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洲
2月26日，距离俄罗斯总统大选还有三周，由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最后确定的八位候选人可以正式展开电视辩论。然而，在当天原本应该到场的四名候选人中，只有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亲自到场，其余三位候选人——唯一的女性候选人索布恰克、俄罗斯共产党推举的候选人格鲁季宁和作为俄总统保护企业家权利全权代表的鲍里斯·季托夫——只派出委托人代为出席。
现任总统普京更是在早先表示，他不会参与跟总统大选相关的公开辩论。
每年的年度新闻记者会上，普京都会在直播镜头前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他已经不再需要任何政策主张来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增加筹码。在去年底正式宣布参与此次总统竞选后，普京曾被人问起此次的竞选纲领，他只含糊其辞地给出了一些并无新意的回答：“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发展基础设施，改善人们的医疗和教育水平。还需要重视高科技和提高劳动效率。”
几乎没有人怀疑，在3月18日的投票日过后普京将开始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曾经四次参加总统选举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放弃了亲自参选，开始培养新面孔和新思路。季托夫更直言，自己“不是一个适合当总统的人”，参加竞选是为了推出新成立的“成长党”以及“俄罗斯新经济”的口号。
克里姆林宫的幕僚们也有他们的烦恼，总统选举毕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任何社会问卷调查从真实性和可靠性上都无法与选票相提并论。普京希望得到一个“双70”的结果，即投票率和得票率都达到70%。在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尽管他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仍然维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全国不到48%的投票率（首都莫斯科更是不到35%）令人有些难堪。
俄罗斯最大的商业报纸《生意人报》报道，普京的竞选团队已经展开了一项代号为“人口密集地区”的行动，统一俄罗斯党的各级成员被分配了召集选民投票的任务，级别越高的党员需要承担越多的召集任务。例如，在地方市议会工作的代表每人需要召集20名选民，而在州级立法机构工作的代表每人分配任务是50名选民。
冷漠的民众
俄罗斯的宪法规定，在任总统最多可连任一次，也就是说，普京的下一届总统任期到2024年结束时，不可再次参选总统职位。那时普京将年满72岁，主政俄罗斯的年头达到24年，超过苏联时期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新的总统任期尚未开始，已经有观察家将接下来的六年标榜为普京时代终结的开始。普京是否会对其一手构建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成为焦点。
普京主政期间，曾推出过数个现代化改革方案，包括2000年伊始的格列夫计划、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的改革尝试以及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制定的2020战略。“这些战略要幺未及铺开就夭折，要幺中途而废，要幺没有得到落实。”《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杂志副主编张昊琦总结称。
根据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和卡内基莫斯科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目前约有42%的俄罗斯民众认为当前俄罗斯需要“决定性的、综合性的”改革，另外有41%的人认为只需要“局部改革”。对于通过何种方式推行改革，有43%的人选择了“给倡议改革的政党或候选人投票”，另有21%的人选择“签署公开信或请愿书”，20%的人选择“直接向相关政府机构投诉或递交建议书”，而选择相对暴力的“街头抗议、集会或罢工等”的人只占8%。在2012年总统大选前期，俄罗斯发生大规模的反普京游行，被认为是普京政治生涯中遭遇的最大挑战。
俄罗斯后工业化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认为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俄罗斯大众的“美好愿望”。“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希望改变现状，”伊诺泽姆采夫对《财经》记者分析，“但是他们并不清楚有效的改革途径是什幺，大多数将希望寄托在现有体制上，如果现有体制有进行自我改革的意识和能力，改革应该早就开始了。”
一些具备经济实力且厌倦了迟迟没有改革变化的人离开了俄罗斯，一家高科技创新公司的高管德米特里称，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超过26万名俄罗斯公民申请美国绿卡，比2012年多了10万。
经济改革不如人意
在列瓦达中心进行的另一组调查中，当人们被问及国家变革的最终目的是什幺时，多数人的首选是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
2012年的总统选举前，普京曾经许下承诺称俄罗斯公民的平均真实工资水平将在2020年前上涨60%-70%。直到今天，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然坚持称俄罗斯民众的真实收入保持增长态势。
但在剔除了过去六年间的通货膨胀因素后，俄罗斯的人均工资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5%。
经济学家谢尔盖·扎沃龙科夫的计算显示，过去四年人均收入呈连续下降趋势，超过三分之二的受雇人员工资低于平均值。
根据2018年-2020年度财政预算，2018年联邦财政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开支为4600亿卢布，2020年接近5000亿卢布，与2013年的水平相当，但是剔除通胀因素后，也呈现实际下降的状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教育支出领域。
而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在接下来三年将稳定在2.8万亿卢布的水平，不包括一些隐藏在非军事开支项目内的经费，例如警察部门的开支。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开支已经占到了俄罗斯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
去年5月，普京曾签署通过新版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俄罗斯经济的弊端，例如高犯罪率和严重腐败导致的低水平投资、创新的缺乏、全球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以及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部门之外匮乏的企业竞争力等等。
俄罗斯希望改变这些弊端的途径是呼吁与独联体国家、欧亚联盟国家、上合组织以及金砖五国加深合作和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雅君对《财经》记者说，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严重受制于国家的政治利益，维护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是政府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内难觅改革空间的前提下，俄罗斯政府往往会依靠对外政策的成功，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获取必要的社会支持和自身合法性。
俄罗斯对社会和政治的管控十分严密，各种约束性法律的出台不断压缩体制外力量的活动空间。“在阶层固化不断加剧、精英流通愈加不畅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日益僵化。”张昊琦指出。
被认为唯一有可能挑战克里姆林宫权威的体制外反对派纳瓦尔尼，仍然在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削弱当前执政群体的权威。2月15日，俄罗斯电信监管部门屏蔽了纳瓦尔尼的官方网站，直到26日，网站删除了关于俄罗斯铝业寡头杰里帕斯卡和政府副总理谢尔盖·普里霍季科之间腐败行为的调查报告，网站才得以恢复。由于此前多次组织“非法街头集会”，纳瓦尔尼和他的团队官司缠身，纳瓦尔尼和他的团队主管沃尔科夫在3月18日选举当天极有可能要在狱中度过。
俄美交锋无休
执政期间先后经历过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动荡、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威胁、2011年-2012年间的街头抗议示威以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来自欧美的制裁等一系列“外部威胁”，普京已经逐步构建完成一个专门用来应对各种外部危机的体制。
在美国国会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的要求下，美国财政部于1月29日公布了一份包含210人名单的“克里姆林宫报告”，入选人员至少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个：该人员与“体制”关系密切；该人员的资产靠与“体制”的商业腐败行为获得；该人员是与“体制”相关的某些资产的持有者。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制裁政策协调员的丹尼尔·弗莱德称，该报告的目的是将支持普京的俄罗斯精英“钉在耻辱柱上”。
作为回应，普京称俄罗斯也准备了一份将那些反对俄罗斯的人纳入其中的“华盛顿名单”。但俄罗斯还不会立刻展开行动，而是密切关注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轨迹。
这些相互威胁的言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的俄美关系。曾在叶利钦时期担任克里姆林宫顾问的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称，现在克里姆林宫内工作的幕僚们时刻盯着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
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杰拉·斯腾特表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国内推动因素是，克里姆林宫担心外部世界可能通过尝试在俄罗斯开展活动并借此推翻现有的体制。精英们的出发点往往是维持自身的权力地位和谋取私利的可能性。
俄罗斯外交政策智库外交事务委员会列出了2018年总统选举后俄罗斯面临的几大外部挑战，包含选举前后的反俄信息战、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对俄制裁加码、破坏当前的军控体系等等。
“最后一个任期内的普京不会向敌人主动伸出橄榄枝。一旦与西方和好，普京无法向他的人民解释为什幺俄罗斯的经济如此糟糕。”伊诺泽姆采夫称。2月26日，负责国防领域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戈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他认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会永久性地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