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影
有一群人，他们来到长安，不是为了传说中遍地的黄金和香料，而是肩负国家和家人的希望，学习大唐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
最近，《长安十二时辰》大火，成了社交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剧集内容精彩曲折扣人心弦，观众们沉醉在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与庞大的故事背景之中。而抛开这些，剧集中宽敞繁华的城市街道展现出大唐的盛世风貌，角色中出现的外国面孔彰显着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也同样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唐代的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因为大唐帝国的发达和开放，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群慕名前来，追寻人生梦想与财富。在这里，波斯商队的驼铃整日不休，高鼻深目的胡姬当垆卖酒，肤色黝黑的昆仑奴穿行街头，每日都能听到不同语言吟诵着不同宗教的祷文与祝福。
在这些人之中，有一群人，他们来到长安，不是为了传说中遍地的黄金和香料，而是肩负国家和家人的希望，学习大唐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他们，就是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外邦留学生。
恩开宾贡
“天下人才入吾彀中”
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扩展了人才考试的科目和选拔方式，让科举这一相较荐举更为公平的制度成为人才晋身的辉煌阶梯，参与人数不断增多。自太宗贞观年间，官方开始招收各国留学生。
留学生来到正值鼎盛的大唐帝国，各地举子登科取第“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荣耀，让他们艳羡不已，想要投身科举，金榜题 名。
由于外邦学子人数不断增多，参加科举是必然趋势，唐穆宗长庆初年，官方设置了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宾贡科，首位登科者是新罗（编者注：即今朝鲜半岛）留学生金云卿。从此，异域学子在大唐多了一条跻身上层的发达之路。
考虑到异邦留学生虽然在中国学习，但毕竟习业程度不如本国学子，因此，宾贡科“每自别试”，即阅卷标准会适当放低，给予留学生一定的优待。同时，宾贡科及第者“附名榜尾”，列于所有本国进士名单之后，以示区别。
在当时，各国学子都以榜上有名为莫大荣耀，也非常重视放榜排名，甚至因为排名先后发生争端。《渤海国志长编》载：“乌昭度（渤海国人）于王玄锡之世入唐应宾贡试，与新罗宾贡李同同榜进士及第，名在其上。”这件事引起了新罗强烈不满，新罗王命留学生崔致远拟《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云“靖恭崔侍郎放宾贡两人，以渤海乌昭度为首……既致四邻之讥，永贻一国之耻”，认为这件事极大地损害了本国的名誉。直到崔致远本人进士及第，且位列其他各国学子之首，崔致远自言名列榜首“光荣远播于三韩”，这场争端才得以结束。
此后，高湘主贡举时擢新罗留学生朴仁范、金渥两人进士及第，新罗王亲自对高湘表示感激之情，对新罗而言，这件事“自古以来，斯荣无比。纵使糜躯粉骨，莫报深恩，惟当谷变陵迁，永传盛事”，将宾贡科的名次提升到关乎国家利益的高度。对于归国的留学生，新罗也大多委以重任，以示荣宠。
由此可见，宾贡科不仅是唐朝官方对异邦学子的优待，更受到留学生本国的极大欢迎与重视。宾贡科为外国学子提供了上升的途径，也为大唐帝国广纳人才、吸纳各国文明，传播本国文化创造了更多机会。这一制度延续至后世，为中国文化的传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肩负家国使命
留学生负笈辞亲入长安
一般而言，外国人在远赴大唐留学之前，须向唐廷告奏，提出官方申请，获得准许后方可启程入唐。由于各国留学生大多在国子监六学（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中与中国学子一同习业，国子监生员数量有严格规定，因此接收的留学生数量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无论官派或是自费，留学生在国内都需经过严格的筛选方能被派出并获得入境准许，因而能真正来到大唐的学子，都是各国的精英人才，且大多为贵族上层人士。
此外，如果留学生被安排随遣唐使或贺正使入唐，是不允许自行离开逃避入境的，如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日本刀岐直雄真等三人就因逃匿不入唐而被治罪。从这一点来说，唐朝时的留学生们大多都肩负国家使命，很少有个人的自主权。
来到长安，食宿不愁。唐王朝对本国士子和异邦学生一视同仁，统一提供衣粮住宿，同时，留学生本国也会为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金钱以供购买书本和其他生活所需，通常这笔钱数额都比较大，如新罗赐予留学生约300两银，日本给予留学生的赏赐则仅次于遣唐使正使和副使，能免其“居长安，大不易”之喟叹。外国留学生由鸿胪寺统一管理，负责发放四季衣物并照顾食宿的同时，还要将他们安排至国子监六学学 习。
在国子监六学，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必修课程相同，太学是招收留学生最多的一门专业。由于国外学生与中国学生一同习业，故而必须学习官方指定的科目，如《论语》《礼记》《春秋》以及《毛诗》《周易》等儒家经典。在国子监，留学生在学业方面可不会获得任何“特殊待遇”。
除必修课之外，由于留学生大多身负国家任务，故而很多人还会学习一些更为实际的课程，以便回国为自己的国家在制度、法律以及技术建设方面提供帮助，此外，留学生本人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科目。
以日本和新罗为例，当时，日本刚脱离新石器时代不久，因此很需要学习唐王朝完备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也都目的明确，从不同方面学习唐王朝文明成果。例如，吉备真备主要钻研经史，广泛涉猎算术、律法、天文等，学习阴阳学的春苑弥玉成，学习医术的菅原梶成等人也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新罗学子则更加注重经史诗文方面的学习，热衷于应试宾贡科，有不少人在唐廷获得功名并留下担任官职。
当然，国子监和鸿胪寺为留学生们提供的待遇并不是没有期限的，“挂科”太多也同样会被退学。按照国子监规定，学生九年不能毕业者，要“追解”其学籍，对外国留学生有所放宽，如新罗留学生学习年限为十年，“限满回国”，而日本由于路途遥远，遣唐使平均二十年才会派出一次，因此日本留学生习业多以二十年为期。
结束学业后，学子可荣归故里，有些人会被任命为唐廷使者，有些人选择在唐为官;如果情愿留在唐土白衣终身，唐廷也不作过多干涉。
总的来说，由于唐廷秉承“沐化万方”的基本政策，对通过资格筛选的留学生有一定的优待，但繁重的学业和本国的期待，使得留学生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来到发达的大唐，等待他们的是艰苦的求学之路。而在他们之中，也出现了很多才学可比肩甚至超过中国学子的知名人 士。
朝鲜的“东学儒宗”：崔致远
济川幸遇恩波广 愿濯凡缨十载尘
在与唐王朝交流密切的几个国家中，新罗由于地理距离近，文化认同高，在政治上属于唐王朝的藩属国，派出留学生数量和次数都高居各国首位。根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自唐太宗贞观年间到五代的三百年间，保守估计新罗派出的留学生有两千人。在这些留学生中，名气最大的的莫过于崔致远。
在唐代，新罗作为藩属国，派出留学生大多是宿卫生，即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在宫廷中担任一定的护卫职责，他们可以被称为是“官费留学生”，而崔致远则是个“自费留学生”，十二岁的他独身一人，跟随商船来到中原，开始了自己的留学之路。
出发前，崔致远的父亲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隳（堕落，放松）乃力”，十年内必须中进士，这样的要求即便是对中国学子来说难度也很大，可以说，崔致远出发时就担负了巨大的期许。
崔致远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来唐六年后，他就在宾贡科拔得头筹被擢为进士，实现了父亲期望的同时，也为新罗国增光添彩。及第后，因为唐廷需要候缺方能安排官职，他并未马上做官，而是“浪迹东都（洛阳）”，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笔作饭囊”的生活。四年后，他被任命为溧水（今江苏溧阳县）县尉，担任这一职务四年之久。
四年后，崔致远离任县尉，由于失去俸禄，加之唐末政治局势动乱，他辗转中国各地艰难谋生，最后投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帐下，他的学识和才华深深打动了高骈，使他担任幕僚期间深受重用。在此期间，崔致远名气最大，也是让他声名远播的第一部作品莫过于《檄黄巢书》。
广明元年（880）起高骈作为节度使镇守扬州，准备抵御声势日益浩大的黄巢民兵，次年崔致远代高骈起草《檄黄巢书》，声讨造反的黄巢军队，这篇文章笔力遒劲，发问尖刻，又兼有文采，一时间名动天下。经高骈举荐，崔致远获唐僖宗赐封“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官职。
此后，他徜徉在扬州的山水之间，他的诗句有“花铺露锦留连蝶，柳织烟丝惹绊莺”的华丽精致，亦有“画角声中朝暮浪，青山影里古今人”这样的大气磅礴，也有关心民众疾苦，反对扬州奢靡生活的“机杼终老身，罗衣不到汝”。这段时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广泛地学习中国传统经典，修习诗文，与中国文人交游唱和，写作了一万多篇诗文。众多知名士人如裴瓒、罗隐、杜荀鹤等人都成为他的文友。由于这段淮南经历，他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桂苑笔耕》，“桂苑”即是淮南代称。
在中国生活了16年后，崔致远回到故乡，历翰林学士、大山郡太守等职后归隐山林，不知所终。他是统一新罗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学者和作家，被朝鲜学术界尊称为“东学儒宗”“四海第一人物”，他的汉文诗奠定了朝鲜七言诗的基础，自他之后，朝鲜汉文诗才真正发展成熟起来。为表示对他的尊敬，高丽灭亡新罗统一朝鲜全境后，追谥他为文昌侯，高丽学者称他为“东方文学之祖”。
在中国，晚唐诗人顾云曾称崔致远为“东国的舆地志”，清初汇编的《全唐诗》中也收录了他的作品。不管是在异乡还是本土，崔致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文学贡献。“孤云”（崔致远号）之名，也永远铭刻在两国文学史上。
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阿倍仲麻吕
三笠山顶上 想又皎月圆
自日本平安时代起，就有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文化和先进技术的传统，随遣唐使而来的除了官员和他们的随从外，还有僧徒和学生。而由于两国相隔汪洋大海，路途艰险，遣唐使派出的间隔时间较长，加之随行队伍僧人远多于学生，因此来到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更是数量稀少，目前可考姓名者仅有28 人。
但数量少并不意味着没有杰出的人才，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改名晁衡）就是他们中最耀眼的一个。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同吉备真备等人，随第九次遣唐船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太学学习。十年后，他参加唐廷进士考试并一举及第，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之职，职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图书，辅佐太子李瑛。这是一个前途远大，很有提升空间的职位，监察御史储光羲曾用“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的诗句赞美他。也由此，很多学者考证他参与的并非是前文提到过的“宾贡科”进士考试，而是与中国学子一同竞争。唐代进士科难度很大，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阿倍仲麻吕以外国留学生身份进士及第，堪称留学生“第一人”。
此后，阿倍仲麻吕陆续担任左拾遗，左补阙等职，受到唐廷的重用，肃宗时被擢为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正三品）。
若他只有在唐廷做官为宦的经历，虽然是留学生史上值得记载的一笔，却难免失之无趣。而阿倍仲麻吕不仅官职上备受重用，成功融入唐王朝主流社会，他过人的才华和豪爽的性格也吸引了众多文人与之交往，李白、王维等人都是他的密友。
入唐三十七年后，阿倍仲麻吕上书请求唐玄宗同意他归国，玄宗感念他多年勉力，终于下诏允许，并任命他为日本使节。右丞相王维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王维还写了很长的序文来赞颂两国的友谊，成为中日两国交流史上珍贵的纪念。
为表达自己对朋友和唐廷的感激之情，阿倍仲麻吕写下《衔命还国作》诗：“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衔命还国作》后来收录在宋代成集的优秀诗文集《文苑英华》里，也是《文苑英华》中唯一外国人的作品。
然而，阿倍仲麻吕所乘之船在海上不幸遇到风暴触礁，消息传回国内，以为他已遇难的李白大为感伤，写下了“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诗句来悼念他。天宝十四年（755）他才辗转回到长安，受到了好友们惊喜的欢迎。
安史之乱爆发后，阿倍仲麻吕随玄宗入川避难，直到肃宗至德二年（757）才随驾返回长安，代宗大历五年（770）病逝于长安，终年七十三岁，代宗追赠他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最终，他未能回到故乡奈良，而是长眠于他生活了五十三年的大唐。
阿倍仲麻吕在唐廷的勤恳工作和他本人的才华，增进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也提升了日本在唐廷的地位。如正月初一贺正时，唐玄宗在含元殿接见各国使臣，日本和新罗调换位置，日本大使居东班首位，提高了国际地 位。
尽管他未能回国直接向日本人民传授中国文化，但他在唐廷的地位和影响，却为其他许多日本留学生的学习以及两国学者的往来提供了方便，鉴真大师成功东渡就有他的助力。中日两国分别于1979年和1978年在西安和奈良建立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他的功绩将被两国人民永久纪念。
中国第一位阿拉伯进士：李彦升
夫华夷者 辩在乎心
如果说在唐代新罗和日本都处于中华文化辐射圈之内，面貌与生活习惯相似，在学习和生活上还能有一定便利的话，那幺，有一位来自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学子，不仅熟悉中国文化，而且同样进士及第，他的故事则更加具有传奇色彩。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阿拉伯进士李彦升。
唐代官方对外贸易较为频繁，许多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从西域来到长安，他们被称为“蕃客”“胡人”，李彦升正是随商队而来。当时的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偶然发现他的汉语流利，文采斐然，不忍埋没人才，在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举荐他参加科举考试，宣宗特许后，李彦升一举及第，震惊了当时的官员士子，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很多人提出，一个外邦蕃客，不应参与国家的正式考试，且怀疑卢钧徇私舞弊提拔自己的心腹，甚至有人上书请求宣宗取消当年的所有进士。其实，唐代在中国担任官职的外籍人员人数颇多，例如突厥名将哥舒翰、高丽名将高仙芝等人，但当时观念中的所谓“胡人”进士及第尚属首次。针对这些反对的言论，文学家陈黯特撰《华心说》以驳斥。
文中说道，有些人认为“夷人”不应被擢为进士，但地虽然有中外之分，人却不应以地区分别。看他是否能服务于中国，不是看他的地域，而是看他的心。即“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辩在乎心”，而且有些人生在中国却为害中国，如汉初叛逃至匈奴的卢绾，有些人是外邦人却能忠于中国，如辅佐汉昭帝的金日磾，因此，李彦升能够来到大唐，并“能以道祈知于帅（指卢钧）”，正是说明他“形夷而心华”，应该得到任用。
此篇一出，众多反对者心服口服，最终李彦升被唐宣宗任命为翰林学士。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唐代对外的开放风气，展现出唐代广纳四方来客，不拘地域任用人才的风范。
拎客
《新唐书·儒学传》对唐朝外邦留学生的记载：
“贞观六年……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