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
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艰难时刻，美国再次落井下石。3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所谓“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要求政府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和参与国际组织。该法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又一次粗暴干涉。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制衡中国的工具，也是美国国内友华与制华、立法与行政、外交与安全、政治与商业等利益诉求长期纠缠的一个关键点。近年来，随着美国公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内新的对华共识也在重新聚合内凝，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的声音又高涨起来。
美国国会近年连续炮制涉港、涉藏、涉疆、涉台法案，在台湾问题上已出台了所谓“台湾安全法”“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自2019年上半年开始酝酿，直接起因是台湾“邦交国”不断缩水，而蔡英文当选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让美台双方看到了加强联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诚然，这些法案基本都是自说自话，但也将美国“以法扰华”“以台制华”的手段表现得更加明显。
众院新近通过的“台北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并将其他国家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作为美国调整与它们关系的参考。这个法案所能起到的主要作用，一是给在国际上屡遭挫败的“台独”势力鼓劲。2016年以来台湾已失去六个“邦交国”，法案虽是象征性的，但也是一种声援。二是潜移默化加强美国国内乃至世界对所谓台湾“独立地位”和所谓中国“霸凌行为”的认知，在自我设定的合法性和情感纽带基础上挑动台海矛盾，让“台独”成为供美国调配的棋子。三是敦促台湾当局对美开放经济，诱导台湾继续向美采购军备。
“台北法案”不仅是“护台法”，更是“双标法”。美国的这类国内法案，归根到底是一家之言，违背了国际公认且也是美国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缺乏国际法理基础，对其他国家也不具备约束力和仲裁力。即便在美国国内，最多也只是给政府提供建议或指导。况且，从美国外交体制看，国会虽手握立法权，但在“外交决策共同体”中的实效有限，所有法案必须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影响力逊色于国务院，甚至不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鉴于此，“台北法案”显然是国会山的自娱自乐，是给“台独”分子画的饼。
战略上的藐视并不意味战术上就可以掉以轻心。对美国来说，“台北法案”的作用尚不在当下，而在长远;危害尚不在实效，而在观念。它将是美国今后继续利用台湾问题挑衅中国的痛点，也是舆论造势的先导，更是挑动“台独”野心膨胀的精神鸦片，而蔡英文当局借机喊出的“独立”和“美台建交”，更加暴露出其挟洋自重、企图将美国捆绑在“台独”战车上的癫狂。
从中美关系大局看，关键问题不在于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对中国真正了解多少，而在于有多少人是真的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台北法案”的通过反映出华盛顿政治圈内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立场上的趋同，进一步表明当前美国上层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而发声的空间日趋收窄，虽还不至于转向“麦卡锡主义”那般万马齐喑，但搅乱中美关系稳定的企图无疑获得了新的鼓舞。
或许美国议员该学习一下美国自己的历史。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南方攻势下身陷困境，面对来自英法心怀叵测的外交调停，国务卿西华德回应说：“请相信，没有什幺错误能够比起君主陛下（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干涉我们的事务更严重了。”美国也要相信，在关乎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尤为坚定。对我们而言，台湾问题的走向归根到底取决于实力对比。尤其要清醒认识到，“修昔底德陷阱”虽未必就是中美关系的宿命，但大国博弈是长期复杂的，一切都离不开有强有力的国力作为支撑，而在战略决策和行为上，也需要持久的定力、耐力和意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