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秘密

潇阳

2016年伦敦奥运会女子游泳比赛结束后，中国运动员傅园慧对着采访的记者坦言，“（今天表现欠佳）因为我来例假了”。这句简单的话像是一根尖锐的针，突然公开地刺破了悬在人们头顶的大球，砰的一声：竟然有人公然讨论月经。随后，《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等媒体纷纷在头版赞扬此事：一个中国姑娘勇敢而率真地，挑战了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体育竞技中的禁忌。

我们可以讲述很多关于月经的故事，偶尔会出现这般振奋人心的一幕，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它们带着羞涩、尴尬甚至是难以摆脱的耻感。

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月事革命》中有这样的情节：当导演深入印度街头采访，“女性为什幺会有月经”时，年长的女性回答道，“这是只有神才知道的事情，流出来的都是坏血”，而男青年们则说，“这是一种病，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女性”。你认为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这个问题会得到怎样的回答？不久前纪录片导演陈璐这样做了，结果会更好吗？

而近期“月经羞耻”登上了热搜，“高铁该不该卖卫生巾”的事件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看，月经被引入公共舆论场域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观点和争论，又不免令人担忧，原来关于月经知识及性别的教育是如此的匮乏，对立生于不解，了解才有可能共情。也许如今女性面对的种种家庭和社会性问题，根本上源于对“女性”身份认识的浅薄和偏面，甚至包括女性自己。

月经如此重要，它是女性最独特的生理特质，我们因母亲的经血来到世界，它标志着我们的生命走向成熟和改变，同时我们拥有了孕育一个新生命的能力，每个月同潮汐与月相一起圆缺，我们的身体也在遵循着自然的韵律呼吸。究竟是什幺，让生命本质的循环象征变得不可被言说，变成公共场域里沉默的黑洞？在跟嘉宾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月经以及月经羞耻背后所涉及到的庞杂脉络，牵扯到历史、宗教、科学、性别认同等等。

如果你见过正在经历或度过了更年期的女性，你会发现时间在她们身上像赛跑一般飞奔而过，生命力随着日渐消失的经血而流逝，那时，你会突然感受到跟月经相伴的日子，正是人生中最有活力的时光。

卫生巾捐赠，是一种偏爱？

总有人问梁钰，刚开始做这件事是为了什幺？似乎所有人都喜欢追问一件事情的意义，这是一种思维习惯。然而在交谈中，梁钰好几次打破了一直以来采访定式里的规定动作，她在反问我们，为什幺总有人这样问？“你问的问题，我都没想过，没有原因，我也不是为了什幺而做事的。”

2020年，梁钰刚步入职场，当得知湖北的医护人员缺少女性卫生用品时，她“也没想太多”在网上发起公益活动，以极快的速度组织起一支临时志愿者团队，开始了捐献工作，在短短4天后，装满第一波捐赠的卡车已经准备发动，直奔武汉“前线”，予她同行公益基金也在此过程中诞生。

她和团队做的最多的事情大概就是打电话，按照卫健委公布出的抗疫医院名单，逐一打过去。电话接通后梁钰需要用很快的语速清晰地讲一遍自己的意图，很多时候接电话的是男医生，就需要她更详细地反复劝说，当然有人会直接挂了电话。最终有200多家湖北的医院接受了卫生巾和安心裤的捐赠，这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覆盖女性抗疫工作者近11万，曾一度冲上热搜第9，累计6.7亿阅读量，64万讨论量，月经和卫生巾近几年里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进入了公众舆论中心。

2022年，梁钰也以同样的态度捐助了疫情中的上海。从一片被社会忽视甚至刻意避而不谈的“卫生巾”开始，予她同行的公益项目像不断扩散开的枝杈，伸向更多更细微的地方。“我没有想过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她们来说，那个时刻有人在偏爱她们。”

如何做月经科普？

梁钰和团队把目光投向了一群互联网的“失语者”—欠发达地区的女孩们，开始了针对“月经困境”的#月经安心行动#，这个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中，每个月她们都要下乡，去到乡村学校，向女孩们进行月经和生理卫生的科普教育。

“我第一次去的是湖北孝感，”梁钰回忆起来，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就是累，先坐高铁再转大巴，清晨出发，深夜到达。我们问她，除此之外，当面对那些女孩时有感受到什幺冲击吗？她又开始从根源上打破我们既定的预设和想象。“我们那个年纪是什幺样，她们就是什幺样的，有很多反应和行为，跟经济发展没关系，而是孩子的天性，比如当年你看到一个外面来的女老师会怎样，一种羞涩又渴望的眼神，是每个人那个年纪的正常表现。”梁钰加快了语速，非常认真地强调着，撕碎我们脑中幻想的那种自我感动的“传统支教”画面。当然，梁钰和团队也非常注意自我的言行，不能化妆、打扮，以平等的视角看待孩子们，决不允许对她们进行拍摄。“我不希望让她们感觉到这种帮助需要她们用一辈子的感恩来交换。”

在课堂上，梁钰和伙伴们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讲明白月经是什幺，从而消除“月经羞耻”。跟长时间以来含糊其辞或避重就轻的讲述不同，她希望女孩能够直面月经这件事。“会告诉她们，每个月你都在更新自己的身体，这是女性独有的体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它跟随着月相和潮汐，是女性身体与大自然之间的奇妙链接。”

看似简单几句话里，包含着叙事角度的转变，当以女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会更平常更科学地看待月经，而并不是一些对陌生事物污名化的标签。

你会对女性表达爱和感谢吗？

其实不论成长在哪里，我们曾经都是一个带着“羞涩又渴望”眼神的小女孩，在一边探索世界，一边内在和解中达成自洽，给出最终“我是谁”的答案，而对性别的确认和认同是其中的第一步，“我是一个女性”，而坦然接受月经，与它相处，恰恰是女性身份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慢慢学会了爱人”，梁钰觉得这是过去3年里，通过公益她获得的最大收获。“我们的文化中不太愿意直白地表达爱，但我们做的事情会让很多人带着善意走来，受助对象又会把这些再回馈给你，爱意在不知不觉间交叉蔓延，我也学会了如何跟世界相处，这些是无价的。”

我们总在预设一些答案，比如试图把“月经羞耻”的根源归因为“父权”或“男权社会”，但经过今天的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这种强行的性别对立主义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只是“玩”了一个看似高级又漂亮的花把式，简单“归因”的方法无效，因为月经不是一个概念的集合，而是经验的分散，每一个月，每一个人。

最后，梁钰把我们从那些预设的虚空对立概念中拉回现实，拉到那些孤立无援的乡村女孩的真实生活里。在每次下乡科普结束前，老师们都会鼓励女孩对自己的女性好朋友表达感谢。“有个小女孩她说：每次放学回家，我们要走很长的山路，路上没有灯，我很怕黑，你总是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唱起了歌，是你陪我走过了数不清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感谢你在我生命中留下这幺美好的回忆，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也许，因为共同的生理经历，让女性能靠得更近，梁钰说，“我们人生中有很多苦难的时刻，都是最要好的女性朋友陪我们走过的。”

沈奕斐重新讲述女性的故事

性别对立？隐性歧视？

作为性别研究方面的学者，沈奕斐早在国外留学时期就对“月经羞耻”及其延伸话题产生了关注，而在梁钰及予她同行公益项目将“月经”和“卫生巾”送上热搜前的十几年前，在汶川地震期间沈奕斐就第一次认识到了特殊时期女性卫生用品短缺的问题，这也是有关月经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到公共话题领域，对“救援物资里应不应该包含卫生巾”的讨论一时间引发了小范围的热议，现在这点已经不再会有任何异议，大多数情况下救援物资里都会有卫生巾。

这件事之后，沈奕斐每次在性别课课堂上，都会跟学生做一个小互动：假设你是公益机构的负责人，灾后你要运送一车救灾物品去灾区，请列出十件你认为最重要的物品。有一次的统计结果是：全班只有一个男生写到了卫生巾，而三分之二的女生都写（150人的大课）。这并不是一种批判，反而是一种过于善意的解围—为什幺当下女性生理用品的正常需求会被“无情”地忽视，甚至遭受某些荒谬的批评，视角决定了思维，思维引导了选择。

然而面对男女的客观差异，沈奕斐非常反对把月经这件事带到性别对立的“歪路”上，对她来说真正该做的不是对立，而是努力形成理解和影响。“作为一个在公共领域发声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拓宽人对世界的认识，让大家知道还有另一种声音的存在，虽然有些人可能完全不听你讲，但我希望能够影响的是中间那部分。”就像她不久前发布的视频里，针对“高铁是否能卖卫生巾”的事件提出“隐形歧视”这样的深层问题。

不过，让沈奕斐比较讶异的是，她没想到月经和卫生巾不知从何时起竟然变成了公共话语场里的禁忌词，仿佛提到与之相关的内容便被认为是“不雅”，它好像是公共空间里的黑洞，沉默、难以被察觉，却有着庞大的相关群体。

月经为什幺叫大姨妈？

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期，那时女性普遍还在使用月经带，一种不健康也不方便的生理产品，几乎人人都有过尴尬的渗漏经历，学校的老师们则会常备几条围巾，往身上一围，或者路上拿书包挡一挡，谁也没觉得特别羞耻。进入大学之后，因为所学的专业，早在20年前，她和同学就进行了月经课题有趣的讨论：为什幺卫生巾广告里的液体是蓝色而不是其他颜色。

在沈老师看来，我们给月经起了各种外号和代称的原因，根本上不是因为对月经羞于启齿，反而是希望拉近与它的关系，把月经从长时间以来“麻烦”“脏”的负面情绪中摆脱出来，用“大姨妈”“老朋友”“好事”这样的称呼取而代之，给予它正面的亲切的形象。“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主观上你不会觉得‘大姨妈很肮脏，它变成了与女性共存共生的一个朋友或家人，这些名称的出现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从我这一代开始，女性摆脱了渗漏的月经带，适应从卫生巾到更自由的卫生棉条。是科技带给生活的改变，带给思想的改变。”

正因为这些持续发生的改变，让今天越来越多女性讨论月经以及追问月经羞耻是否真的存在，成为了可能。与之一同发生改变的是一种新叙事角度和结构的产生，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但不可否认它正在重新讲述和书写女性的故事。

卵细胞才是大女主？

2003年，沈奕斐做性别研究时完成了一个作业，她根据一项研究改编出了一段小话剧，颠覆了广泛流传一个多世纪的“跑得最快的精子”的故事—最终阿波罗神一般强大的孤勇者撞进卵子，成就了生命，然而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绝对大男主的剧本，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所代替，“其实是因为卵细胞膜有某个地方特别薄，那里的精子才可能进去，从这个角度出发，叙事立场就完全不同了，女性‘敞开怀抱变成了主动挑选者。”

我们对于不同问题的关注程度会使得社会朝着不一样的方向进步发展，在传统的男性叙事中，显微镜发明后人们首先去寻找精子，很长时间后才发现了远比精子大得多的卵细胞，才构建出了上文提到的故事。“女性相关知识的滞后，甚至以讹传讹，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正确的说法。而不是一味地一群人打倒另一群人的争辩。”

“比如当我们谈论月经时，”沈奕斐说，“要具象到假设在公共领域讨论月经，什幺样的人会不舒服，不舒服到什幺程度。一部分人不舒服的程度和一部分利益受损害的程度之间怎幺衡量。你会发现只要关注到具象的问题，绝大部分人是可以被说服的。我鼓励大家把自己真实的故事讲出来，讲述自己遇到了什幺困境，而不是用词汇去发泄情绪。”

女性为自己的身体发声

如何看待疫情之初“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向湖北捐献卫生巾的公益事件？

沈奕斐：这件事在我看来，要不要做或者这样做好不好，没有任何值得争议的，反倒是这样一件在我眼里无可争议的事情引发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我又开始提醒自己，原来我以为的普世价值和常识并不“普世”，它还需要不断地去被普及。

梁钰：很多人都会对我的动机产生好奇，但我并不觉得做这件事非常特别，就像当时缺口罩大家都向湖北捐口罩，同样的道理，医护缺卫生巾，我们就捐。其实应该思考的是，为什幺这件事在大众眼里会变得特别。我是最近一两年才意识到，在跟不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原来真的有些人认为它（月经）很脏，这件事很脏。

如何看待所谓的“月经羞耻”，它究竟从何而来？

梁钰：我觉得最直接是跟产品有关。卫生巾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进入中国的，再此之前月经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母亲那一辈都是用月经带的，常常是姐姐留下来的，当时要注意走路的姿势，也不能在室外通风的地方清洗晾晒。总之，这整个过程充满了麻烦、遮掩和不情愿。

沈奕斐：从学术的角度上说，大多数的月经羞耻主要存在于宗教中，在《圣经》和印度教中都有月经不洁的表述，甚至妇女之间都会有歧视，而在中国其实少有，长期以来处于隐去和忽视的状态。对中国文化来说，月经羞耻主要还是性的禁忌带来的，它跟隐私部位、繁殖生育直接相关。

梁钰：我也认为月经在中国的文化中是被“忽略”和刻意隐去的。我联想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乡村给女孩们做科普的时候发现，初三的女孩跟初一初二的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对月经她们更扭捏害羞，我们研究分析之后发现，分水岭出现在初二的生理课，她们明白了月经跟性和生育之间的关系。

沈奕斐：月经跟生育文化关联性很强，凡是在生育文化强势的地方，月经都不被待见，它被看做是一次失败，是一个生命的流逝，是罪恶的。所以月经羞耻牵扯到一些很深层的文化基因。梁钰：科学是有性别视角的。当下仍是以男性视角为核心的社会。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受精过程是“精子的赛跑”，但事实是，这个“故事”会成为主流，是因为它符合了男性应为主导的社会诉求。从狩猎时代开始，男性视角下有两种状态：健康和受伤，他们无法理解为什幺有在健康状态下却流血的情况，月经无法归类于男性的认知中，因此，在他们的叙事历史里，月经成为特殊的存在。

沈奕斐：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大家平常化地看待月经，它是女性不可避免的经历，也许男性不能理解，那倾听就好了，不要用想象替代我们真实的世界。

梁钰：如果可以，我们想推动更多改变，免费发放卫生巾，在公共空间设置卫生巾互助盒等等。

沈奕斐：我更愿意把月经这个话题看成是生育文化的更新。人类在每个时期都会对生育有不同的想象和理解，当我们探讨生育的时候，既不是在说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繁衍话题，月经在很多文化里都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对月经的这些争议或讨论，其实意味着今天我们对生育的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如何看待“高铁上该不该卖卫生巾”登上热搜？

沈奕斐：我对人类的多样性一直是有准备的，但他们仍常常超出我的想象。通过一件在我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次刷新了我对多样性的认知。

梁钰：看到这些热搜，我觉得是进步，为了这种改变，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行动和公众话语权之间的联系。当讨论变多了，很多原来禁忌中的词汇就被“释放”了，重新回归到公众话语体系中。

如何更健康应对经期运动？

李静喆：我们并不需要每天高强度的运动，身体是需要时间来休息恢复，才会变得更强。理想的情况下经期刚好用来休息调整，但如果这几天有必须保持运动量的需求，可以进行一些轻量的陆地训练，绝不适合做高强度的运动。棉条可以实现经期水中运动，但要注意，一是环境卫生，经期更容易感染病菌，应绝对避免不洁净或不确定卫生条件的水域，二是保暖，因为较长时间的水下活动会引发失温，经期要格外注意保持身体温度。

我没有月经羞耻，但我能理解它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跟社会环境有关，如果大家对这件事都避而不谈、遮遮掩掩，认为它是“不好的”，那它就会一直存在。作为自由潜水教练训练官，我会告诉学生们如何应对经期，以及如何在经期安全地潜水。有时候开设教练班，全部学生都是男性，我依然会介绍经期的注意事项，让准教练们学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如何为女性潜水员提供更好的建议和保护。

对我来说，自由潜水能让人真正达到身心放松，当你吸饱一口气潜入水中，陆地上的一切烦恼和焦虑都不复存在，你可以真正的与自己在一起，聆听自己的心跳，体会失重的感觉，被水环抱着，就像重新回到母亲的子宫里。

如何加入关爱经期的相关公益？

团队成立时所有成员都是高二的学生，在新闻上读到抗疫女性工作人员面临卫生巾短缺的问题，于是我和班上的同学们捐了一些卫生巾。在募捐结束后，我们开始关注并思考和月经相关的问题，比如不同人对月经相关话题羞耻程度为何不同，是否有女性还在使用纸巾或布条，以及女孩们在第一次来月经时会不会感到惊慌失措。当时我们在网上寻找能解答这些问题的资料，却发现没有任何欠发达地区女孩卫生巾使用情况的信息，所以我们联系到了一些山区学校，到当地跟女孩们展开了关于月经和卫生巾使用的对话。

随后，我们组织并推广了公益项目“月季计划”，在一年时间里，800位乡村女同学收到了卫生巾的爱心捐助。今年9月，月季计划第三季已经上线了，两年间，月季计划为约2000人次的女孩募捐了卫生巾，为1360名女孩提供了换洗内裤，并在两所学校内展开了十余次生理卫生讲座。

我们选择展开公众募捐，是因为这是广大公众能了解到月经困境，缓解月经羞耻最好的方法。每一个爱心人士在决定捐款的那一刻不仅是给受助者的生活带了积极的改变，同时他们自己也直接参与到了月经话题中。

如何正视性别教育？

陈璐：最近我正在筹拍一部关于性教育的纪录片，和团队做了不少相关走访和调研。我们曾在上海市中心做了一次关于月经的随机采访，主要是针对男性的。当被问到“你知道女生为什幺会来月经吗”，男士们大都面露尴尬，回避镜头，有愿意回答的也对月经知之甚少，比如有三位不同年龄段的男士答道：“月经就是女人的新陈代谢。”还有一对夫妻孩子已经8岁了，丈夫说他不知道月经是怎幺来的，他的太太瞬间转头看向他，一脸得震惊。看来，即便在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性别知识的普及程度也不容乐观。

而在中小学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青少年的性教育并没有比80、90后当年进步多少。性教育课仍是可有可无的“自习课”，孩子们或许学习了生理卫生的基本常识，但对性别与身体的认知还远远不够。月经会成为青少年女孩的一种禁忌，要小心翼翼不被同学嘲笑，买卫生巾时注意套个黑色塑料袋，时刻留意着经期时的裤子有没血污，痛经也不好意思表现出来……在孩子们懵懂的性意识里，月经还有另一层“失贞”的暗示：来月经意味着女孩走向成熟，就是有了“怀孕的能力”，不再童真了，原本正常的生理现象成了男孩们口中嘲笑取乐的新素材。这些潜移默化的身体羞耻（body shame）和性别霸凌，会随着时间持续发酵滋长，最终演变成社会性的歧视及性别不平等。所以要改变现状，必须重视性教育，特别是有关于性别、身体与尊严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