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从周

1935年，麻城重修了县志，出资者是当时的长江中游各省剿共军司令，前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及其麾下。主持编撰的是年逾七旬的“春晖老人”余晋芳，如这个号所示，他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也是麻城最后几位获得科考功名、进过翰林院的人之一。

县志的序言中写道，变乱常有，在麻城这样脆弱的地方尤其如此，但是也有恒常的应对之道，也就是要纠正人心和风俗，强调礼义廉耻。编撰者们相信古老的教诲，当忠孝、节烈等美德被阐明，社会自然就会安定。

然而在这座小城里，秩序并没有就此到来。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这种想象的面纱。在对麻城历史的梳理中，这本研究专着发现，从元末的动乱到20世纪中期，暴力冲突和恐怖无时无刻不在这里展示它的力量，并融入当地人的思想和习俗。

为什幺是麻城

麻城，湖北省东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是一个没有全国影响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地坐落于大别山中段的南麓。

让罗威廉对这座小城产生兴趣的，是1949年之后“革命老区”的荣誉。这种革命话语在罗威廉那里，衍生出对一个地区历史的追索：“为什幺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幺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当把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区置入一个长远历史视野去考察时，中国革命看起来将会有如何的不同？”

于是麻城成为他研究的标本。他翻阅大量的县志、家谱以及其他文献，梳理了从元代末年到抗日战争时期，麻城地区绵延不绝的暴力冲突史。

麻城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大别山横绝东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于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让麻城从元末到明清，都屡屡遭受战火之灾。为了自我保护，这里的大宗族和地方强人不得不组织家奴乡民，建造山寨，武装防卫。比如元末的地方精英黄武孟，在悬崖上修建了黄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来这里寻求庇护，黄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赏赐。山寨的传统，在明末清初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勃兴，麻城与周边的地方强人建立了数百座山寨，拒绝接受清朝统治，号称“蕲黄四十八寨”。

地方的文化也延续了暴力传统。麻城的民间传说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土匪、盗贼与军人的故事，包括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以及1674年的叛乱者鲍世荣——他盘踞麻城周围的山区数十年之后，被清代模范官员于成龙击败，双方都伤亡惨重。而在清代末年，鲍世荣的叛乱又被视为反抗满人入侵的英雄行为而被颂扬。暴力在这里被塑造为一种获取正义和公平的手段，备受推崇。

比文化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则是贫富阶层的矛盾。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贫农沦为奴婢，他们周期性地与地主发生流血冲突。明清交替之际，这种“奴变”导致的动荡持续了二十多年。

罗威廉想从这样长时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现象，并将中国革命与它萌生的社会联系起来。跟随他的考察，读者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学者所描绘的，是一个乡绅自治、符合儒家理想并追求和谐的宗族社会。在少数精英分子讲究仁义礼智的院墙之外，暴力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无论是外来的杀戮、掠夺，还是本地的冲突、匪患和叛乱。在很多时候，暴力也是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麻城的历史画卷，就在不断的暴力冲突，以及短暂的和平休憩中展开。

由此，中国近代的红色革命跟七个世纪中的暴力冲突建立起联系，它们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难以割裂的关系。

作为规训与惩罚的杀戮

儒家秩序和暴力传统，前者属于精英，后者属于大众。然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经常混杂在一起。人们常说宋代以来，中国重文抑武，摈弃暴力，但对暴力的崇拜和使用从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明代，一直默默无闻的麻城一度在科考上风光过，出了110名进士、421名举人。这个数字无法跟江南的富庶之地相比，但在华中地区已经极为夺目。麻城建立了许多家书院，成为周遭的学问中心。但是，教化并未能阻止暴力在麻城继续发生。

地主、富户和奴仆的矛盾在明末愈演愈烈，最终爆发出遍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奴变”。麻城是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吴伟业曾描述道，奴仆们“昂然进村，劫掠喜好之物”。他们甚至手持刀剑，强迫主人允许他们恢复自由。而在变乱之际，地方的强人则啸聚山林，据寨自守，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四战之地的民众来说，除了暴力之外他们也没有更多选择。

为了维护正统的价值，精英分子也并不排斥使用暴力，很多时候，他们是暴力的推崇者。面对奴变，新上任的麻城知县认为，恭顺服从者才是忠诚的人，有资格活在道德秩序之下，而不忠者犯下了死罪。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逮捕处决了所有参与叛乱的人。

另一个例子更加鲜明。明末麻城的着名人士梅之涣，是一名“浪漫而多产”的诗人，是李贽和钱谦益的好友。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杖亦圣主恩，杀亦圣主恩。不杀复不杖，遣戍何足论？”罗威廉认为，这首诗表明梅之涣坦率地为暴力的合法性进行辩解——这一点有待商榷，但梅在他担任官职期间，确实毫不手软地实行了这些“合法的暴力”，曾一次处死多达840余名叛逆者。而当他被革职回乡之后，他毫不犹豫地修建堡垒、组织团练，对抗途径此地的叛军，以及盘踞大别山的土匪。为了震慑敌手，他将每一个可疑分子斩首，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长矛上示众。

示众这个词是为人所熟知的，作为一种统治术，它通过对暴力和恐怖的展示来规训群众。《杀千刀》一书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凌迟酷刑，这种极致的酷刑用于惩罚罪大恶极的犯罪，比如谋反、忤逆人伦。传统儒家一直主张“德主刑辅”，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直有读书人对酷刑提出严厉的批评，但并不妨碍这种据考证来自蛮族的刑罚在宋代被吸收，并在明清两代被写入成文法。

为了维护正统，酷刑的震慑与驯服力量正是精英分子所需要的。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幺在清代被视为儒家道德圣人的曾国藩，在民间却有“曾剃头”的恶名。

谁是无辜者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是历史上很多次贫民和精英阶层冲突的重演。追求中庸的传统道德只是理想，无法安抚面临饥寒威胁的底层民众。

在20世纪头三十年中，被生计逼上绝路的农民与富人们冲突更加激化。保守者自愿或者被驱使加入红枪会等民间暴力社团，激进者则在一些读书人的带领下成为革命者。农会与富人和保守势力的斗争很快从口诛笔伐升级到杀戮，包括暗杀、谋杀和纵火，暴力产生仇恨，仇恨则进一步为暴力提供了合理性。

对麻城居民而言，持续不绝的暴力无疑是一场灾难。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者的清剿中，红区的上万居民被杀死，甚至一次活埋多达3500人。

在农民眼中，镇压革命的夏斗寅是一个近乎恶魔的人物。他杀人毫不留情，尤其对妇女采用各种带有羞辱性的酷刑，比如用铁棍穿过乳房，袒露着身体游街。他的手下把农会会员的耳朵装满大桶，作为献礼。这样血腥的暴力，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告一段落。

罗威廉说，麻城的故事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国”。但是麻城的暴力史，无不与整个中国的动荡联系在一起，于是也有了从麻城的血雨腥风窥视历史上中国社会暴力根源的价值。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美] 罗威廉 着

李里峰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6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