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百姓偏好金银。论原因,无论是否铸成钱币、冠上面额,或者多少面额,金银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就已具有一种无法被操纵的价值。它能对抗货币的量化宽松,可让持有人豁免信用风险。这就是金银让人深信不疑的魔力。
近代中国,少不了金银的流通。为了解决任意两地之间移动的输送问题,一种装运大量金银的标准容器——运金箱于清末民初出现。此后,整部近代货币史处处可见其踪迹。
早期装运银元宝
清末民初,中国因坚守银本位,举凡政府税收、商业交易,都以银两为计价基准。虽然西潮来袭,改用银元、外币等情形相当普遍,但是最终仍须回归银两结账与清算,无法撼动白银货币的地位,从而进一步促成近代上海的汇兑市场与传统银炉,新旧两大行业与时俱进,蓬勃发展。
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中国的经贸与金融中心,随后历次对外借债、赔款的本息又以此为交割地。进出上海的货币不仅数额庞大,来源、种类、用途也各有不同,沟通互换颇为困难。因此,拥有“主场”优势的上海通行记账法“九八规银”及二七宝“ 夷场新”,被外国人称为S h a n g h a i Ta e l(上海两),成为华洋交易的新秩序[1]。
随着市场对于夷场新元宝需求的不断激增,各地已趋没落的银炉业在上海又重新复苏。上海银炉是一个代客以银条、外省元宝、银元银角、杂银等熔化改铸成元宝的行业,一个随着上海口岸贸易的起飞而再度兴盛的古老行业,到了上世纪2 0年代与30年代前期发展至巅峰。(图1)
图1左:戊辰年(1928年)七月初三日,上海和丰银行送来五万两银,宝大钱庄签字以示收讫的回单。右:清末民初,上海协泰丰银炉所铸造的五十两夷场新元宝。
银炉与银行、钱庄之间的业务往来频繁,每日在上海街头穿梭的现银,动辄以数十万甚至百万两计,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结构稳固、成本低廉,又便于装运与计算的运金箱。有一种木造长方形的运金箱,体积约为72厘米×4 0厘米×2 8厘米,成为金融界装运元宝的标准容器。其内部以移动式隔板分成四层,每层可放15个元宝,总容量6 0 个,共重3 0 0 0 两或1 1 0 公斤左右,这是一个刚好可由两位苦力以扁担分头扛起的重量。
上海英商汇丰、渣打等银行都是使用者,由于箱子外观雷同,为了识别起见,正面按照惯例都会贴上斗大标签,是银行的旗号。箱内也烙印上银行名称的英文缩写。这种运金箱究竟从何时开始出现?现已不可考,但显然民国初期就已被普遍采用。
图2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汇丰银行所用的运金箱(图片来源:汇丰银行档案室。翻摄自J o e C r i b b, “ACatalogue of Sycee in the British Museum”,第37页,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年出版)。
图3 1920年,上海渣打银行已使用类似的运金箱(翻摄自Joe Cribb,“ACatalogue of Sycee in the British Museum”一书,第30页)。
运金箱曾出现在不少老照片中。图2系1936年刊登于《亚洲杂志》,拍摄地点为上海英商汇丰银行内,时间推测为1933年“废两改元”前夕。镜头下该行保管元宝的“司栈”(又名公估,S hr of f )正在开箱亮宝。打开箱盖后,露出最上层,内有简单区隔,应是方便元宝堆叠放置的设计。经过点算,出现的元宝有15个。底下应该还有三个相同的隔层,装满时会有60个元宝。
除了汇丰银行外,发表于1920年的图3,显示渣打银行更早使用类似的运金箱。箱上贴着标签,菱形图内有行名缩写“CBI”,是渣打银行的专属旗号。这是一种源自清末上海租界商家标示身份的作法,因此运金箱的历史不排除可以提前至19世纪末。
改运999银条销往美国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下达“废两改元”令,货币单位从“两”改为“元”,银锭丧失货币资格,运金箱也失去原有效用。为了遵循政府法令,民间纷纷交出白银兑换新铸船洋(图4),金融界也不例外,上海各大银行也将持有的元宝逐箱运往中央银行,随后又被运进中央造币厂改铸银元。
上海金融业装运元宝的运金箱自此失去原有功用,后来几乎全数随元宝送往中央造币厂,长期保存于仓库之中。直到1936年间,情势发生转变,有部分运金箱被派赴新任务而重见天日。但与过去不同的是,载运内容从“夷场新元宝”变成了“999银条”。
1934年6月美国颁布《白银收购法案》,国际银价持续大涨,在中国则造成了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内白银不断外流。作为因应对策,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中方开始对美出售存银,换取美元与黄金,作为储备。于是,尘封在中央造币厂仓库的大量旧运金箱终于有了用途——装运银条。根据中美之间约定,交易的白银必须是纯度9 99的银条,这也是国际白银市场的交易标准。
早在1933年9月,中央造币厂就以精炼厂将从民间收到的元宝炼铸成999 银条,厂方命名为“甲种厂条”。除有999的高纯度之外,该银条每条重23493. 448克,合船洋1千元。本来是规划作为中央银行发行储备之用,后来就成了售美银条形式。
中央造币厂另铸有“乙种厂条”,成色880,每条重26697.1克。虽然成色较低,但重量较大,换算后,每条含银量与甲种厂条相同,亦合船洋1千元,原系作为银钱同业间收解之用,后来也只能一并出售。不过,因不符交易条件,所以乙种厂条又连同大量船洋再次回炉,炼铸成纯度9 9 9的甲种厂条[2]。
装运银条赴美,就成了旧箱子的新工作,任重而道远。重新贴上“中央造币厂”的标签,再由车夫送往码头,渡海前往美国。
旧箱找到新出路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白银大量被运往美国,但即便如此,中央造币厂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运金箱还是未消耗殆尽。剩下的部分只好由厂方继续列册保管,抗战爆发后,又随厂从上海迁到重庆。
抗战结束之际,中央造币厂在重庆奉命将大量美国金砖改铸成厂条,作为兑现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之用。当时,厂方所面对的除了如数如期完工之外,还有如何分装分运制成的厂条的问题。沉睡的旧运金箱因此找到了新出路。
图4 1933年废止银两制之后改用的“船洋”银元
图5 苦力挑着准备运往美国的甲种(999)银条,每条重23.5千克(图片来源:Life Magazine, 1937.10)。
图6 简称“原桶”的美国原装的圆形木桶
图7 以两条铁片“补强”的运金箱
图8 运金箱“补强”后,用于装运厂条银元。
当时,中央银行陆续收到大量来自美国的黄金,是1942年间中美签订《五亿美元借款协定》后,中方动用其中2 亿多美元所购买。黄金是出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400盎斯金砖,纯度多在998以上,分装在一种特制圆形木桶内,中央银行档案称之为“原桶”。这种美方专为装运金砖的标准容器,结构坚固厚实,每桶可装七块金砖[ 3 ]。中央银行前后共收到600多万盎斯纯金金砖,承载的原桶就有2000多个。然而,金砖一旦被改铸成小条,原桶就不再适用,必须另找新容器。
于是,从来自上海的旧运金箱再度被派上用场。当时,重庆厂仍保管有416个,从19 4 5 年9月起分批调用。为了避免箱体老旧劣化、易破裂的问题,厂方对旧运金箱进行了简单改造,在表面加装了两道铁皮。补强后,就成为厂方装运厂条的容器[4]。
收到重庆厂解交的“补强版”运金箱之后,中央银行甚感满意。后来,中央银行也逐批留用厂方解交金条使用的所有箱子,并拨给价款[ 5 ],这种运金箱就自此成为中央银行名下的设备资产。
运金箱获得中央银行留用后,随即承担重任。继重庆时期的法币折合黄金之后,接踵而来的上海黄金风潮(1 9 4 6年3月至19 47年2月)、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19 4 7年2月至19 4 8 年8月)、金圆券收兑(194 8 年8月至10月)、金银存兑(194 8年11月至1949年1月)等,可说无役不予,甚至在中央银行黄金秘密运台行动(19 4 8 年11月至19 4 9年5月)中亦可见其身影。这种运金箱容量较大,被中央银行广泛运用于装运库存厂条、上海烚赤金条、民间杂金、金币、银元、银条等。
重新设计 密运厂砖
尽管经过加装铁片补强,但还是不敌岁月摧残,在运送中运金箱屡因不耐碰撞而破裂,金条掉落的情形不断发生[6 ]。为了应付接下来的任务,中央银行不得不再向中央造币厂订制一款体型较小、四面加装两道木条的新木箱,于19 4 9 年1月起加入运金行列。
图9 四面加装木条的新型运金箱
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新型木箱,有其特殊用处。上海厂除了铸造五钱到十两重厂条之外,194 8 年12月间已秘密赶铸出1219块“厂砖”,也就是400两重的厂条[7]。后来到了台湾,厂砖的铸造仍持续进行,至1950年底为止,又铸造了431块。因系使用民间杂金混熔铸成,厂砖纯度仅在98左右[8]。新型运金箱大小约在3 0厘米×2 0厘米×18厘米,容量较小却更能负重,因此被大量用于装运厂砖。但新型运金箱的出现为时已晚,除了装运厂砖运至台湾外,在大陆的“出勤地”主要集中在四川。
在1949年底,该箱也曾装运厂砖前往重庆、成都两地。根据时任联勤第七财务处处长赵抡元的回忆,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关吉玉亲自押送5万两黄金自台抵渝。因情势危急,随即原机转飞成都。12月8日,赵抡元奉命前往交接其中4万两。这批黄金共4 0箱,每箱1千两,但并非全是一两小条,多是500两大金砖(按:应系4 0 0多两),无法作为军饷发放。因此,将其中一万两金砖,委请成都造币厂连夜切割成小条[9]。
从赵抡元的回忆可大致确定当时装载金条的就是新型木箱。原因除了内容所提及“每箱1千两”的容量特征,当时的特殊时空背景也提供了一条有力线索。
军事不断失利的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后,1949年7月2月再度实施币改,发行银元券。新币制采取银元、黄金双轨制,也就是持券人可兑换银元或黄金。为了落实起见,中央银行计划在各地成立金银交易市场,并逐日公告黄金与银元之间的兑价。而由于民间流通的黄金成色高低不一,作为交易基准,中央银行于同月10日又通令各地,市场交易的黄金概以9 8为准[10]。
图10 1950年12月27日,相关官员前往台湾银行考察库存黄金。所陈列出的,清一色是这种体积较小的新型运金箱,内装的金块就是厂砖(图片来源:《历史月刊》第69期,1993年10月)。
该命令影响所及不只是交易市场,还有铸金厂。只不过,当时在大陆仍受国民政府控制且能够运作的铸金厂都在当时的四川,也就是重庆二十兵工厂与成都造币厂。两家先后在7月中下旬与8月2 6日开铸厂条[11],听命行事,当时就是将厂条成色标准定在98。
根据赵抡元的描述,当时金砖是在未经熔铸的情况下,直接切割后分发。做法之所以可行,显然就在于金砖成色是98,刚好与四川流通厂条的成色标准相同之故。所以,当时出动的正是新型运金箱,内装的也不是美国纯金金砖,而是过去所不为人知的98厂砖。
各具背景的一大一小两种运金箱,连同来自美国的原桶,历经几度沧桑,后来有部分到了台湾。它们所装载的,除了黄金与银元,还有满满的历史记忆。
附注
[1]详阅戴学文《旧上海 夷场新》,第一章“概述”,第一节“上海租界新铸宝银”与第二节“出现背景”,第2-3页相关内容。2007年,作者自版。
[2]详阅戴学文《民国黄金档案》,第一章“从白银到黄金”,第五节“法币改革”,第47页以下。波多西工作室,2020年1月出版。
[3]详阅戴学文《你所不知道的国府黄金》,第一章“起源”,第二节“美国金砖在中国”,第49页以下。波多西工作室,2018年4月二版。
[4]1945年9月19日,中央造币厂保管课,保字第1号文:“……向前任借用长木箱五十个,业已装载金条三十四箱,但查该项木箱制作不甚坚固,一经使用,时有散破情事,现拟请将现存厂之长木箱366个,每个加配铁皮两道,以免运输时在途中发生散破危险……”“中央银行档”,档案管理局。收录于戴学文《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央行运台黄金》一书。波多西工作室,2021年11月出版。
图11 中央银行黄金运抵台湾之后,随行的运金箱也跟着部分黄金一起进入台湾银行库房,成为新台币发行储备。
[5]1946年1月15日,中央银行业务局,业字243号文:“……函准代付木箱价款48万元。”又,1946 年2月18日,中央造币厂,渝复字第7 2号文:“……送交贵行本厂代制装金条木箱309只(系本厂代为制造装载金条)。”又,1946年11月2日,央行业务局,业字第12834号文:“……函覆本行留用装金木箱嘱按原价每个三千二百元拨还价款。”中央银行档,档案管理局。收录于《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央行运台黄金》一书。
[6]参阅王树德《海关临危受命的一次紧急秘密任务》。《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一期。又,2004年11月10日,《世界日报》刊出一则名为“梁赤新”之人有关1949年5月间抢运黄金的回忆文:“……上海撤守前……从黄浦江押着大批木箱运到台湾。”“……从冈山空军总部运到台北中央银行……当木箱破裂,才知道里面是金砖与银元。”由于这种运金箱并未曾被停用,木箱破裂的问题,显然在央行黄金运台的过程中不断发生。
[7]参阅《民国黄金档案》,第四章“上海厂时期 铸解数量”,第125-127页。
[8]根据台银于1949年12月26日至27日的检测结果,厂砖成色为981.2742。参见戴学文《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大陆运台黄金》,第四章“台厂铸金案”“台银委铸金条表”,第180页。
[9]赵抡元《斩金发军饷——成都保卫战惊滔骇浪一幕》,《中外杂志》总292期,1991年。
[10]1949年7月10日,中央银行业务局,广州通27号文。“中央银行档”,档案管理局。详参《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大陆运台黄金》,第135页。
[11]参阅《中央造币厂铸金案与大陆运台黄金》,第三章“渝蓉两厂铸金案”,第133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