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清华
吴南如外交生涯的重要一笔是在苏联书写的。梅兰芳于1935年4月访苏，轰动苏联文艺界，成为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吴南如频繁出席各种活动，真正充当了使者的角色。当然，他的外交成就远不只在苏联。
山东问题独树异议
吴南如(1898M975)，字炳文，江苏宣兴人。幼年非常聪慧，“幼读四书，九岁能文”。14岁，吴南如进入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学习。1915年，吴南如考取北京大学政治及法律科预科。翌年，吴南如进入北洋大学，时人回忆吴南如“读法科而有文才，作《津门杂咏》六首刊于《北洋季刊》，师生们读之交口称赞”。1920年，吴南如从北洋大学法科毕业。
1921年，吴南如与林白水、胡政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日报》。当时山东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吴南如以“天生”为笔名撰写了很多与社会舆论相左的社论，尤其是吴南如认为中国应该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要是交涉不成，再提交国际会议也不迟。此论一出，时人侧目，也引起时任外交部长颜惠庆的注意。颜惠庆借胡政之拜访之际打听“天生”为何人，胡政之就介绍颜惠庆和吴南如会面，颜吴双方自此结识。
1921年底，美国倡导召开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针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前例，决定全力一搏。颜惠庆负责筹备、组织中国代表团，并提出了“要多用新人”。由于颜惠庆经常看到吴南如的时政文章，就让吴南如以咨议名义出席华府会议，吴南如由此进入外交界。吴南如在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12名咨议中位列第五，专门负责与外国代表的联系和沟通。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吴南如留居美国。
受到颜惠庆重用
1922年9月，颜惠庆组阁邀请吴南如回国，担任国务秘书。但随着颜惠庆在政坛的暂时失意，吴南如也随之辞职，并与颜惠庆一起到了上海。
当时发生了极大损害中国主权利益的金法郎案。该案缘于协约国对中国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的允诺：若中国参战，庚子赔款可延缓五年偿付，到1922年已经期满五年，列强要求中国1923年1月起照付庚子赔款，其中法国要求以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如果中国屈服于法国淫威，就要损失海关银6200万两。在这场历时三年、全国瞩目的风波中，吴南如与颜惠庆走动频繁，不仅受令向法国驳斥其无理要求，而且极力为颜惠庆辩解。在金法郎案中，吴南如充当了颜惠庆的智囊和心腹。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召开，全国举行抗议活动。11月3日，吴南如代表时任关税会议委员的颜惠庆出席了下午的会议，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随即颜惠庆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推荐吴南如为驻英使馆一等秘书，后颜惠庆未就任，吴南如则赴英上任。
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最早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加上当时英国制造的“万县惨案”等数起血案，激起国内民众的反英浪潮，引起汉口和九江收回英租界的群众运动。吴南如主要协助有关人员配合国内与英国当局交涉。1929年，吴南如在驻英使馆任满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兼欧美司司长，稍后担任外交部简任秘书、国际司司长。1932年7月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在中国外交界的地位不断上升。
推动中苏文化交流
吴南如外交生涯的重要一笔是在苏联书写的。1932年底中苏邦交恢复后，颜惠庆担任驻苏联大使，特别邀请吴南如担任大使馆参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出于抗日需要，以开展中苏文化交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形成了30年代中苏文化交流的高潮。驻苏期间，吴南如在促进中苏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5月，徐悲鸿到苏联举办中国近代画展，为了办好此次画展，吴南如不仅赠送徐悲鸿钱物以备急用，而且还进行了周全的考虑，费尽心力，精心筹划，使徐悲鸿画展在苏联取得极大成功。
掀起中苏文化交流高潮的是梅兰芳访苏。早在1934年3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艺术部主任齐尔略夫斯基在与吴南如交谈时，偶然得知梅兰芳即将赴欧洲访问，途中要经过莫斯科。齐尔略夫斯基告诉吴南如，苏联艺术家们早就仰慕梅兰芳的艺术成就，希望梅兰芳能在苏联登台献艺。此事由吴南如和戈公振传达给了梅兰芳。梅兰芳于1935年4月访苏，轰动苏联文艺界，成为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吴南如频繁出席各种活动，真正充当了使者的角色。吴南如的堂妹、小说家吴崇兰在《二哥吴南如》一书中写道：“二哥随颜大使在莫斯科时，都是致力于增进中苏邦交，并为中苏文化交流而努力。”除此以外，吴南如还促成苏方在南京举行版画展览，并赠送名画给中央博物院，而中方回赠苏方《四库全书》一套。
吴南如使苏期间，由于颜惠庆大使认为国民政府对苏交涉不力，在未获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回国休假，直到1935年2月21日才启程续职，这给吴南如提供了展现外交才能的舞台。中苏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多事之秋，双方在中东路出售、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上交涉频繁。参事是仅次于大使的职务，吴南如作为大使馆二把手，不得不担起重任，代行大使一职的许多事务，为争回国家主权竭尽全力。
苏联出售中东铁路后，吴南如受命持文到苏外交部抗议。苏外交部长拒不接见，吴南如只见到政务次长，政务次长扬言铁路归属有待中日战争结果，“要是中国胜，中东铁路就拿去，我们不要一分权利，因我们已卖掉了”。吴南如坚持要求记录上述语句，以为将来交涉路权作证明之用。同时，吴南如还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苏方进行交涉，成为中苏关系史上重要人物。
出任丹麦公使
1936年12月，吴南如出任中国驻丹麦公使。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一面苦撑待变，一面对驻外大使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国际同情与援助。吴南如在丹麦积极奔走，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外援。
当时国内经济十分紧张，吴南如还是竭尽全力，“硬着头皮，与各国使节周旋酬酢，馆舍务求美观，车仪务求整洁……外人见之，始而惊疑，终而认识中国的伟大，决非可以一战屈服者”。吴南如的努力粉碎了“欧洲一般国家都以为中国军事财政即将破产”的传言。
1940年6月，法国败亡，欧洲局势剧变。7月，在德国公使的干预下，丹麦政府改组，亲德法西斯分子参加政府，丹麦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渐行渐远。1941年7月，纳粹德国承认汪伪政权。8月20日，法西斯丹麦政权也随之承认汪伪政权，中华民国和丹麦断交。当时的丹麦国王一再对吴南如说：“我们虽然政治上有冲突，我们私人间还是朋友。”吴南如则认为：“这是没法忍受的冲突，也是不可饶恕的冲突，朋友做出来的事不合乎义，朋友之义也就没有了。”吴南如毅然决定回国。
然而，欧战正酣，交通阻隔，回国多有不便，吴南如借道美国回国。不料他乘坐之船刚到美国旧金山，“适逢珍珠港事变，交通隔绝，归国无门”，吴南如只得暂时折返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吴南如虽不得已暂时滞留美国，但仍体现其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
1946年，吴南如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巴黎和会，继续为国家利益折冲樽俎。当年10月，国民政府派吴南如到瑞士担任公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士于1950年1月17日予以承认。在此前夕，吴南如曾致信颜惠庆，说准备“经纽约回国”，后因情势变迁，没有成行，成为憾事。
笔耕不辍
吴南如在公职生涯中非常注重学习。1922年，他参加华盛顿会议后，入美国华盛顿大学深造，学习法律。1926年，出使英国时，他在工作之余进入伦敦大学进修，与当时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讲师的老舍交往甚密。吴南如1941年借道美国回国时，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快要完成博士学位时，被外交部召回任礼宾司司长。
吴南如在不断学习的同时也勤于笔耕，由于他多年从事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先后撰写了《欧洲外交史：国际组织》、《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等着作，为学者们研究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75年，吴南如病逝于美国华盛顿，终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