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的端午节小假期过得有点火药味。在浙江乌镇，人类的代表，19岁的围棋九段柯洁，和人工智能的代表AlphaGo展开三番棋比赛。柯洁输了，人们本能的焦虑再次被激起：连围棋这样高难度的游戏人类也甘拜下风，那未来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会被机器人抢走？
人们有时需要这种能引发集体担忧的谈资：事关人类存亡，有共情作用，辩论起来更有趣。但对于今年迎来毕业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就要被贴上一个新标签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生。
出生于1995年的年轻人对此并不陌生，他们是在“标签”中长大的一代。常见的有：千禧一代、互联网的原住民、独立、个性、自我，甚至任性。成年人对年轻人的关爱是个持久的命题（所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像现在这样，整个商业世界对90后亦步亦趋地表达关切，恐怕是前所未见的。
我不知道90后是否乐意被贴这幺多标签。从个人来讲，可能没多少人乐在其中，一个90后曾对我这幺描述自己所属的代际：我们的共同特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相比那些被强行贴上的标签，我更相信，也更喜欢这个90后的说法。
90后之中有敢于冲破规则的叛逆小子，也有认同传统价值观的乖小孩，如果你深入了解几个90后，发现并没有人真正活在那些标签之下。事实上，贴标签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某种权力的界定：成年人在以贴标签的方式定义年轻人。而那些标签通常渗透着成年人自身所属时代的特点以及那些隐蔽在深处的价值观，他们曾是被定义的年轻人。
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和几个95后聊了聊他们的择业选择。不唯大公司、频繁跳槽、不忠诚、不就业做freelancer—他们的确已经一人一个样了。商业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兴职业，也降低了专业对就业的影响。很高兴看到复旦大学经济专业的郭晓畅放弃金融公司的offer，那曾是他的师哥师姐无比向往的第一份工作，而去做一名游戏策划师；我也特别喜欢中国矿业大学的秦智斌不认同学而思培优的价值观，而选择到农村支教两年，以此了解中国基层教育的真相。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从无法选择工作到一人一个样，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就在今年毕业生出生的1995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恰处于巨变之中。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伍继红毕业19年后陷入贫困的纪实引起热议。伍继红1994年进入大学，当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逐步实行学生缴费上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这一年，包括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大学在内的40所高校率先收费。到了2000年，高等学校体制转轨基本完成。伍继红大学毕业那年，国家已不再“包分配”，毕业生开始学习自己找工作。
这曾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新命题。在包分配的年代，大学生所学专业多由家长或老师代为选择，至于就业乃至职业规划，几近空谈。刚拥有自主权的那些年，毕业生的选择集中度很高，跨国企业、民营公司、国家行政机构曾是他们更为偏爱的第一份工作选择。此后，更热门的行业出现了，金融业、制造业、互联网行业一度深受追捧。
现在，95后登场，什幺是好工作？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了—没有什幺比这更令人欣喜的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