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菁
阔别家乡多年的铜罍终于要回归了，与它的“另一半”完整合一，这对于向来崇尚美满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快事。也许，不能说话的器物无法向人们倾诉它的感受，但就在其受到瞩目的同时，有关海外文物回流的种种，却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门话题。
两面之缘
“这次在纽约佳士得预展中再见皿天全方罍，真让我有种难以言喻的感慨。”这是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流散文物处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许勇翔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在他的私人相册中，一直珍藏着这样一张照片，那是2001年，同样的3月、同样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他与这件铜罍的合影。而十几年后，当他再次与铜罍一道站在镜头前时，“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少呢。”尽管是打趣，言语中却掩饰不住对这份重逢之缘的激动。
其实，在当年那场拍卖会上，上海博物馆也有意购藏这件珍贵的青铜重器。“当时马（承源）馆长还在，我们手上也有征集费，但没那幺多。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竞拍会是那样热烈，一下子就超过了300万元美金，我们根本连举手的机会都没有啊。”许勇翔叹道。
据悉，当年争夺铜罍的主要是台湾藏家与境外藏家，彼时，国内藏家走出海外参与竞拍的情况还比较少。而讲究竞拍“策略”的上海博物馆事先对于有意购藏铜罍一事也是绝对缄口。“后来有人问我，听说你们也想买这件东西，我感到很惊讶，反问对方‘你是怎幺知道的？因为当一切没有成形的时候，我们都会将意向视为机密。”
当年拍场那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似乎还历历在目，时间一晃而过，这一次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上海博物馆没有出手，“它能够洽购成功，回归湖南省博物馆，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可以说，无论是已出土的还是传世的，这件器物都堪称是罍中的极品，重器中的重器。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再让它沦入拍卖的命运了，它是无价的。”许勇翔出示了两张小小的合影照片，无声地释放出这位老文物工作者的强烈心愿。
据资深文博界人士透露，上世纪90年代初，是国内文物流失的一个“猖獗期”。而公藏机构对于海外流散文物的关注、抢救，自此之后一直未曾间断。仍以上海博物馆为例，在业内人士看来，其对海外流散文物的抢救回流，称得上是走在业界前沿的。据了解，2001年以前，上海博物馆主要是从香港购买回流文物，包括一些珍贵的青铜器。据悉，当时该博物馆里的很多人，身兼上海文物鉴定委员会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双职，既是委员，又是专家。事先，大家都会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出发，去探寻、发现那些海外流散文物。对于每年馆藏征集经费的使用，该馆的规矩也非常严格：信息收集回来后，专家们先要进行内部商讨，判断这件藏品是不是馆中真正需要的，能不能对现有藏品进行有效补充等，只有看法一致方会考虑购藏。如果确系特别珍贵的文物，要向上级政府部门进行专项申请。
“这种征集工作感觉有些像‘情报员，”许勇翔笑称，“之前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在社会上密不漏风，假如大家都知道是博物馆要买，那我们反而不一定会买了，通常都是事后才会对外公布。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我们征集的很多藏品，价格肯定是比较便宜的，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等等都有。”
“文物工作者都有一种职业病，好像抢救流失文物比什幺都重要。”他说。
受制约的现实
投身购藏海外流散文物的还有上海图书馆。首当其冲的例子则莫过于翁氏藏书。这是已知海外惟一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私家藏书，也是当年所知清代以来流存海外的最后一批中国古籍善本收藏。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向记者介绍，当上海图书馆确定要购藏这批藏书后，立即向上级部门进行了专项申请，很快就通过了审批并且得到上海市政府的专项资助。随后，有关场外交易的相关事宜，上海图书馆全权委托中国嘉德拍卖公司负责办理。2000年2月，双方达成协议，尘埃落定。上海图书馆以400余万美元的价格购得翁氏藏书而轰动一时。
尽管时隔多年，对于当时的“惊心动魄”，曾亲自参与过此事的相关人士依然记忆犹新。据说，想购买这批藏书的除了上海图书馆，还有北京的文博机构，在这场“争夺战”中，审批的快慢与否成为了决定性因素。以致后来有不少业内人士感叹，上海在这方面的反应，的确显得更加“开明一些”。
事实上，在公藏机构抢救海外流散文物的诸多行动中，除了政府的反应，外界最为关心的当属价格。该不该买，怎幺买，投入是否给力？钱，在人们眼中是一种最直接的体现。
记者了解到，为了抢救流散海外的珍贵中国文物，2002年，国家财政部专门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由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实施项目管理，具体工作由国家文物局所属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承办。例如2002年以近3000万元的价格购藏的北宋米芾的《研山铭》、2006年从日本购藏的商代子龙鼎等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而这些珍贵文物征集回国后，文物部门将以是否需要、是否合适的原则分配给相应的国有博物馆。相比之下，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这样的国内大型博物馆明显更占优势。
另一方面，作为公藏机构，根据等级、大小之分，每年国家都会拨付一定的征集费用。
“以前国家博物馆尚未合并的时候，中国革命博物馆每年的文物征集拨款大概在几十万元左右，历史博物馆要稍微高一点儿。以我的经验来看，对比意向，在征集的时候感觉财力有限。”中国国家博物馆原顾问夏燕月这样告诉记者。
确实，钱不够用。以2002年为时间节点分析，自2013年为止，十余年来，全球文物艺术品的市场价格涨幅有目共睹。更进一步放眼望去，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权威数据，2002年，我国的GDP突破10万亿元；到了2013年，我国全年GDP达到56.8万亿元。显而易见，与市场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无论是5000万元的专项征集经费，还是国有博物馆每年的征集费用，用“杯水车薪”来形容实不为过。
即便是在上海这种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国家财政对于公藏机构的投入依然比较有限，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基本上仅够“馆藏资源的日常维护”。而就拿此次铜罍回归来说，据相关媒体报道，洽购成功后，湖南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博物馆“资金薄弱”。
由此可见，资金有限，依然是国有博物馆所面临的一种不争现实。
国家的态度
针对国家财政投入文物征集的话题，记者发现，诸多讨论中人们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当前国家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海外文物回流也是当中的一部分，应该继续加大力度；也有人表示，文化的传承中，文物是否能得到最好条件的保护才是置之首位的，没有必要完全因为“民族热情”一头热；而北京一位长期关注博物馆发展的研究人士的话则更加耐人思考——国家拨款有限，反而从侧面提醒了各大公藏机构，财政拨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在征集工作上应当慎之又慎，尤其是像文物艺术品这样比较特殊的门类；另一方面或许还说明，有关部门对于国有博物馆以竞买的方式购藏海外流散文物，态度上并不是全然赞同的。
采访中，一些文博机构相关人士的表述也一定程度地印证了上述观点。“如果拍卖的金额比较小，在馆藏征集拨款范围内可控，博物馆也许能自主；但如果数额比较大，需要专项拨款，现在国有博物馆向政府上级部门申请一般就很难通过，就算有戏，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
在文博研究学者看来，有关部门不大主张、鼓励以拍卖的方式回购海外流失文物并非没有考虑。一是为了抑制和打击文物走私，二是如果一件文物的流失经过、原因不同，对于回流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这关系到国际惯例和相关国际公约，以及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尊严。再者，市场价格攀升得厉害，盲目拍卖可能让国家蒙受损失。
“假如一件流散在海外的文物要被拍卖，又有据可查它确实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失的，国家一般不会赞成拍回来，我们也不会这样做。”几位受访的文博业内人士纷纷表示。
记者注意到，在已公开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购藏过程中，这些回流文物要幺是直接从海外机构或私人藏家手中征集，要幺是由国内拍卖行征集回来后再进行定向拍卖给公藏机构，直接从海外拍卖会上购得藏品的事例鲜少。
“所以海外文物的征集、回流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很多因素都能决定它的成败与否。”一位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任职多年的人士如此说。
比买更重要的
当然，尽管以参加公开拍卖的形式来抢救海外流散文物不是主要渠道和主流方向，却并不意味着国内的公藏机构会忽略于此。
不过，比起买家的频频举牌，他们更像是以一种“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即便有意向，事先保密是首要原则，原因在于一旦高调公开，等于是在无形之中为该拍品又增加了附加值。事实上，他们的目标往往是那些既有意向最后又流拍了的文物艺术品，试图寻求机会能够通过场外协商以合适的价格购回。据透露，在公藏机构这种场外协商的方式中，比起个人购买价格上经常会优惠一些。
此次湖南藏家购买铜罍捐赠湖南省博物馆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后，有人呼吁，国家应该建立相关的基金会制度，帮助国有博物馆购藏海外流散文物。与此同时，迎接海外流散文物回国，应该给予一定关税优惠的呼声同样很高。
“北京已经出现了基金会性质的民间组织，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效果却并不理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说，“购买是种经济行为，成立基金会所使用的是基金的利息，如果没有大企业、大资金的注入很难做。我想，随着认识的逐步提高，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投身其中，但这个过程的培育与完善需要不少时间。”
黄显功则告诉记者，为了便于操作，当前公藏机构购藏海外回流文物，往往会委托给国内拍卖公司等第三方机构。比如2010年上海图书馆从瑞典买回来一批西洋古籍，共千余种，是由上海图书进出口公司来办理相关手续；而前不久北京大学图书馆从日本大仓集团回购的一批中国珍贵古籍，则是通过上海博古斋来买的。“以我们的体会，如果国家公藏机构购买海外回流文物是用于研究的，在税收方面会有一定减免。譬如我们从瑞典买回古籍，进关时就免收了部分关税。”
更有相当一部分公藏机构资深人士建议道，抢救海外回流文物，当前比起购买，相关研究、整理工作以及形成专门机制才是当务之急。
“非正常途径走出国门的，应该由国家出面追索，这是行业惯例。从经验来看，就以流失海外的玉器为例，业内通常的参照标准现在依然是多年前陈梦家先生编着的目录，虽然权威，但这些目录里面对于文物到底如何流出去的也缺乏相应记载。我们现在的文博界、公藏机构能不能做好这些研究、考证工作，是决定抢救方式一个重要的前提基础。”许勇翔直言。
与此同时，对于追索，记者发现，至今官方在专门机制的启动上表现仍不明显，缺乏相应的机构与人才来专注于此。甚至在某些时候，地方政府对于海外回流文物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现在反而是民间机构在做这些事，文物回流一味依靠民间力量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对此确实值得深思。”有评论如此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