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说物质主义的需求满足后，人们对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就会提上议事日程。
无独有偶，美国着名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数千年后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其《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中，英格尔哈特指出，“二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带来了发达工业社会生存状况的根本性的改变，并由此导致发达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转型，即由年老一代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年轻一代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的代际转变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它重塑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景观、宗教取向、性别角色以及性观念。比如随着新生代自我意识的增强，之前的精英动员型政治逐渐转变为精英引导型政治，而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上升也导致了对人口多样化的宽容以及多条战线上的反歧视运动，性别和种族平等也成为主流政治诉求。与此同时，规模制造业经济也逐渐让位于知识经济，福特主义的流水线生产能力也被创新能力所取代。
英格尔哈特所描述的情形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而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增长向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蔓延”，那里的价值观会发生什幺样的代际转型，又会给当地政治文化景观和经济运行模式带来什幺样的变化？
作为在亚洲工业化道路上先行一步的优等生新加坡，近年来在顺应代际价值观变化及其带来的挑战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总结此一历程的《动态治理》一书中，新加坡官员指出，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社会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顺从、被动和以经济为重点，发展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于社会意识有更高期望，渴望更高程度的政治开放性的社会。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意味着早些年的指导性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的是秩序、规则、纪律、效率和作为增长驱动力的生产力，1990年代需要的则是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新加坡官员意识到，从易变和复杂的整体情况看，政府部门的效率很明显无法替代个体的主动性和进取心。政府部门的工作方法要改变成为接受变化并迅速做出反应，而不是控制环境，比如，不是严格规范市场以确保其一致性，而是以自由化法规帮助培养市场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由此，社会治理的性质和政府部门与民众的关系将从新加坡发展初期的指令性，发展到政府部门更多扮演一个促进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在谈到正在中国发生的更为强调自主和自我实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挑战时，英格尔哈特指出，从长远看，中国领导人需要应对朝向对自由言论和交流的诉求日益增长的代际价值观转变。中国在成为先进的工业制造中心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它发展为知识社会，它需要做出新的调整，这既是其民众日趋强调个体自由的要求，也是成功的知识社会的功能性要求。成功的知识社会要求有独立思考和公开交流的自由。研究人员必须有自我判断和想象的自由才能开发新知识。
《品味与物质欲望：当代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
作者：朱迪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59元
通过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探讨未来的消费和社会发展趋势，并为扩大消费、城市化和相关制度改革做出政策建议。
《古希腊艺术》
作者：[德]托尼奥·赫尔舍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32元
以时间为框架，概述古希腊时期的图像作品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以展示它们在希腊社会的政治、私人和宗教生活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发现利润区》
作者：[美]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 大卫·莫里森 鲍勃·安德尔曼
出版：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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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动态的观点分析利润模式，介绍当前最成功的利润策略及相关的企业设计经验。
《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
作者：刘克敌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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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观察其在历史变换中的真实心理状况。
《哈里发的神殿——卡萨布兰卡的365天》
作者：[英]塔希尔·沙阿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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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举家迁往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装修这所宅子，接踵而来的是大宅背后复杂的历史、诡异的仆人、奇特的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