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丹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是陆游的一副劝勉联，大家都熟悉。而“儿到用时方恨少”，是我家老大信口篡改的。
2012年，浙江省作协在台州举办我的作品研讨会，外地文友纷纷赶来捧场。他们有的在路桥机场落地，有的从黄岩动车站出来，有的则到了椒江长途汽车站。来的时间参差、地点不一，接站任务繁重，于是我家三个儿子就齐上阵了。
那天，老大刚刚在机场接上一位北京客人，就接到我打给他的电话，让他赶紧到汽车站接一位上海来宾。
老大问我：“老二呢？老三呢？”
我告诉他，老二去动车站了，老三去宁波接人还没回来。
老大脱口而出：“儿到用时方恨少！”北京客人乐喷了，后来他跟不少朋友提起此事。多年后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一位朋友见了我就说：“儿到用时方恨少——这次是哪位公子陪你来的？”
“儿到用时方恨少”虽是玩笑话，但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的体会越来越深。
比如前年春季的一天，我站在一个皮凳子上伸手去够最高处的柜门，不料皮凳子一晃，我摔了个四脚朝天。当时只觉得左臀很疼，躺着缓了会儿，撑着身子坐起来，却发现左膝更痛，左腿也不听使唤了。
我努力想站起来，可是左膝痛得要命，我只好打电话给儿子们。
老大一马当先地赶过来了。他用力扶着我的左胳膊，我左脚悬空，用右脚单脚跳着跳进了电梯。电梯下到底，还有三级台阶，老大就背起我下了台阶，走到停车位，把我塞进了他的车里。
到了医院，做了CT，结论是我的骨头没事，但是筋扭伤了。
扎针、艾灸、烤电……我每天都要去医院做理疗。三个儿子轮流陪我，有时扶着，有时背着，后来又买了个轮椅，能推的地方就推着走。如此折腾了一周，左膝不但不见好，疼痛还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
黄岩的一位朋友听说后，打电话给我说：“到我们这儿的骨伤科医院试试吧！”于是我家老大又送我去了黄岩。
那位医生让我躺下，在我的左腿上捋了几个来回，说：“做个核磁共振吧！可能是骨头伤了。”
核磁共振检查单出来，上面写着：“左膝膑骨右侧裂伤。”医生就呼啦啦地拌了一大碗石膏浆，扔进去好几卷纱布，然后把浸泡得湿漉漉的纱布拉出来，把我的左腿自上至下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5分钟后，石膏硬了，我从床上坐起来。虽然还是不敢让左腿着地，但左膝基本不痛了。
回家养了二十多天后，拆了硬邦邦的石膏，我就能在室内自由行走了。
再说另一件事。
2021年10月的一个凌晨，我醒了，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台灯，突然脖子一闪，顿时天旋地转，耳朵里吱吱乱叫，后半个脑袋里像有水泥搅拌机在轰隆轰隆响，接着就是大汗淋漓、恶心呕吐……
熬到天亮，我打电话给老大，他立即跑来送我去医院。我晕得昏天黑地的，根本走不了路，他差不多是抱着我，把我弄到了他的车上。
一系列检查下来，排除了脑瘤、脑出血、脑长虫、脑异物，医生宣布：“典型的梅尼埃病！”于是开了些颗颗粒粒的药，还给我静脉输了两大瓶液体。
从输液床上起来，眩晕似乎好多了。回到小区，我推开儿子，坚持自己走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我张开双臂，摇摇晃晃地走着。
可是第二天醒来，我又感觉天旋地转了。有熟人怀疑我是颈椎出了问题。我一想有理，于是就喊了老二来，送我到医院按摩、针灸、刮痧。第三天还是晕。老三的丈母娘告诉我有个医生特别好，老三就送我去了那位医生家里。但这个眩晕特别难治。儿子们又送我到医院做小针刀。我觉得小针刀有点可怕，一刀刀下去，那咔嚓咔嚓的声音，让我觉得我的脑袋像一块案板上的番薯……
儿子们到处打听哪儿的医生好，带着我把县、区、市的医院都跑遍了。一个月过去，我虽不像最初症状那幺严重，但走起路来，仍然摇摇晃晃。
一天，侄子说他听说天台有位名医专治疑难杂症，又专门把我送去天台治疗。我叹息道：“儿到用时方恨少，连侄子都成‘候补队员’了。”
折腾了一个半月，头还是晕。又有人怀疑我得的是耳石症，于是老二又带我去市医院找这方面的专家。那位医生让我躺平，脑袋悬空。他托着我的脑袋徐徐左转，我的身子也跟着缓缓地侧转。然后他说：“好了，耳石复位了。”我犹疑地坐起身，晃晃脑袋，居然不晕了！真的不晕了！
我拒绝了老二送我，神清气爽地打车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