠方、坐浴方、摩脐方等。《圣济总录》中对消渴证的治则治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呼兴华[31]等对《圣济总录》治疗脾瘅用药及证治规律进行分析，发现脾瘅以多饮、烦热、口甜为主要症状，与消渴类似，证属脾为湿困兼湿热伤津，治法以清热生津、化气生津、养阴生津为主，用药以甘寒为主、辛平为次。陈博武、孙晓燕[32，33]研究认为，《圣济总录》消渴病的主要病机为阴虚内燥、心火炽盛、肺燥阴虚、胃火亢盛、肾气亏虚，常用药物为天花粉、麦冬、甘草、黄连等，主要归肺经、胃经、脾经、心经、肾经。对消渴方剂中的黄连用量研究，发现不同的剂型黄连用量也各有不同，以汤剂用量最大，其次为散剂、丸剂[34]。傅丹青[35]等对《圣济总录》糖尿病肾病的证治进行探析，发现其病因为正气不足、饮食劳倦，病机为本虚邪实、因虚致实。治疗用药精当灵活，善用甘药、药引、剂型多变，内外同治。
2.1.5 肝胆系病证 黄文彬[36]等对《圣济总录》中治疗瘿病的遣方用药规律进行了探析，发现其治疗瘿病以丸剂为主要剂型，善用苦辛寒温之品,从肝脾论治为主,尤重清法与温法,治疗以清肝泻火、健脾化痰为主。
2.1.6 肾系病证 杨悦娅[37]等对《圣济总录》治疗淋证的方剂进行了研究，发现《圣济总录》治疗淋证大都是清热之品，热淋为常见证型，湿热蕴结下焦是其主要病机。此外治疗时多配伍人参、黄芪等补益之品，体现了“治淋之法，有通有塞”的原则。
2.1.7 肢体经络病证 张珊珊[38]等对《圣济总录·诸痹门》中治疗风湿痹痛的方剂用药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风湿痹的病因多与风寒之邪有关，所以在用药上以发散风寒药为主，在此基础上多配伍温里药、活血化瘀药、祛风湿药、补虚药等。药物使用频率最高为肉桂、附子、防风、牛膝等。
2.1.8 外感病证 宋婷、张成博[39]等研究《圣济总录·诸风门》中风邪致病的症状特点、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发现风邪致病的症状多样、病证繁杂，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责之营卫、气血、脏腑，标实责之痰浊、瘀血。风邪侵袭易产生内科诸病，治疗以祛邪扶正为原则,以解表药祛风解表,补虚药益气扶，以病证为本，依据其不同的表现配伍祛风除湿药、活血化瘀药、宣肺平喘药等[40]。王欢、严世芸[41]对《圣济总录·伤寒门》中从“热毒”论治外感热病的病因病机及相关方药进行了分析，发现《圣济总录》中所谓的“伤寒”包括伤寒化温、湿温、温病、暑病、时气、疫病等疾病，为广义上的“伤寒”，治疗方法以清热解毒为主，在理法用药方面有独到见解，突破了前贤的理论范围。
2.2 外科
近年来，对《圣济总录》外科疾病的研究主要在膝痛、口疡与皮肤病一类。林勇[42]、陈子殊睿[43]等认为，《圣济总录》中膝痛的诊治内容是宋初及以前对膝痛认识的全面总结。《圣济总录》中言膝痛为本虚标实之证，虚性的病机为体虚劳损、久病等因素所致肝脾肾亏虚、精气血衰，实的病机为肝肾亏虚，风寒湿邪乘虚流注。焦一凤[44]发现，《圣济总录》中共记载56张治疗口疮的处方，多为简单易行。除此之外，发现其对口疮病因病机的认识全面，治疗时剂型的选择性多样，外感及重症多运用汤剂，急病多用散剂，并且从风热乘脾、心脾热盛、膀胱湿热、伤寒吐利伤阴4个方面论述了口疮的病因病机。尚佩生等[45]将《太平圣惠方》及《圣济总录》中治疗“癣病”的外用方药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其组方构成以杀虫止痒药、清热药、拔毒化腐生肌药、温里药、止血药等为主，药性以寒温热为主，药味以辛苦酸为最。并且两书均重视外用药物炮制及制剂的制作，外用方剂的使用方法呈现多样化表现。
2.3 妇科
王一花[46]等在研究《圣济总录》妇科相关内容时发现，《圣济总录》在妇科学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总结了前贤的理论并有所发挥，对后世医家有启发作用。如《女科证治准绳》就有《圣济总录》中的理论。王晶晶[47]等发现，《圣济总录》中治疗先兆流产的方剂共85首，用药多为补血填精温宫之品，以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立法,佐以温宫去寒、收敛止血立法。
2.4 儿科
徐苗凤等[48]对《圣济总录》中的“新生儿浴法”进行了探析，书中以苦参、白芷等药入浴，可以防治小儿皮肤疾病、惊风等，并详述了在沐浴时要注意水温、洗浴时间等，切实提高了新生儿的生存质量，减少了疾患。
2.5 眼科
《圣济总录·眼目门》中对视力下降的病因机理有大量记载。李囿松[49]通过其研究发现，视力下降的病因主要为风、毒、痰邪，病机为肝肾虚损、风毒上扰、风热壅滞，为本虚标实之证。病位主要在肝，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能视，肝主藏血。李囿松[50]等通过对《圣济总录·眼目门》中肝虚证的研究，发现肝虚证症状共有34种，以目昏暗、目不明最为常见。病机证型主要为肝气不足、肝血虚、肝虚寒，用药以补虚药最多，且以补气药为主，其次为解表类风药及清热泻火类药物。
2.6 针灸与膏摩
2.6.1 针灸 魏稼[51]、李艳梅[52]对《圣济总录》中有关针灸的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其不仅详细描述了人体365骨节的名称和部位，并且将354个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前贤着作如《灵枢·经脉篇》《针灸甲乙经》等将经脉走向重新做了排定，又补充了前人未收入的治法及针灸误刺的解救方法，这是其他针灸专着所未有的。
2.6.2 膏摩 《圣济总录》中对按摩法的定义及适应证的论述，乃是对宋以前推拿按摩理论的一次重要总结，当时已明确指出按摩与导引的区别，并首次提出按摩有“开达抑遏”的作用[53]。梁红广、李建华等[54，55]收集《圣济总录》中的膏摩方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发现其用药以清热药、解表药和温里药为主，得到核心处方为川芎、蜀椒、附子、当归、细辛和肉桂，用药以寒热并用为特色。其治疗范围主要以风邪所致疾病为主，发病部位多集中于人体的局部或头面部，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膏摩方进行了改良，以增加膏摩疗效。
2.7 导引
导引对于普通人增强体质、养生保健及辅助治疗疾病有很好的效果[56]。李神奕、胡庆川等[57]研究发现，《圣济总录》记载的导引法具有整体的保养效果。从现代气功“三调”的角度来看，《圣济总录》的导引法中主要以调身和调息为主，但是缺乏调心的内容，若将《中医气功学》调心内容融入此导引法中，可创编一套完整全面的导引法，以达到原书中“行血气，利关节，辟除外邪，使不能入也”的效果。黄健[58]认为导引与炼丹飞石一样均属神仙之术。在《圣济总录》最后三卷“神仙服饵门”中对于气功问题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后期气功医学的成就。
3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2015年以前学界对《圣济总录》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对其成书背景与流传进行探讨，及对散见于各门疾病的研究，2015年后对《圣济总录》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单个疾病的研究逐渐增多且更加深入，学者多倾向于分析药物组成规律、用药频次与病因病机治法探析，其次为探究《圣济总录》医理方药之来源。虽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圣济总录》涉及的疾病范围十分广泛，方剂较多，仍有值得研究与挖掘的巨大空间。就目前对于《圣济总录》研究来看，有以下几点不足和可以着力的地方。一是在临床各科的研究上，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些常见疾病，还有许多其他门类可以发掘研究，如儿科疾病、神仙服饵、运气学说等，这些都能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医疗文化；二是对于《圣济总录》理论方面的剖析与溯源方面的研究较少，可以更加深入地进行探究与剖析，除了与前人医论进行结合研究外，还可结合当时的医疗背景与社会背景，道家文献以及日本的文献等进行对比分析，上述可成为该书日后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