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人》特约撰稿 陈雪莲

2018年11月16日下午两点半，美国加州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职场性别歧视”的模拟国际会议，来自美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俄罗斯的几位参会者，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而深刻的探讨。笔者作为中国内地的代表参与了这场讨论，现场记录并思考了有关四地职场性别歧视现象与立法现状

“如果你问任何一位职场女性，是否遭受过职场性别歧视，或者说是否受到过比男同事更差的待遇，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肯定地回答你，她们无一例外遭受过职场性别歧视。” 专注研究美国选举法和执政事务的美国洛杉矶洛约拉法学院教授杰西卡。莱文森说。

职场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美国，笔者认为在中国并不少见。

一位留法的出版社编辑朋友跟笔者分享了她的一次面试经历：“那时候我留学后回到上海，去应聘一家公司，对方是一位女HR，她直接问我：‘为什幺不在法国找个法国男人嫁了？’她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嫁外国人，不就像外地人嫁给上海人一样嘛！’面对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我直接懵掉了。过了两年了，我依然忘不掉当时的屈辱感。”

我的这位编辑朋友认为，这位HR发问的潜台词是“中国小姑娘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相夫教子，而不是回国工作”。 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竟然出自一位身居要职的女性，让笔者也感到汗颜，类似的职场性别歧视案例还有很多。

简历中贴照片？是否涉及潜意识的性别歧视？

一份《2018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招聘阶段，有超过八成的女性表示在就业市场中存在性别歧视。比如，中国国家公务员等一些重要岗位在招聘中直接指出：只招聘男性或男性优先，而这些岗位与性别便利性并无直接关系。据统计，2018年声明只要男性公务员的岗位占到19%。即使有些女性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胜出，她们之后的职场晋升机会也普遍比男性少。2018年，中国内地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800万。有人说，职场性别歧视和中国过剩的劳动人口数量以及过度竞争关系紧密。

在中国内地求职时，女性常常被HR问到“你结婚没有？”、“有没有生小孩？”等问题，女性应聘者不仅要被迫回答这些私人问题，还要承受如实回答这些问题可能失去工作机会的压力，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人才聚集的城市，女性求职者大多隐忍，很少计较这些看似正常的性别歧视行为。

2015年，中国广州曾经出现过一个着名的案例：广州女性求职者高晓想要应聘广州惠食佳公司的厨房学徒工作，被对方以“不收女性”为由拒绝，于是高晓将这家公司告上法院。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判决惠食佳公司向高晓书面道歉、并赔偿她2000元人民币，这是中国涉及求职性别歧视的唯一一起获得书面道歉和赔偿的诉讼成功案例。但是，面对大量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绝大多数的求职者和在职者很少主动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但其实，大多数法律法规是针对保护女性的职场性别平等，主要涉及职场性骚扰、保障再职和求职怀孕女性等等。但是，香港对跨性别人士的法律法规保护很少，落后于西方国家。

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规定，如果一个怀孕的女性因为怀孕被雇主解雇或是不被聘用。她可以向平等就业委员会提起诉讼。根据香港的《家庭平等条例》，雇员由于必须要履行作为子女的家庭职责而受到雇主歧视，也可以付诸法律。此外，包括跨性别人士在内的人士在遭受职场歧视时，都有一些法律法规保障，但是，香港男性在职场遭受歧视，却完全没有投诉的途径。

跟很多国家一样，俄罗斯也有很多禁止性别歧视的禁止条例。但当你观察现实，你会发现条例跟现实很不一样。一些对人权的侵犯行为都能够在俄罗斯社会遇到。当一名俄罗斯人申请工作时，会经常被问“你结婚没有？”这样的问题，求职者通常都不会投诉。

在中国内地，很多求职现象其实非常不利于职场性别平等。例如，求职者在简历上张贴照片非常普遍，甚至有很多网上指南告诉你如何PS你的照片，让你看起来更好看，更职业。

在美国，法律不允许公司在面试时询问女性的婚姻状况，而且专业简历一般不附带照片，美国社会认为，在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某个岗位时，应该看重他或她的工作品质和能力，而非个人特征。

在香港，也不鼓励在个人应聘简历中张贴照片，除非是演员或是舞蹈演员等要求颜值的职业。而在中国内地，雇佣方不仅会问“你结婚了没有”，还要问“你是否有生孩子的计划”，一般有学龄前儿童的女性首先不考虑录用。

在俄罗斯，求职者在简历上张贴照片并非强制性的。

宗教影响、性别定额与意识教育

职场性别歧视分为潜意识的性别歧视与有意识的性别歧视。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内地与香港，以及俄罗斯，大多数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职场性别歧视，这说明性别歧视在职场中多幺习以为常。

一位俄罗斯同学告诉笔者：“有一次，一个雇主会问我是否有孩子，有多少个孩子。我不喜欢这些问题，所以我选择不为他们工作。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在俄罗斯应聘时会经常被问到的，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所经历的这些都属于性别歧视。”

在中国香港，推动职场性别歧视的幕后推手也包括LGTB这样的团体，他们一直在积极促进推动性别倾向平等方面的法律，但因为社会有反对的声音，所以一直没有立法行动。

在美国，宗教对促进职场性别平等的影响更是消极的。例如，发源于美国犹他州的摩尔门教规定，女教徒应该以家庭和子女为重心，不应该外出工作。因此，这种群体实现职场性别平等就分外困难，因为信仰宗教自由的美国人很难去说“你信仰的宗教教义是不对的”。

今年8月30日，美国加州的法律制定者们就一项法例草案进行了投票，如果这项投票通过，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涉及强制设立性别定额的立法。这项法例草案规定：到2019年，加州的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必须至少有一名女性董事。到2021年，根据不同公司的规模，董事会中至少有一到三名女性董事。

当然，很多人都不同意这种性别定额。一位美国男性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少于50%的女性能够胜任这个职位，但却非要规定由50%的女性来担任某一类岗位，这对男性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因为人们很难科学地衡量性别歧视的程度——这要求衡量者非常客观，能将客观事实和主观判断分开，所以设定性别定额无从谈起。“我们需要的是提高职场性别平等的意识，而非设置这种定额。”他说。

无独有偶，美国洛杉矶洛约拉法学院教授杰西卡。莱文森也指出，虽然她自己是一名坚定支持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反对加州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定额来要求职场性别平等，“这项法律草案会人为地给性别分类，滋生很多问题。” 莱文森说。

确实，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提高意识、加强教育是最好的促进性别平等的途径。无论我们提高性别平等意识的行动有多小——哪怕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讨论会，都在去性别歧视、推动公平社会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每一次重大改变的背后，都是一次次小小的努力。

正如着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说，性别歧视的话语和观念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男女平等事业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