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求会
今年4月，北京马君的一位张姓朋友(以下称“张君”)在京城旧书摊上买到一册《寒柳堂集》，内夹旧照片一张。因为书和照片都与义宁陈寅恪先生有关，承马君抬爱，嘱我考证一番。此次考释历时虽短，但感触颇深。现在拉拉杂杂地写出来，既是同道中人切磋交流的一次实录，更欲借此向不该被遗忘的前辈们略表敬意。
此书系蒋天抠先生整理《陈寅恪文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旧书摊上还能碰到，并不稀见。真正有意思的，还是封面上的题字(见图1)、印章(见图2)，尤其是夹在书里的那张老照片(见图3)。
封面题字以蓝色圆珠笔书写，作“送给岱坚”，下钤一方红印，署时为“一九八三年”。印迹略有模糊，后经马君另一友人赵君考释，云：“该印仿的是战国古玺，水平尚可，印文应是‘遵骝二字。但二字不是很规范，古玺文字中无此二字，是以小篆杂凑而成。‘遵字无疑义‘骝字左为‘马的大篆，右上为‘卯，下当是‘田，故定为‘骝字。”
照片背后有题字(见图4)，也以蓝色圆珠笔书写(繁体)，内容系对合影之说明：“蒋天枢伯伯、陈寅恪先生、陈夫人唐晓莹、陈先生第三女美彦(延)。一九六四年照于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陈先生住宅前。”
接到任务的当晚，我按照习惯，首先上网搜索，目标自然不是我熟悉的陈、蒋二先生，而是陌生的“岱坚”。至于印章，我素来不谙此道，当时又没有收到马君转来的赵君释文，只得暂时搁置。
首先上Google，可惜此处的“岱坚”好像和陈、蒋二先生不大可能有什幺关连。再上“百度”，意纠＼地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岱坚”。十分有限的一个片断，提到了王浩先生，提到了西南联大，提到了清华研究院，这些便与陈寅恪先生有了关连。由此我推测，这位“岱坚”可能就是封面题字中的那位，至少有些像。不料一连数日，无论是家里还是办公室，怎幺也进入不了“岱坚”所在的网页——“万维读者论坛精华版”，反复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该页无法显示。”屡试不爽之余，我推测应该是“非技术因素”在作怪，于是改而委托正在香港访学的一位湖南朋友试试看。发出求救电邮的当天，湖南友人便从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个研究室里给我传来了一篇文章。
这篇署名被处理为“送交者：44”的文章，题为《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篇末自署“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Amherst”。文章写得好，情词并茂，纯洁质朴。与王宪钧父子相关的内容如下：
我是通过我的朋友王岱坚认识王浩先生的。岱坚的父亲王宪钧教授(我叫他王伯伯)，是王浩五个年前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的老师，也是我最尊敬的人。王伯伯早年师从哥德尔(KurtGodel，数理逻辑中两个着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而王浩，则是哥德尔晚年很少几个能接近他的人之一。前年十一月，王伯伯在北京逝世；去年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随岱坚到纽约郊外的一所乡间木屋看望王浩……
过了一个星期，五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岱坚了电话告诉我，王浩去世了。……王浩是山东济南人，旅美近五十年，乡音不改。他为人纯洁朴实，言谈风趣，喜欢回顾故人旧事，对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岁月，尤其念念不忘，他常谈起金岳霖、冯友兰、王宪钧等前辈师长的事迹……
王浩从不谈论自己的成就和影响，对师长朋友也不作无原则的恭维……对王伯伯他怀有极深的崇敬，行文时总要加上“我最亲切的老师”几个字。
王宪钧先生(1910～1993)与王浩先生(1921～1995)的师生关系，在齐家莹先生的《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也得到了印证。这本特殊的年谱，还为了解王宪钧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留下了线索：
王宪钧先生，山东福山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继而入研究所学习。1935年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生。1938年学成归国后到昆明，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任教，其时陈寅恪先生是文学院中文、历史二系合聘教授。直至1T947年1月公布“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名录”时，中文系的陈寅恪先生、外语系的吴宓先生、哲学系的王宪钧先生仍然同在一册。
由此推测，陈、三二先生虽然各有专攻，但同在清华文学院任教，不应该毫无往来。当然，以年辈论，陈寅恪先生(1890～1969)应是三宪钧先生的师长。
众所周知，蒋天枢先生(1903～1988)也曾是清华学子。他与王宪钧先生有无交往，虽说难以考证，但仅仅念及王、陈两先生曾经共事这一层关系，寄赠一册《寒柳堂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书和照片确系蒋天枢先生寄赠王宪钧先生留念的，宪钧先生完全有可能再转送给儿子岱坚；况且，蒋先生较王先生年长，岱坚称为“蒋伯伯”也完全对题。
就在问题看似已经解决的时候，马君转来了赵君的释文，而且转述了张君提供的一条信息—此书曾是张遵骝先生(1916～1992)的藏物。这样一来，此前的臆测便站不住脚了。于是，我转而将目光移到了张遵骝先生与陈、蒋二位的关系上。适逢友人胡君去年刚完成《陈寅，咯诗笺释》(中山大学出版社年内即出)，对张遵骝先生印象颇深。经他提示，陈氏1945年有诗涉及张，而蒋氏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也值得参考。
按图索骥，果然有所收获。上古版《寒柳堂集》所附《诗存》、清华大学版《陈寅恪诗集》、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都收录了陈氏《十年诗用听水斋韵》，诗前小序有云：“乙酉七月，与公逸夜话作也。”此诗另有吴宓先生抄藏初稿，题作《与公逸夜话用听水斋韵》。《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称此四律“既欣张公逸之资禀，更多身世之感”，并且录有了吴宓先生誊抄时所作按语：“公逸为张遵骝，南皮张文襄公之曾孙。”(《编年事辑》初版本删略此按语)
南皮张氏、义字陈氏的交谊，世人皆知，此不赘述。陈寅恪先生与张遵骝先生除了乙酉七月夜话之外，还另有文字缘。出自寅恪先生之手的，至少有一副1944年暑假在成都燕京大学为遵骝先生新婚而作的贺联——贺张公逸先生、王宪钿女士嘉礼。此联仅收录于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2001年版)，据编者注，“录自张公逸、王宪钿先生所示”。此外，陈寅恪先生自1954年3月开始撰作《钱柳因缘诗释证》(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张遵骝先生在京曾为之校勘钱谦益的《投笔集》——“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清咸丰间陈文田(砚香)藏旧钞本、口口学院所藏传钞本，校邓氏风雨楼所印笺注本”(胡文辉《新发现陈寅恪遗物印象记》，载《收藏·拍卖》2004年第1期)，进一步丰富了文献上的储备，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与创作带来了便利。
至于张遵骝夫人王宪钿女士，也绝
少有人提及。网上搜索“王宪钿”的结果，只有两条较有价值：一、与人合译瑞士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C9书馆1981年版)；二、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校友基金”捐款1千元，登记表显示，“王宪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至此，我颇怀疑“三宪(B”为王宪钧先生之女弟。照常理而言，哥哥考取了名校，带动弟妹一起来名校求学，时至今日也还屡有耳闻。但猜测只能是猜测，必须拿出证据。
既然吴宓先生曾与王宪钧先生同事，又曾手录寅恪先生《十年诗》，或许在他的日记里会留下一些将陈、王、张同时“扭合”在一起的记载。换言之，《吴宓日记》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枢纽。按照这一思路，我将1936～1948的《吴宓日记》像犁田一样翻了一遍。神秘的“王宪钿”终于撩开了面纱，而困扰多时的疑惑也在顷刻之间消解了。
1944年11月19日：
下午……4：30至南门内，金字街104寓宅，访张遵骝(公逸，南皮张文襄曾孙)、三宪钿(福山，宪钧之妹)夫妇。牟宗三已在，谈哲学。骝夫妇请到Tip－Top江湖晚饭，西餐。
1945年10月12日：
夕4—5访王宪钧、王宪韧兄妹子金子街104。
王宪钧先生与王宪钿女士的兄妹关系，终于得到了确证!吴学昭女士所作王宪钿小传如下：
王宪钿(1915～)，女，祖籍山东福山，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研究院。历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助教，上海女青年会协会、上海中国福利会干事。五个年代初，调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工作。与人合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向清华大学“校友基金”捐款的“王宪钿”，应该同属一人，都指王宪钧先生之妹。
最后—位需要重新认识的人物是张遵骝先生。为什幺说“重新认识”?因为这位曾经以“张文襄曾孙”闻名一时、“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牟宗三《五十自述》)的贵公子，长期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视野中竟消失得一干二净。渊雅高尚如王元化先生尚且闻所未闻，在其《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坦言：“我不知道张遵骝，从来没有人向我说起过他。”(《九个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何况我等晚辈后生?
张遵骝先生当年如何以常人“不可及之性情与肝胆”(牟宗三语)救助牟宗三先生，此处暂且不表；张遵骝先生解放后如何甘坐冷板凳协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此处也暂且撇下。他与蒋天枢先生的交往，才是本文的最后一个关键。
吴学昭女士所撰张遵骝先生小传，以及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先生所作《<卿云集>前言》(载《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十五年纪念论文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都提及张氏受聘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事。而蒋天枢先生自1943年秋开始，一直在复旦中文系任职。张、蒋二位相识未必起始于同事复旦期间，但二人的交谊却没有因为解放初张调任北京而终止。1956年7月，蒋天枢先生有事入京。14日，张遵骝先生陪导蒋先生往晤前此来京公干的谭其骧先生(见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次日，张遵骝先生(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数次误作“张镇骝”)陪同蒋天枢先生拜访蒋氏昔日同事金毓黻先生。蒋天枢先生此行为何而来，谭、金二人均无记载。实际上，蒋氏此次赴京是专程将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而在京期间，他就借宿在张遵骝先生宅中(见朱浩熙着《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张、蒋交谊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据《蒋天枢传》《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刊行后不久，陈寅恪先生“当即寄赠蒋天枢，并委托他分赠徐僧芋、柳贻谋及学生张公逸”。就此而言，蒋天枢先生三十年后寄赠《寒柳堂集》，也可以说是秉承了老师的遗愿。
另据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首“题识”(《编年事辑》增订本同)，该书曾经钱钟书(默存)、张遵骝(公逸)两先生“惠予指正阙失，藉免愆尤”。由此亦可看出，蒋、张之间，诚非泛泛之交可比。
剩下来的还有那张旧照片，碰巧《蒋天枢传》卷首插页也有此照，图版说明作：“1953年9月中旬，蒋天枢赴粤，在中山大学东南区同陈寅恪及家人合影。左起：蒋天枢、陈寅恪、唐筼、陈美延。”考蒋天抠先生解放后曾两度赴粤拜谒老师，一在1953年，一在1964年。参诸《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前附插页，恰有一幅1953年9月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及其妻女等人之合照，衣着、容貌均完全一致。且《蒋天枢传》作者朱浩熙先生既是蒋氏同乡，又与蒋家有较深交往，第一手资料均由蒋夫人刘青莲女士提供。据此看来，此照应摄于1953年9月。王岱坚先生所记或系姑丈张遵骝先生转述，时空所限，偶有误忆也在所难免。
最后的结论是：此书及照片似由蒋天枢先生寄赠张遵骝先生，后由张遵骝先生转送其妻王宪钿之侄王岱坚。岱坚先生在照片背面题字时，将拍摄时间误为1964年。
宪钿女士或许还在北京，岱坚先生应该身在美国，如果有缘，很想听一听他们的评判。
2005年5月4日作于广州清勤慎斋
附记：2005月5月29日承马君电告，王宪钧是王懿荣曾孙，可参阅翟如潜、吕伟达等着《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