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洋
这场政变又是不令人意外的，回溯奥斯曼帝国自1699年以来的
世俗化道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法间的冲突只有在双方都保持理智克制的
情况下，才能不激化为流血事件。一旦政治家被野心和激情控制，
土耳其民众则必然付出代价
痛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并为此颁布管制法令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利用手机社交软件联络信众，自诩世俗主义生活方式“护法神”的军人被穿着李维斯（Levis）、举着iPhone拍照的百姓殴打致死。
伊斯兰世界四起的狼烟终于燃烧到了“光明之城”伊斯坦布尔，古老的城池上演了无数次血腥屠戮，见证了无数阴谋诡计。在当地时间7月15日的夜晚和7月16日的凌晨，一场刚刚开始就宣告结束的军事政变，让这座辉煌的古城从内部撕开了一个裂口。喜欢逛夜店还是喜欢戴面纱的细节争议演变成为真实的流血，到底是民众们的初衷，还是政客武夫浑水摸鱼？三洲三海交汇之地的燃烧，成为一些野心家罪孽的最好诠释。
这是一场怎幺样的政变？
外界知道7月15日土耳其发生了政变，但无人能够为政变中的诸多细节自圆其说。
当晚11时，军队异动的信息被许多回家受阻的市民拍摄后传到网上。这个时候，距离枪声、爆炸声在伊斯坦布尔响起还有4个小时。吊诡的是，叛军对埃尔多安度假宾馆的袭击（大概16日凌晨4点）竟然晚于伊斯坦布尔街头的喧嚣，甚至晚于首都响起的枪声。
政变何等凶险，擒贼擒王的道理却不懂，反倒来了个打草惊蛇，奥斯曼帝国无数野心家简直可以被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以空军为主的叛军可以让42架直升机至今还处于失踪状态，政变当天他们只能现从首都空运25名士兵去抓捕保镖如云的埃尔多安总统，埃尔多安的商务客机在空中飞行一个多小时被数次雷达锁定却未被击落，这个恐怕连埃尔多安都找不到可以解释的理由。
7月16日凌晨1时，大批亲政府的民众已经涌上街头，在夜色中与士兵推搡。这个时候并未有任何证据显示政变已经发生，埃尔多安也未曾在视频通话软件FaceTime上发出号召，但彪悍的民众已经组织良好地大喊保卫民主。统计数字后来显示，104名政变支持者被击毙，41名警察、49名平民死亡，拿着武器的政变者的死亡人数比毫无准备的受害者还多。这是一场怎幺样的政变？
凌晨3点45分左右，枪声响起，4点左右，自称“和平委员会”的军官组织在国营电视台宣布土耳其进入军事管制状态。但是，与土耳其以往历次政变乃至世界所有军事政变不一样的是，这个军官组织所发表的声明除了宣布军事管制外，没有对政变动机、执政纲领做出任何解释。一场政变可以仓促，但如果连文稿都没有，那他们占领电视台究竟有何意义，又如何号召人们支持。
7月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塔克西姆广场，一名政府支持者向手中挥舞的旗帜致敬。
早上7点30分，土耳其内政部长宣布政变被挫败，叛军丧失了对所有据点的控制，号称支持埃尔多安政府的军人进驻首都。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土耳其媒体的描述，即亲政府的陆军剿灭了叛军，也没有任何影像证据显示亲政府军队参与了冲突。到上午11点多，放下武器的叛军几乎全部被便装警察和热情市民逮捕。军事政变被警察击败这个标题在军事学意义上太过匪夷所思，但它就这幺发生在了光明之城。
但在早上9点，埃尔多安一锤定音，政变由“居兰运动”发动。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一不大规模宣扬死难烈士的事迹，二不召见忐忑不安的军队高层，却在一天之内拿出了人数高达9000的逮捕和撤职名单，精确地对官僚体系、法官队伍和军队精英进行了无差别的清洗。这帮立场各异但世俗色彩浓厚的反对派还被冠上了极端宗教组织成员的大名，被扒得只剩内裤、打得鼻青脸肿的叛军和附逆人员向埃尔多安画像致歉反思的照片传向世界。
7月15日晚上和7月16日凌晨所发生的一切的种种疑问是否能够得到回答无人知晓。真相也许深埋海底，也许会大白于天下，但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与世俗主义道路遭受重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人们不能因为兵变拙劣就假定将军们一旦掌权会更加仁慈，也不能因为埃尔多安疑似差点被炸死就觉得他事后的大肆报复理所应当。
流血政变的套路都是这样：野心家未必聪明到可以设计开局，也不见得睿智到能够控制结局，但他们都不惮于制造流血，拿无辜无知的平民士兵的鲜血铺路;他们都以报复欲强烈自诩，能大肆株连就绝不轻拿轻放。结果，流泪蜷缩在角落的叛军士兵最初接到的命令不过是“市区演习”，因抵抗被杀的平民也未必愿意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正发党对千疮百孔司法体系的再次清洗。但一夜之间，鲜血洗去，城市繁华依旧。什幺变了，什幺没变，只能交付时间证明。
精英主义的失效
7月15日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政变并不是宿命式的，也并不如某些评论人士认为的那样必然发生。因为自1997年以来，土耳其看似已经找到了一条温和的解决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矛盾的票决式道路。在2002年至2005年间，埃尔多安曾被视为土耳其政体几十年难得一遇的谦谦君子，埃尔多安模式更是一度被国际政学两界视为伊斯兰世界发展走向的路标。
但这场政变又是不令人意外的，回溯奥斯曼帝国自1699年以来的世俗化道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法间的冲突只有在双方都保持理智克制的情况下，才能不激化为流血事件。一旦政治家被野心和激情控制，土耳其民众则必然付出代价。如今的伊斯兰世界风云鼓荡，江山易帜，野心勃勃之辈如过江之鲫，温和理性则简直成了政治自杀式的懦弱。土耳其之乱既是国家命运的惯性使然，也是大环境刺激而来。土耳其的历史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视角，让世人以此去管窥伊斯兰世界走向温和与世俗主义的困境与希望。
政变发生后，很多人对政变军人有一种奇怪的同情，这种感情又大多是“凯末尔主义”的遗泽所致。其实，这样的思维往往建立于对凯末尔主义的美化和误解基础之上。作为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化进程远早于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则只是这种世俗化实践的自然延续。
1697年，奥地利年轻的欧根亲王在森塔战役中以2027人伤亡的轻微代价击溃了奥斯曼大军，提塞河两岸伏尸两万，仅奥斯曼帝国苏丹得以幸免，但后宫佳丽则全落敌手。第一次经历割地赔款惨痛经历的土耳其上流社会终于睁开双眼，意识到了土耳其在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欧洲的状况。
历时两个半世纪的奥斯曼世俗化改革就此拉开序幕。与所有落后国家的改革经历相似的地方是，最直观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性的军事部门，所进行改革最早最彻底，与军事技术相关的经济部门其次，与国运兴衰关联较为迂回的教宗文化领域面对历史大变局反应则最为迟钝。
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纠缠之下，土耳其在18世纪中叶初步形成了宗教与世俗并存的二元管理体制。这一二元体制自建立之初就以救亡图存的宏大目标为导向，较少关注一般民众福祉与民智开化。一般百姓既接触不上这幺高层面的题目，自然也就少了亲近之情。在这一意义上讲，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从根子上属于一个小圈子，是有历史传承的。
二元局面直到土耳其青年党上台执政才被彻底打破。青年党是由一群受过完整西方教育、在西方军队实习过并彻底信仰唯物主义的青年军官组成。彼时土耳其亡国在即，国内积重难返，青年党人对伊斯兰的态度已经由容忍转化为敌视，他们将伊斯兰视为土耳其体内的疾病。在他们的主导下，伊斯兰大教长在帝国议会内职务被取消，教法法庭被划归世俗的司法部控制，宗教学院也被要求开设现代化课程。开创了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军校时期就是青年党成员，其后来推行的世俗化改革可算做是青年党未竟事业的延续。
凯末尔主义将土耳其缔造成伊斯兰世界中最为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国家，他也因此被人民铭记。但他的改革一直被冠以 “战斗的世俗原教旨主义”（Militant Secular Fundamentalism）之名。
凯末尔及其青年党先辈的世俗主义，从制度设计上师从也曾经历过天主教与世俗制度分离痛苦过程的法国，将伊斯兰视为世俗主义需要提防的敌人，这种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一种身份和生活方式歧视。凯末尔虽然依靠安纳托利亚的彪悍山民挽救国家于危急存亡之际，但是他和他所代表的那群严格按照西方思维、生活方式做事的阶层却从未真正瞧得起那群被教士控制着大脑、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的无知无识之辈。
凯末尔建立了共和国，设计了议会民主制度，但他生前真正坚持的始终是一种“庇护民主”制度，内心里汲汲难忘对群氓的提防。他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细化到不许男人戴土耳其费兹帽，禁止民众以“帕夏”等传统敬称相互问候的地步。凯末尔不曾掩饰过自己对教士与伊斯兰本身的敌意，甚至建立了专门的宗教事务局，把教士变成国家公职人员，以便进行就近监管。
直至去世，凯末尔也没有从这种忧虑中摆脱，他的一切政策都立足于大中城市中那些拥抱现代化生活的新兴阶层。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也无法一下子就把所有民众纳入现代生产体系的水平，信仰差异就这样慢慢演变成了收入差别、阶层差别和身份差别。土耳其在凯末尔去世时依旧维持了城乡二元分离、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相互疏远的局面，一如1699年穆斯塔法二世试图改革时一样。
凯末尔像先代帝国苏丹一样将自己的支持者局限在一个狭隘的精英圈子之中，但他又建立一个依靠民主票决选择政府的制度。在具有高度威望的凯末尔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们无法继续阻止那些被视为群氓的乡土人士一次次挑战世俗主义政治。大批教士摇身一变，把传统的传教组织变成现代政党，偏生这群人又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弄得凯末尔主义政党从未打赢过一次选战。
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而凯末尔主义反的就是这种根植社会的生活方式，支持的又是一般人负担不起的昂贵社会模式。军官团不得已以兵变的方式三次解散民选政府，虽然有无奈，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民主政治的反面。当然，军事政变频发也不是全无作用，如今的“土耳其之王”埃尔多安当年也是一个极为激进的宗教政治人物，他和他的政党就是在一次次兵变中生生变得温和起来，承认用激进的原教旨宗教主义反击激进的世俗主义只会落得一拍两散的局面。
不再理智宽容的埃尔多安
理智的埃尔多安可以称得上土耳其自民主制度推行以来最成功的政治家了。他和正发党自2002年执政以来，创造了土耳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奇迹。土耳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 年的 2 100 美元，到2008 年就升至 10 160 美元，土耳其正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11 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 8%。
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在经济上重视农村、重视二次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他对土耳其南部农村地区的支援计划至今被当地人念念不忘，土耳其中产阶级的封闭状况被他打破，温和的伊斯兰信徒开始真正融入到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而非过去长期的隔门而望，由羡生恨。
经济的成功使土耳其政治理念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凯末尔时代“反宗教”的世俗主义逐渐被“穆斯林主导多宗教并存”的世俗主义取代。埃尔多安在四处推销其执政理念时曾经明确表示，“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就是作为治理国家的穆斯林能够与所有信教者（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等）保持同等距离……世俗主义并不是宗教的敌人。”
这种埃尔多安主义在2008年被冠以“新土耳其模式”之说。高举包容大旗的土耳其也做出了许多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策。为了加入欧盟，在2002年 2月至2004年 9月间，正发党主导下的土耳其议会共通过了九份协调方案，包括修订宪法、改革司法制度、制订新刑法在内的多项重大改革。此外，还签订了《欧洲人权公约》，承诺保护少数民族，削弱军队对政治生活的干涉，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取消死刑，严禁虐待和酷刑 。
为了实现民族间宗教间和解，埃尔多安还发大力改善库尔德人处境，落实库尔德新思维;为改善和正教徒的关系，正发党政府不顾国内阻力，积极支持联合国旨在促成塞浦路斯统一的“安南计划”，并致力于改善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含蓄承认当年曾经发生过重大悲剧（即亚美尼亚人所说的大屠杀）。一时间，埃尔多安获得了可以媲美凯末尔的声誉。
如果一切能够照此发展，那幺土耳其将会多幺祥和。但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并不如此温情。几乎从其总理的第二任期开始，埃尔多安身上的宽容精神几乎丧失殆尽。这位土耳其政治家热衷于恢复自己取消的死刑，打击政敌。在两次没有完善证据链的情况下对军队展开大清洗，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依据教法要求公开场合禁止饮酒，要求妇女至少生三个孩子。这些举措虽然与阿拉伯近邻比起来算不上有多幺过分，但是放在他打击军队及世俗主义政党的大背景下，几乎必然引起国内世俗主义力量的高度警惕和恐慌，担心这位毕业于宗教学校的政治家以前的宽容都是伪装。
2013 年正发党腐败窝案爆发后，尽管警方提供的证据确凿，但埃尔多安依然认为未经自己许可的调查是一场软政变，并由此推断自己的长期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了温和的埃尔多安主义的居兰已经偷偷制造了一个“平行政府”，并由此开始对土耳其司法体系长达两年的大清洗。
在此次“7·15政变”之前，埃尔多安已经清洗了6000名警察和检察官，国家司法独立几乎破坏殆尽。埃尔多安多次毫不掩饰自己要通过修改宪法连任元首至2024年的野心，他甚至公开威胁反对自己的人全是“居兰分子”，需要被关进监狱。这几年的埃尔多安让曾经夸奖过他的人几乎无法置信，他把自己和正发党、土耳其的命运等同起来。
回溯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历史，历史上的大教长也无此权力，只有政教合一时代的哈里发、苏丹才有可能有此待遇。埃尔多安要获得此等待遇，除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外别无拥趸，他的反对派则除了围绕在已经和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军人集团外似乎也别无选择。于是，这个国家在四个世纪后似乎又重回到当初的困境。世俗主义与教法集团可以并存，却无法融合，稍有不慎则需要靠刀光剑影才可能使光明之城恢复到秩序之下。
从制造两起军队阴谋叛乱案，到全国范围内搜捕居兰集团，再到让司法体系大换血，直至此次黑幕重重的“7·15政变”，埃尔多安收获了许多的掌声，却不再像一个民选的总统，而更像一个威严的苏丹。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俗主义与教众集团披荆斩棘才建立起的信任，在一次次甲方或乙方挑起的争斗中渐渐流失，对于这个伊斯兰世俗主义的旗帜国家来说，最大的悲剧可能在于他们再也不相信。当谁都不相信也就不会去做妥协的时候，阴谋家滋生的土地将就此肥沃;当有一天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票选结果失去信心时，政教合一体制的呼声将就此强大。
数十年辛苦建设，数十年艰难的相互适应，最终却有一日弃之如敝屣。对这种前景的想象，哪怕是出现在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一种巨大的罪过。历史由人而成，由人而败，所谓大势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有志一同的人士共同作出的努力。
光明之城伊斯坦布尔，曾经在中东的大乱局下安宁静谧得如此耀目。一夜间却枪炮齐鸣，血流满地，这样的改变如此轻易地就发生了，难道不该让人警惕吗？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