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超，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与文献研究院，济南 250355)
先人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在文化传承中把自然描绘成不可战胜的对象，因此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顺应自然以及从自然中寻求规律的思想和认识一直深刻影响着当时的人们。如《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明确提出人要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周易·系辞下》亦云：“《易》为之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2]，说明天、人、地都有可以寻求的自然规律。《灵枢·逆顺肥瘦》则比较精辟地提出了关于顺应自然规律的论述：“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行之逆顺也。”《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亦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可见，中医理论的起源、形成、发展都离不开古代文化中顺应自然的认识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中国近代着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说：“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既尊崇自然力，则只有随顺，不能抵抗。故道家最贵无为。无为非无所事事之谓，谓因任自然，不参私意云耳。然则道家所谓无为，即儒家‘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之意……自然之力，无时成息。[3]”古代对自然认识的哲学观对于中医治疗法则的形成影响颇深，本文试就“祛湿法”的发生学原理作一探究。
1 湿邪的形成
“湿”之原义与水有关，如《尔雅·释地》曰：“下者曰湿。[4]”《说文解字》云：“幽湿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湿也。[5]”自然界中如晨起的霜露、冬季的降雪，尤其是夏天绵延的雨季，还有由于江河湖海的覆盖，都可以使干燥的大地变湿。《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湿本来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属性，但当其作用于人体成为一种致病因素时，就以“湿邪”而言之。《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时代已经对湿邪致病学说提出了系统的理论[6]，从湿邪的形成来源而言，可分为外感和内伤两类。
1.1 外感湿邪的认识起源
我国古代是崇尚农耕文化的小农经济，生产力较低，因此古代从事农耕的人们大部分居住条件相对比较恶劣，他们发现如果不及时对身体进行有效的庇护，任由霜露、雨雪淋湿身体或因劳作久处湿地，对身体有着极大损伤。这种由自然之湿所化生的邪气而致病的记载，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婴儿索痉》：“索痉者，如产时居湿地久”[7]，即产妇在分娩时居处潮湿太久，易引起小儿脐带风。《内经》对于外感湿邪的形成阐述更加详细，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亦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素问·痿论篇》曰：“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说明早在《黄帝内经》时代甚至以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如身体庇护不当，天气变化受湿邪侵袭或者久居潮湿之地，湿邪易由肌肤而入，伤人皮肉、筋脉或积于皮下、肌腠，或流注关节以致肢体麻木不仁甚则肉痿。外感湿邪致病易伤人下半身，《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灵枢·百病始生》亦云：“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
1.2 内伤湿邪的认识起源
人体内正常津液是饮食水谷经过脾胃运化及大肠、小肠吸收而形成，后经肺、脾、肾以及三焦等脏腑通利转输，水谷中的精微得以布散全身，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如《素问·经脉别论篇》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亦曰：“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正常的津液运行使机体代谢正常，脏腑生理功能亦正常，如适当的湿气可使脾气旺盛，《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湿生土。”一旦脏腑经饮食或情志等所伤后，生理功能失调易致津液形成、输布、排泄障碍，体内湿盛瘀积而产生病理产物即内伤湿邪[8]。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亦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根据古人的认识，在自然界中可以通过外感湿邪导致人体疾病，依据《周易·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种认识自然规律与人自身的重要手段与方法，人们发现肺、脾、肾等脏腑的病理变化与内伤湿邪关系密切[9]。《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湿盛则濡泻……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王冰注解认为，体内湿盛可伤脾胃、肺气。《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亦云：“中盛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张志聪注解认为肾为水脏，中气之湿可致肾气损伤。《古今医鉴·中湿》曰：“湿之中人，入皮肤为顽麻，入气血为倦怠，入肺为喘满，入脾为湿痰肿胀，入肝为胁满而肢节不利，入肾则腰疼胯痛。[10]”由此可见，内伤湿邪与津液所化生、转输、代谢障碍的相关脏腑是相互作用的，易于出现肢体麻木不利、头身困重、胸闷呕恶、脘腹痞满、腹胀便溏、小便不利、水肿等病理表现。
总之，湿邪是自然界中由于自身正气不足而遭外感侵犯的邪气，亦或是脏腑内伤所致的水饮停聚。但外湿与内湿常相互影响，外湿可内传脏腑，内湿亦可泛溢肌肤[11]。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温病条辨·下焦篇》亦云：“湿之为物也，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山为泉，在川为水，包含于土中者为湿。其在人身也，上焦与肺合，中焦与脾合，其流于下焦也，与少阴癸水合……此统举湿在天地人身之大纲，异出同源，以明土为杂气，水为天一所生，无处不合者也”[12]，均指出存在于人与自然中湿都可成为湿邪而致疾病，且外感及内伤作用于人体的病理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2 祛湿法发生学原理
“大禹治水”的故事从古至今一直广为传唱，这是最早对于洪水泛滥的记载，且洪水泛滥时如对田地不及时进行排水处理，会造成农作物减产，进而影响人民生活甚至国家政权。如《管子·立政》云：“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13]”“大禹治水”同样也是古代先人们对于自然的不断探索，如《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14]”当时国家征派共工、虞、禹等来对水患进行治理，《国语·周语下》云：“昔共工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称遂共工之过……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合通四海。[15]”最终，只有禹对洪水的治理最为有效，他吸收了先人以堵塞治理洪水失败的经验，转而对水土山地做了仔细的勘测，效法天地自然中的万物规律，充分利用地域高低之势以及顺应自然环境以疏导的方式来治理，并引洪水以垦荒辟地恢复农业生产，才使“中国可得而食也”[14]。《史记·夏本纪》[16]也详细记载了禹治水的经过，此不赘述。
通过借鉴“大禹治水”这种对于自然规律的类似认识，古代医家在治疗人体内外水湿积聚泛滥时，为避免损伤人体正气，逐步总结出需依据湿邪形成来源、所伤脏腑或部位，应采取顺势排泄水湿的基本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治诸胜复……强者泻之……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温疫萃言·标本》亦云：“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17]”《内经》有“开鬼门，洁净府”之大法，即以发汗、利小便祛除邪气，因此人们对湿邪偏盛侵袭肌腠、筋脉或脏腑导致疾病时，可以利用人体中皮毛、肌腠、肺、脾、肾、三焦等脏腑或者器官各自的生理特点及功能顺势疏利水湿，以汗孔、尿道等为出口排出体内。故王冰在注释《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湿淫所胜……以淡泄之”时指出：“泄，谓渗泄，以利水道下小便为法……治湿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法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病机论》亦云：“治湿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18]”《儒门事亲·湿门》又曰：“《内经》曰：诸湿肿满，皆属脾土。可用独圣散吐之；如时月凉寒，宜于燠室不透风处，用火一盆，借火力出汗；次以导水、禹功，量病患虚实，泻十余行，湿去肿减则愈矣。是汗、下、吐三法俱行。[19]”笔者以古人对顺应自然的认识以及自然规律的总结为出发点，拟进一步对发汗祛湿法、培土制水法、宣肺利水法、温肾利水法的发生学原理做一简述。
2.1 发汗祛湿法
中国原始人是世界上至今所知最早利用火的人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中，就发现有炭末、烧烤过的兽骨等用火遗迹[20]。我国古代亦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如《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21]”自从古代先人会使用火，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饮食上，猎物经烧烤后利于消化吸收顾护肠胃，人们因生吃猎物所致的疾病显着减少；将猎物在篝火上面烧烤后，血液等体液会随烧烤蒸发，发现相比生吃口感明显变得干硬且易于进食。如《礼记·内则》云：“为熬：捶之去其皽，编萑布牛肉焉。屑桂与姜，以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施羊亦如之。[22]”火的使用，还使得先人生活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如天气寒冷的时候可以围在火堆前取暖，并发现被雨水淋湿的兽皮或者衣物越近火边干得越快；阴雨绵绵的季节或寒冬霜雪时，寒湿侵袭身体会致关节疼痛甚至疼痛加剧，然而靠近火会发现自身皮肤开始干涩，且疼痛的感觉减轻，尤其地处北方这种体会更加深刻，进而催生出艾灸的治疗方法。如《素问·异法方宜论篇》云：“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洌。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芮。故灸芮者，亦从北方来。”
在火堆旁的衣物、猎物或人体自身的皮肤感觉，都是通过适当的火量祛除一定的水湿，让食物更有利于食用、衣物更快烘干或是寒湿侵袭的疼痛减轻。先人们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发现，自然界这种以火热祛湿的现象与人体遇热而汗出有相似之处，如果靠火堆太近，或者靠火堆取暖时间稍长，或者天气炎热尤其是夏季正午艳阳高照，人体腠理开泄易于出汗。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论》云：“天热衣厚则为汗……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亦云：“因于暑，汗”，而汗出也是排出体内湿气的一种方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素问·热论篇》亦曰：“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故当外感湿邪侵犯时，比类自然界以火热祛湿的认识，《内经》以及后世医家多有通过腠理以发汗来祛除外感湿邪的论述。《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湿上甚而热……以汗为故而止。”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更是明确指出：“风、寒、暑、湿之气，入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19]19”在实践中为避免猎物或衣物烧焦，对于火候的控制则相当重要，遂以发汗比类自然界中烧烤猎物或烘烤衣服现象。如《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云：“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程林注曰：“但微微似欲汗，则风散湿除。此治风湿相抟之法，兹条为治湿大汗之严律。[23]”通过发汗以祛除风湿之邪，同样需要把握火候程度，过则伤人体正气，不及则不足以祛除湿邪，通过比类以恰当火候中的热来祛湿这种自然规律，尤其对于外感湿邪侵袭人体体表未深入伤及脏腑时，使其“微微似欲出汗”是一种有效安全的治法。
2.2 培土制水法
在远古农耕文明时代，先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土地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如《周易·离卦》云：“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乃化成天下。[2]192”天地的造化有日月依附的天象以及草木依附的土地。土地可以用来耕种以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精神文明的发展，其次在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层面，更是有专门的农学家以及相关的官员对于土地更为优质的耕种做了细致要求。如《国语·周语上》曰：“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阳气俱蒸，土膏其动。[15]10-11”农耕的丰收以及土地适宜耕种，不仅要依据天时气候还要考察土地的膏滋。
植物依靠土地生长，土地需要水的滋润才能发挥其性能。纵观《管子·地员》[13]377-386全篇，便详细记述了土壤种类不同对泉水吸收不一，所种植植物种类也就不同这种自然现象。周朝时期，国家设有“大司徒”职位来调查水土的类别，依不同水土情况，相应地做出农业生产的调整。《周礼·地官》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24]”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尚书·禹贡》[25]还把中国大地分为九州，分别根据地理把河流与土壤情况以及对于耕作田赋做了细致的区分总结。因此，顺应自然，保持水土适宜，才能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对于不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可以利用土壤的燥湿相对关系为耕作原则来加以改善。《吕氏春秋·任地篇》曰：“凡耕之大方：湿者欲燥，燥者欲湿。[26]”《吕氏春秋·辩土篇》又曰：“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上田则被其处，下田则尽其污。[26]618”《淮南子·修务训》亦云：“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27]”先人们在长期农耕劳动中总结得出，自然界中因土地洪涝而排水或者土地干燥进行水的浇灌，从而达到使土地有水的滋润但又不至于泛滥的程度，才能更有利于大地化育农作物。
然而对于大雨磅礴或者堤坝决口造成的田地洪涝，人们一直都在与自然相处中展开勇敢的实践。如在《管子·度地》[13]370-376中，管仲认为水害在所有灾害中最为严重，并且为齐桓王详细分析了治理水患的方法，首先对于城市建造要依据地理的实际情况，地势低的挖沟、地势高的构筑堤坝，就地取材、依托地势来完善自然的排水、泄洪功能；其次对于洪水的治理，设立水官，主张长期日常防范；最后，针对浊水经常阻塞河道，要求常年加高堤坝，春冬在河内取土加高，秋夏在河外取土加高。由于管仲一系列成功的治水策略，加之对于农业的重视，齐国逐渐富强，并且齐桓公成功坐上了霸主的地位。管仲治水的成功经验，深刻阐明了顺应自然规律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土地地势来合理的挖沟或建造堤坝以引导洪水排泄；其次，随着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对于世间万物归纳为五行(水、火、金、木、土)，人们逐渐演绎出五行相克的理论，在生活、医学甚至政治中逐步推广，“培土制水”亦是其中典型的代表[28]。《淮南子·主术训》云：“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27]79”与之相似，人体中脾脏或肾脏功能衰弱，会致水液运行或代谢失常，易造成人体水肿、泄泻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湿胜则濡泻。”《仁斋直指方论·虚实分治论》亦云:“脾胃者土也，土虽喜燥，然太燥则草木枯槁；水虽喜润，然太润则草木湿烂。[29]”对于脾肾所引起的泄泻、水肿等，因脾脏在五行属土，肾脏属水，可通过比类培土治水的自然及五行规律，即增强脾脏运化水湿功能以制约肾脏水湿代谢异常，纠正体内水湿输导和代谢异常，可改善泄泻、水肿等症状。《丹溪心法》云：“水肿，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使脾气得实则自健运，自能升降。运动其枢机，则水自行。[30]”
在“培土制水”的启导下，亦自然地衍生出健脾利水之法。《血证论·脏腑病机论》曰：“脾为水之堤防，堤防利，则水道利。[31]”脾功能恢复则有利于小便把浊液排出，而流入大肠的水液减少，泄泻、水肿的症状自然可以减轻，故《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云：“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赵献可《医贯·湿论》亦云：“夫脾者，五脏之至阴，其性恶湿。今湿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腐熟水谷，致清浊不分，水入肠间，虚莫能制，故濡泄，法当除湿利小便也。[32]”“健脾利水法”是古代医家对于千百年来生活中自然规律的智慧总结，《内经》及《金匮要略》均有其相关记载，但是随时代不断发展逐步完善而形成，明确提出自宋·薛谷愚，《薛氏济阴万金书·妊娠二十七证方》云：“面目虚浮，四肢有水气，或久泻所致，宜健脾利水。[33]”
2.3 宣肺利水法
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大约在4000年前，我国古代文明就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初期[34]。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青铜器在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铜器作为容器使用的时候，可以用来作食器、酒器、水器、量器等[35]。约始见于春秋晚期，被现代学者称为鐎的温酒器，形制特征为“圆腹，扁体，小口，直颈，有盖，上腹部有流，曲喙，肩上有提梁，或以链索与盖相连，腹下有三或四蹄足”[35]96-97，这种形状特征的温酒器，里面盛满酒加热以后，会导致鐎的盖吸附比较紧，酒不易倒出；如通过锁链把鐎盖提起，稍微揭开一小缝则酒可以畅快倒出，基于现代物理科学知识，我们很容易解释这个问题，在煮酒时鐎里面的气压逐渐降低，酒不容易倒出，把盖提起开缝的同时就恢复了鐎内外的气压，酒自然就容易倒出。自晋朝开始，饮茶习俗在南方一代的上层社会开始流行，茶具的发展得到了极大提高，类似鐎形制特征的茶壶流行开来，尤其唐宋时期茶文化的盛行，普通人得以喝茶品茗，煮开水后倒茶时对于这种气压认识更为深刻。古代史书中经常以做汤的经验来形象比喻国家的治理。《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36]”《吕氏春秋·本味篇》亦云：“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26]275”同样在煮汤过程中，锅烧开的时候，锅盖易于顶起甚至汤溢出锅外，但把锅盖提起时，泛溢的汤液变立刻回落，这也是生活中对于这种气压的认识。
外邪袭肺，肺气不宣，水道失于通利，造成水液停聚，泛溢于肌表、四肢，易引起的皮肤水肿、喘满、咳嗽等症状[37]。《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诸气膹郁，皆属于肺。”《素问·脏气法时论》亦云：“肺病者喘咳逆气。”《灵枢·经脉》曰：“肺手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胀而喘咳。”《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又曰：“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在人体中，把胸腹比作煮汤或者温酒的容器，则肺脏居于五脏六腑之上，似容器之盖。故《灵枢·九针》云：“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那么肺气失宣导致水液代谢障碍引起的诸多病症，可通过比类生活中在汤液或酒加热且不易倒出的情况下，通过掀盖可以顺利倒出汤液或者酒的自然规律总结，朱丹溪发明了着名的“提壶揭盖法”以宣肺利水。戴良于《丹溪翁传》中说：“一男子病小便不通……积痰在肺。肺为上焦，而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30]121”唐宗海根据肺主行水的生理功能，总结了宣肺利水治法，进一步提出“开上源以利下源”，与朱丹溪之“提壶揭盖”有异曲同工之妙。《血证论·脏腑病机论》云：“小便虽出于膀胱，而实则肺为水之上源，上源清，则下源自清。[31]”
2.4 温肾利水法
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观察到水可由地下、山里发源或其他河流分支，历经山川、田地、大河流入大海的自然现象。如《管子·度地》曰：“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水之出于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13]372”冬季严寒时节，如河流下游结冰，而上游化冰较早但没有完全解冻时，水流易携冰块下涌，则下游冰凌容易堵塞河道，对上游正常河流产生阻力，造成水位明显上涨，河水泛滥成灾。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凌汛”，最早记载于《汉书·文帝纪》：“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38]”通过比类自然界中凌汛的产生，水液代谢之于肾如下游河流注入大河或大海之隘口，人体中水液排泄关口出现堵塞，体内水液堆积，水液代谢失调形成水肿。《素问·水热穴论篇》云：“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附肿。浮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火的使用不仅可以带给人们温暖，也促进了先人文明的发展，尤其对于陶器的制作。如《礼记·礼运》云：“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22]251”《考工记·总序》亦云：“抟埴之工：陶、旊。有虞氏上陶。[39]”春秋战国时期便记载了对于制陶工艺的严格要求，在《考工记·陶人、旊人》[39]94-96中详细叙述了陶器制造的规格，并且规定陶器可以买卖的标准。制陶的工艺大抵是将黏土以水润湿，塑造成固定的形状，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40]，冷却后会形成坚固的器皿，可以利用陶制品来做炊具、饮食储藏、建筑材料、祭祀及乐器等[41]。那么在制陶过程中以火加热塑型的泥物，就是通过火的温热把水湿驱除，基于这种生产生活中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古人做了系统的总结。《周易·乾卦》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21]13”声调相同便会此呼彼应产生共鸣；气息相同，便会相互吸引；水向低湿处流，火往干燥处烧，《吕氏春秋·召类》所讲：“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26]487，也是此义。通过比类这种制陶技术中用火的温热来驱寒祛湿的认识，古代医家也总结出对于水的寒湿可以依靠火的温热来治疗的方法，《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云：“燥以干之……湿以润之……故燥胜则地干……湿胜则地泥。”
依据河流上下游气候寒温差异所形成的凌汛，以及对制陶技术中通过火热以温寒祛湿这一系列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对于体内水湿寒凝所致的水液堵塞，可用火以温热疏利。《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内经》对于肾脏功能衰弱所引起寒凝，已经形成初步的认识。《素问·疟论篇》云：“阳虚则寒矣。”《素问·至真要大论》又曰：“诸寒收引，皆属于肾。”王冰注解曰：“肾虚则寒动于中。”后世医家在《内经》理论基础上，通过分析自然界之规律，在治疗上多有发挥。《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云：“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王焘《外台秘要·卷十九》亦云：“脚气肿满……则肾气不能宣通水液，水液不传于小肠。《千金翼》温肾汤，主腰脊膝脚浮肿不随方。[42]”周慎斋《慎斋遗书·卷八》又曰：“肿……阴阳肿，六味丸加牛膝、杜仲、破故、小茴，温而利之。盖此证得之汗、吐、下后，或房劳太过，肾虚所致，故宜温肾,而其肿自消也。[43]”由此可见，通过比类凌汛以及制陶中蕴含的自然界规律，历代临床医家针对肾阳虚而寒胜凝结造成的水肿，多通过给予火热纠偏可促使肾脏的水代谢功能恢复。而温肾利水以治疗，其理论的成熟则见于清代。《石室秘录·抑治法》云：“肾中之水，有火则安，无火则泛。[44]”《医门法律·卷六》亦云：“肾者，胃之关也。肾司开阖，肾气从阳则开，阳太盛则关门大开，水直下而为消。肾气从阴则阖，阴太盛则关门常阖，水不通而为肿。[45]”“温肾利水”一词则首见清·罗美《古今名医方论·卷四》云：“指迷茯苓丸……涤饮者，降气燥湿是治其标，温肾利水是治其本也。[46]”
综上所述，治疗水湿内停病症，正确理解古代中医在他们所处时代对于肺、脾、肾、三焦等脏腑理论建构的基础和认识，对探讨和研究发汗祛湿法、培土制水法、宣肺利水法及温肾化湿法等祛湿法发生学原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序》云：“遂以比物立象，详论天地运气造化之理……盖求运气言象之意，而得其自然神妙之情理。[47]”对于古代顺应自然以及在自然中寻求规律的探索中，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又有很多传统技术发明创造。笔者认为对于中医治法探讨，经典的研究必不可少，但是对于先人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也应具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对于我们认识及应用治法会有极大的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