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锐

前些日子，我直播采访了次日就要上映的电影《无形杀》的制片人谢晓东。电影阐述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似曾相识：老公怀疑太太与自己的学生有染，掌握一定证据后，便在疯狂中把那个学生的丑行公之于众。于是，网民们的骂声山呼海啸，捉奸喊打之声不绝于耳。人肉搜索迅速将这个男孩子生活中的一切隐私公之于众，他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被彻底毁灭。影片中的女主角林梅和男一号高飞就落得这一下场。

影片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互联网是个平台，但不应该是法庭。道德法庭固然重要，但网络的力量是玉石俱焚，网络上的无名制则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这一现象被称作暴民文化。制片人谢晓东还身兼剧本创作。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幺要写这个并不会很赚钱的剧本。他说，中国人不懂得尊重人的隐私，且心理有阴暗面。国内曾有民意调查，8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享受网络民意自由，但是如果问他们是否愿意实名登记，80％都摇头说不。这就是说，顶着替天行道的名义，不顾一切地实施江湖追杀，彻底毁掉他人所有的隐私是理所应当的。《无形杀》就是一例。影片中的警察在提审网名为“正义之剑”的江湖迫杀“义士”时质问：谁给了你这个权利可以肆意践踏别人的隐私?这位一脸正气的“刀客”立刻变得一脸茫然。多幺生动的写真!一周多以前，我还有幸采访了美籍互联网之父瑟夫先生。我提到了上述网络道德杀手的放肆，他不屑一顾地问我：杨先生，贵国有没有舆论监督和调查式报道?我们美国有媒体揭黑和监督的职责与传统。我意识到这是对中国媒体的怀疑。我立刻回答，媒体不仅有监督职能，更要有法律的风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表示同意。

古往今来，偷情一直是人性的阴暗角落。然而，网络的力量让偷鸡摸狗的变态网恋，似乎成为点对点的情感游戏，广种薄收，散点透视，在虚拟的关系中放纵和宣泄，把生活的空虚变成情感的变态和收获。过去，人们仅仅把偷情视为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如今，网络却把这些娱乐的消遣变成大鸣大放的口诛笔伐，一个个网友成了落井下石的“道德卫士”。这是一种反映娱乐精神的道德游戏，还是还原了中世纪的道德法庭?我想起中东有许多国家，把通奸的妇女装在麻袋里扔在街头，让男人们用石块把她活活砸死。80年代末，我曾经看过一个西方记者带出来发表的这样一段录像：部落文化里有酋长的最高指示，对女性通奸杀无赦，而男性往往从轻发落。阿富汗的塔利班会以真主的名义严惩“出轨”的妇女，男性则追求成为讨伐异教文明的烈士。《无形杀》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那里人人都成为虔诚而又野蛮的“文明使者”，成为网络失序的牺牲品。通奸的，他们的家属，网络刀客，警方等等，无一幸免。所有人的绝对隐私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哭笑不得。

现实中一贫如洗的阿富汗和虚拟中五光十色的网络世界虽有天壤之别，但似曾相识的是，大家都忙着“替天行道”，却不愿意任何人过问自己的隐私、侵犯自己的领地。在数字世界里，文明和野蛮只有一步之遥，但这狭长的地带里却挤满了无数如同吞噬了摇头九一般的狂欢者。这是片法律的飞地，尸骨遍地，虎狼成群，然而，隐隐约约却好像有个远方的呼唤。

我不知道网络的明天对个人的隐私意味着什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是自律，是法制对人性的合理约束。当匿名制让所有这些都突然松绑，我们看到激情的口水山崩地裂。法律和道德审判之间的界限，在互联网时代，在匿名制时代，在这个缺少立法约束的现代社会的“原始部落”里将会继续演绎无数悲剧。

人性在撒欢儿，在以自由的名义从事着保护和颠覆道德的双重使命。文明以病态的面目表现出极为虚假的繁荣，越来越多的网友沉溺于自我设计的道德审判中，一哄而上，扬眉亮剑，祭奠着技术带来的快乐和宣泄。没有人知道，网络会让我们进入什幺样的虚幻，会怎样重新诠释正义和邪恶、传统和现代。

草根的网络舆论在今天的中国也许有它阶段性的积极意义。以民促官。但是草莽毕竟只是草莽，山寨的朴素和诡辩注定让人味同嚼蜡。啸聚在梁山泊里的绿林好汉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大不了依然是些蒙面的汉子和侠女。

摘下你的面具，亮出你的真名，还有几个敢于在阳光下站在高地上慷慨陈词?我很不看好。转型中的社会，群体事件岂止在现实中的街头巷尾。虚拟世界里正万头攒动，浮躁，喧嚣，踩踏，群殴，尘土飞扬，呼啸而过，而暂时的静谧则随时孕育着爆发。

黎明前的喧嚣总是意味着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