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可
美国必胜论的冷战史vs悲剧的冷战史
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爵士曾指出，对现代国际冲突的认识和研究往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往往被置于善恶二元对立的模式下，历史学家采取一种站在“正义”一方的“英雄史武”的撰述模式，去描写“好人”对“恶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这种清晰明快的历史撰述不免对历史的复杂性、深层机理和悲剧性情境缺乏体认和发见。到了第二个阶段，随着情绪性因素逐渐退去，历史学家会看到作为国际冲突根源的结构性因素和“可怕的人类困境”，看到并不与某一方的邪恶必然联系、但却使冲突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历史情境。巴氏的教导是：历史学家应尽可能超越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直线式的和目的论的观念，并避免事后仍站在国际冲突中某一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或者至少对冲突各方，要比历史时局中当事各方对敌方的认知怀有多一点的理解甚至同情。这当然要求历史学家“站得更高”，具有更高远、更多元的价值关怀并具有自觉和强健的价值反思能力；“看得更远”，超越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立场，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境遇和思想逻辑有?深切的了解和关怀，摆脱不假思索地把本国的目标和事业与“正义”和“正当性”联系起来的本能倾向。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学家的智力工作无往而不在自身所承袭的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框架(或者说枷锁)之中；特别是对涉及国际政治的各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工作来说，采取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和视野，仍然是最自然、最方便也最“得体”的。
在后冷战时代“新国际冷战史”取代冷战时代的旧冷战史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巴氏所说的第二种取向彻底取代第一种取向的情况。如果把巴氏所划分的先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看成是两种同时并存的“取向”，可能更符合冷战学术史的实际情况。尽管更长的时间距离总是能够给人以更多的客观和清醒，尽管后冷战时代的冷战史研究的确产生了很多符合第二种取向的着述，但是，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冷战的结局带给美国人欣快自满的“冷战必胜论”和对美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高扬的信心，冷战史研究的中心和最大产地仍然在美国，这些事实使得巴氏所说的第一种取向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美国是“站在历史一边”的力量，美国的意图和目标是正当的和道德的，美国的手段和策略是明智的和有效的，所以美国胜利了，而美国的胜利就是人类的胜利。包括冷战史大家加迪斯以及笔者在本栏目介绍过的弗雷德伯格在内的许多冷战史学者的新着，都或明显或含蓄地透出这幺个意思。而在专业学术界以外，这种观念的相对影响力自然更大，它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公共政治气氛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冷战与第三世界
然而，不管美国中心的“冷战必胜论”有多少道理，会不会达成某些“片面的真理”，可以肯定的是，它会淡化甚至遮蔽冷战中曾经发生的许多错误、灾难和悲剧。这些苦难和悲剧有许多是发生在第三世界，而且是由超级大国的错误所导致或助长的。标准的冷战史叙事一向以美苏之间的冲突互动为中心，第三世界在冷战史中处于某种边缘的甚至缺位的状况，而“冷战必胜论”会强化这种现象。比如有致力于论证美国冷战政策成功的着作，对一向被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大错误、大失败的越南战争作出新的解说，认为美国为冷战的最终胜利在越南付出了必要的代价，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势头，为资本主义模式在东南亚和东亚的成功赢得了时间，最终有助于促成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垒球化时代的到来。按加尔布雷斯当年对发动越南战争的“冷战斗士”的评语，这些人的“优势”也是他们有说明“灾难为什幺不是灾难”的本事。
迄今为止，对美国中心的“冷战必胜论”构成挑战，也对第三世界在冷战史中的总体缺位状况做出弥补最为成功和有影响力的着作，或许当推国际冷战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挪威裔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me Westad)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的时代的形成》(200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文安立曾在2000年一篇讨论冷战史研究状况的着名文章中提出，意识形态、技术和第三世界是改造冷战史研究的三个最有潜力的“可能的”“范式”。在这本书中，他把对意识形态和对第三世界的研究整合起来，亲自实践了他的预言和主张。关于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和现状的影响，关于第三世界对冷战的总体格局和进程的影响，关于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冷战对20世纪后半叶和当代“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关于当今仍困扰着人类的许多冲突和灾难的由来和性质，这本书所提出的题旨和论说，是各相关领域里的学者乃至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经纶事务的人们所不应回避的。
这也是一部符合巴特菲尔德所说的第二种取向的着作：它饱含着对各方历史行为主体(首先是第三世界人民及其领导者)的境遇和动机的同情理解，包容着对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特别是驱动两个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影响第三世界冷战的当地因素)的深入分析，也浸润着对历史悖论以及人性和社会性悲剧的敏锐洞察。当然，作为历史学着作，文安立书的这些优点又是以对多国档案资料的广泛收集和精当利用为基础的。这部书必定会作为冷战史的经典而流传久远。
作为后冷战时代的“当代史”的冷战史
文安立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继续，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全球扩张的巨大历史运动的最后阶段。只不过与以往欧洲殖民扩张所不同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目标和核心话语不是剥削和征服，而是控制和进步。植根于美国和苏联自身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驱动着它们去干涉第三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执着于在第三世界推行它们各自版本的现代性工程，坚信由此必然推动世界历史，也使自身安全获得最终保障。文安立指出，认为冷战不属于第三世界的看法是错误的，冷战不仅涉及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在欧洲的盟友；冷战之所以成其为“垒球冷战”，正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把第三世界拖进冷战，甚至使之成为冷战的决定性战场。而冷战又塑造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如果没有冷战，非洲、亚洲乃至于拉美，都将完全不同于其今日之状况。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他们对美国和苏联所提供的发展模式的有意识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第三世界领导人是在与某一超级大国的密切关系之下选择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而这经常意味着他们采取并奉行对其人民构成灾难的发展模式。
本书集中关注的时段，是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冲突达到顶峰、而第三世界对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也变得空前重要的70年代和80年代初。该书首先处
理了美苏对第三世界的认知和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问题，指出：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然存在的关于自由、进步和公民权的话语，苏联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在自身历史经验中重塑的一整套国际政治理论，为它们各自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奠定了意识形态的框架，提供了基本动力。作者还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主义的发展演变，并对反殖民主义运动与早期冷战冲突之间的互动做出解释，说明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是如何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做出选择，而还有一些领导人又是如何选择了同时反对两种意识形态的立场的。
在作为主体部分的个案研究中，作者考察了发生在古巴、越南及印度支那其他国家、安哥拉和南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伊朗和阿富汗，以及尼加拉瓜等国家或地区的美苏干涉和对抗。作者不仅把这许多复杂而紧张的故事篇章讲述得极为清晰而精彩；更难得的是，他对第三世界当地因素的深入了解，使得这些故事超越了大国对外政策史的撰述模式，而与这些国家的本国史有机地融通起来。阅读这些人们知之不详的、往往是血淋淋的历史，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的是：第一，灾难就是灾难，这些灾难中同时有华盛顿、莫斯科和当地的政治领袖都必须承担的历史的和道义的责任；第二，这些冷战时代的故事与后冷战时代的关系是那幺实在而密切，以至于的确如作者所言，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时代。
最后两章对冷战终结时期的讨论及结论部分更紧密地扣合了“历史塑造当代”的主题。其中一章论述了里根政府在第三世界发起的新攻势，另一章则以显着的同情讲述了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的努力、困境和他最终的失败。在结论中，作者概括性地分析了冷战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有力地显示了美国的干涉主义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根本连续性，以及这种干涉主义对第三世界和美国自身的伤害。对于当今困扰美国和世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作者的分析和评断尤其发人深思。
的确，历史是现实存在的一个维度、一种方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在一开篇就宣布，这不是一部那种仅仅基于历史学家对既往所发生的事的好奇心而做的书，而是一部历史学家写的关于当今世界的书。
文安立早年在非洲和亚洲所度过了很多时光。他对第三世界“那些试图创造一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的人们和那些反对外国干涉捍卫自己的共同体的人们”“怀有深切同情”。他把书题献给他的两个死于冷战中的朋友：一位是1982年为种族隔离政权的特务所暗杀南非共产党人，另一位是1988年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所杀害的阿富汗穆斯林和民主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