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贝卡·博伊尔
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称，由于基因突变，人类已不及其祖先那般聪明，且情况越变越糟。而在100 多年前，优生学家就曾提出相似的假设。
在经典短剧《周六夜现场》中，菲尔·哈特曼扮演一位解冻后复活的穴居野人。这个原始时代的人物来到了法学院，一边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夸夸其谈，一边对现代科技惊叹不已，看起来就像“魔盒中的小人”。这当然符合大众的既成观点：人类的祖先不过是野人，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聪明。然而，一位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提出的假设颇具挑衅意味，试图颠覆人们的观念。
杰拉尔德·克拉布特里在他发表的两篇论文中说，在人类祖先离开非洲之前，他们的智慧可能的确曾达到顶峰。然而，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基因突变正导致人类的智力水平和情感适应性总体下降。面对进化的压力，人类智力水平的优势不再，问题之严重前所未有。他谨慎地表示，这一过程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若祖辈智慧超群，孙辈也不可能突然变得愚昧无知，堪比哈特曼在剧中的角色。他设想，若让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的古雅典人穿越到现代，他一定是我们中间最聪明的那个。
克拉布特里的中心论点在于人类每一代都发生有害变异。所以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的智力都比其先辈蒙受了更多损失。
这一假设发表在着名的《遗传学动态》杂志上。不出所料，这一观点一经发表，便引来一些遗传学研究者的批评。
凯文·米切尔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斯莫菲特遗传研究所的副教授，他在个人博客《连接大脑》中指出，“人类大脑有千千万万个基因，任何一个基因发生突变都会损害大脑，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我们也相信，每一代都有新的变异出现……但是克拉布特里忽略了等式的另一端，那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力量让人难以置信，它足以清除那些严重损害人类智力的新生变异。在我看来，他的这些文章在论证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克拉布特里表示，智力的代际变异一般被认为由许多基因所控，他也曾试图检测代际变异的累积效应。他采用一些指标来衡量与X染色体相关的智能缺陷，发现有2000个至5000个基因与人类智力有关。采用其他指标来衡量每一代儿童中的平均变异数量，他得出结论，用不了3000年，“我们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持久基因变异，将损害我们的智力和情绪稳定性”。
“人们通常认为进化使人类不断完善，但其发生的前提是要有自然选择。”克拉布特里在采访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与50万年前发生在非洲丛林的基因优化过程相比，如今的自然选择发生的概率会有多大。”
对此，也可在其他领域找到相关证据。他解释道：“比如我们的嗅觉。人类的嗅觉受体远远少于其他动物，现在人类受智力引导，而不是仅靠嗅觉。我们可以动脑想一想，食物从何地而来，曾受何种加工，产于哪家工厂，又有谁曾为此付出劳动等。然而，狗只会凑上去闻一闻，要幺吃，要幺不吃。”
“人类一旦对智力施加压力，却忽视嗅觉能力，久而久之，嗅觉基因就退化了。”克拉布特里说。
同样，他相信人类现在的进化更倾向于选择其他特性，也就是说，被保留下来的是最健康、免疫力也最强的那群人，而不是最聪明的那些。人群不断涌向社区和大城市，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扩散，只有那些体质最强的人能博得生存，并把自己的基因一代代传递下去。他把这些假说发表出来，是想让他的观点得到遗传学者的检验。但这一检验的过程无疑是昂贵的，要求学者们将以往丢弃的遗传信息重新收集起来。
遗传学者对其观点仍持异议，更别说他的引证和方法了。米切尔不赞同克拉布特里关于基因的描述：基因就像链条上的一环，具有惊人的整体破坏力。若把它们比作圣诞树上的一串彩灯，其中一盏灯出了故障，别的灯也会跟着灭掉。克拉布特里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与智力相关的基因并不组成一个网络，它们更像是链条上的一环，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能导致人类的智力缺陷。”米切尔反驳这一观点，并表示前者忽略了那些并不能引起智力缺陷的基因。
“生物系统强健有力，不会轻易退化为几个零散的部分。”米切尔说，“人类的基因组经历了长期的进化之后具备了精巧的应变机能。若说我们的脑细胞会发生随机突变，这根本讲不通。而且，如果缺少基因组的维护能力，人类患脑肿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米切尔继续说：“基因突变的确能降低智力水平，只是，我并不认为物种体内的突变负荷会随时间推移而累积，因为自然选择能够淘汰那些有害突变。这是我们最关键的分歧所在。克拉布特里的论点里有一个概念性的谬误，因其在实际中看起来微乎其微，并没引起太多争议。”
其他持反对观点的遗传学家就没有这幺大度了。伦敦大学学院的遗传学者史蒂夫·琼斯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将克拉布特里的论文形容为“艺术性学问”。“别跟我谈假说。我要的是数据，他又拿不出数据。”琼斯说，“我也可以主张基因突变让人不再那幺有攻击性、不再那幺抑郁，甚至阴茎也变短了，但哪家杂志会这幺刊登呢？他们凭什幺这幺刊登呢？”
这篇论文备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它与优生学之间的联系。为了了解其中的背景，我请教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学家纳撒尼尔·康夫特。康夫特出版的《人类至善之科学：基因如何成为美国医学的核心》一书探讨了这一问题。
“在医学遗传学的发展历史中，人类智力退化这一概念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康夫特在采访中说，“区别在于，先前的优生学家对生物学的理解过于简单了。”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丹尼尔·凯弗里斯在《以优生学之名：遗传学与人类遗传的作用》中提到，着名的统计学及优生学家卡尔·皮尔森曾在1903年做过一场着名的演讲，他说英国“已经培育不出聪慧之士”。英国“缺乏一种国家能力”，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英国人既发明不了飞机，也发明不了汽车。皮尔森说，这完全是因为英国人中有一小部分地位较低且缺少适应性，但其子孙后代数量不少。他相信，智力无法传授，也不能积累，仅能靠遗传获得。自然选择也已经被“生殖选择”所替代，进化过程的优胜者是“生殖能力最强的，而非适应能力最强的”。
康夫特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克拉布特里和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的观点有相似性。戈达德是一位着名的心理学家及优生学家，他认为人类的智力非常脆弱，因为它仅源于一个控制基因。克拉布特里认为，人类智力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它源于千万个基因，其中任何一个基因的损坏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影响。
“把基因说成一个链条，而不是一张网络，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严重的疏漏。”康夫特一边说，一边强调自己不是遗传学家，“这看起来倒像个巨大的跨越。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历史学家，看到这样的大跨越，却发现它没有科学证据的支撑，那是什幺支撑了它呢？这时候，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政治观和世界观了。”
康夫特说，历史证明，非科学因素也能改变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科学从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有些科学的价值负载量就比别的多，比如气候学比粒子物理学负载着更多价值。但还有一些，比如智力基因和智力退化等概念，就其价值负载来说，处于整个图谱的底端。”康夫特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只能说，要谈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确影响前者。在我们描述某件事时，比如描述有多少基因决定智力，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个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选择，选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克拉布特里表示，他的观点无关优生学。不管怎样，如果人类渐衰的智力会引起什幺问题的话，其自身就有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的确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看，我认为，用不了几百年，我们就能找到从伦理和道德上都能让人接受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也在不需要从优生学的角度来探讨，它简单明了，在迂回曲折中前进。”他说，“或许未来某天，不管发生什幺样的基因突变，我们都能轻松地任意修正了。到时候，我们甚至不会考虑如何修正。人们对此不必过多关注。全球变暖才是个大问题，遗传学问题是留给那些有好奇心的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