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方
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如果要问“时间是什幺”，每个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公元160年，罗马帝国哲学家马可·奥勒留曾把时间描述为一件件流逝的事件。20世纪初，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人们对时间的传统理解：如果一个物体移动得快，时间的速度就会慢一些，事物不是按既定的顺序发生的。当代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则认为：“人不具备感觉时间的器官，时间只能被人体验和构建。在等待、期盼或希望时，人才体验并感受到了时间。”
对于如何记录、标识时间，早期历史中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观察日影和水（沙）漏计时等方法。从计时效果看，这两种方法使用范围有限，且误差较大。机械钟表的出现，才让人类迎来了准确计时的时代。追溯钟表旅行的历史和路径，我们发现早期的钟表个头较大，最早于12世纪出现在意大利，主要服务于天主教国家和地区宗教活动仪式的开展。随着宗教文化的交流，钟表旅行到法国和瑞士等地。新大陆的发现和耶稣教会登陆东方，引发了钟表向美洲和亚洲的旅行。16世纪中期，钟表（自鸣钟）被装进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行囊，成为打开东方古老国家大门的钥匙。随着钟表技术的发展，其个头和体积越来越小，工艺也越来越精细复杂，到20世纪初，瑞士成为全世界奢侈手表的生产中心。
关于“时间”是什幺，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等有着不同的理解。现实中，生活在温带的人们，因为能明显观察到四季的变化，对时间流逝有较强的感受。而生活在热带，尤其是原始雨林中的人们，就不大有时间的概念。当然，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而言，时间就是钟表每分每秒的跳动和变化。毫无疑问，是钟表给了我们时间的感受和概念，也是钟表的普及，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有了“时、分、秒” 等具体的时间体验。机械钟表是什幺时候出现的呢？它的早期旅行路线有什幺样的特点呢？英国历史学家布里顿·F·詹姆斯在出版于1904年的《古董钟表和制作工匠》一书中认为，机械钟表的问世与确定和计算天主教复活节的准确时间关系密切。最早的钟表是由一组重物驱动的轮子组成，其发明在史料中由太多含糊而矛盾的记载构成，因而很难推断出准确的日期。学者们倾向认为，9世纪维罗纳（位于意大利北部）大公帕西米乌斯在自己的《现代天文学》中，记录的一个貌似配有擒纵机构的时钟“Bailly”有可能是机械钟表的最早雏形。史学家、古文物学者约翰·斯托（1524—1605年）在自己的《编年史》中指出：“直到十三、十四世纪，欧洲的修道院和教堂中才有了真正能敲响的时钟。”
不过，就在机械钟表发明之后，欧洲人仍保留了借助日影观测计时的习惯。在当时的欧洲，日晷或被安置在教堂，或被存放在天文台。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就同时出现了日晷和钟表两种计时方法，如第一幕第一场，罗密欧说“天还是这样早吗”，班伏里奥说“刚敲过九点钟”；到了第二幕第四场，茂丘西奥则说“我告诉你，不会错，那日规上的指针正顶着正午呢”。
随着钟表技术的相互交流，西欧国家的钟表制造水平不断进步。根据英国科普着作《技术史》第二卷“机械计时器”的记述：到了13世纪晚期，更加准确的时钟出现在卡斯蒂亚王国（位于今天西班牙北部）国王阿方索十世（1221—1284年）编写的一部名为《里波洛斯·德尔·萨伯的天文学》的书中。根据书中描述，一种可以报时的水银钟表“（有）一个重锤系在环绕滚筒的绳子上，当重锤下落时，滚筒的转速可由装在滚筒内环状容器中的水银来控制，转动的滚筒提升水银，直到它与驱动重锤达到平衡”。后来，有规律地、周期性地中断驱动力作用的设计应用到所有钟表的设计中，以确保钟表指针一步一步移动，达到相对准确的计时。
16世纪之前，钟表主要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之间旅行。1348—1362年，意大利帕多瓦一名叫乔万尼·德·唐迪的工匠制造出一台最完整的钟表。通过引进一个辅助的驱动重锤为走针转动轮系提供额外的张力，唐迪的钟表有效解决了走针转动轮在夜间需要大得多的驱动力问题。这个钟表以惊人的准确性阐明了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动，并为每年变化的宗教节日制定了万年历。与唐迪的钟表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还有着名的法国斯特拉斯堡钟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法国的钟表制作水平领先其他国家。
1517年，西方世界出现了宗教改革浪潮。随着天主教对新教徒迫害的加深，大量擅长钟表制作的新教徒（以法国人为主）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携带着钟表和钟表技术来到瑞士。根据杭州师范大学马丁教授在《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一文中的研究，这场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为“瑞士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钟表王国’”奠定了基础。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200多年中，欧洲殖民者先后来到北美探险、建立贸易站点和殖民地，钟表也随欧洲人一起旅行到了北美。不过美国人认为，第一个美国的本土钟表是由本杰明·班纳克于1791年制作完成的。本杰明·班纳克是美国历史上着名的黑人发明家和数学家，当年他在研究了一块来自欧洲的袖珍手表之后，凭借自己的一双巧手，制作了一个大木钟。据说，该木钟在随后20多年里都运行得非常准确。
很早之前，中国先民就发现了太阳正午高度随季节变化，日影长短也随之变化这一自然现象。针对日影的变化，人们设计出日晷计时。对此，《周礼》中记载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除了日晷，焚香和沙漏也是古代计时的方法。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与气候、天象尤其是节气测算相比，计时的精确与否并不那幺重要。一般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照自身的生物钟，或者聆听晨钟暮鼓就能建构自己的时间，所以中国古人在精准计时的技术探索方面不是很积极。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葡萄牙人获得大明王朝认可的朝贡国家身份，享受把澳门作为永久陆上基地及所有进口商品纳税20%等待遇。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获取在澳门修建永久性房屋的权利。这一时期，澳门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关键节点，大量来自西方的货物和人员都先在这里汇集。17世纪初，机械钟表就是随着耶稣会士先旅行到澳门，再逐步来到内地。
与中国传统计时器相比，西方钟表不仅计时更准确，而且到点能发出声响，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自然漏”或“自鸣钟”。对此，曾于明嘉靖年间任浙江衢州、海盐等县知县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说：“澳中夷人饮食器用无不精凿，有自然乐、自然漏……自然漏以铜为之，于正午时下一筹，后每更一时，筹从中一响，十二时乃已。”王临亨是江苏昆山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奉命到广东审案，其间他游历广州、澳门，将所见所闻写成《粤剑编》，正是在澳门，他看到了来自西方的钟表。
是谁最先把自鸣钟从西方带到澳门？台湾政治大学李侑儒在其博士论文《明清钟表1582—1911》中认为，被誉为“西方汉学之父”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于1579年将自鸣钟带到了中国澳门。然而，来到澳门的自鸣钟并没有很快向北旅行，它还在等另一位更加重要的人物——利玛窦。
作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来中国的终极目标是传播基督福音。为此，他们千方百计想要谒见中国皇帝。经过不懈努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终于得到进京面见万历皇帝的机会，在此之前，他上疏详奏自己进贡之物时说：“本次向皇帝陛下进献的都是我们国家自产的东西，有耶稣画像一幅，圣母玛丽亚画像两幅，《天主经》一本，镶嵌珍珠的十字架一座，两架自鸣钟，《万国土志》一本等，这些东西不算什幺珍奇，但是都是从遥远的西方送来，让陛下看看我们国家有的不同东西。”
关于利玛窦所携带的钟表，应天府江宁（今南京）人顾起元（1565—1628年）在《客座赘语》中说：“所制器有自鸣钟，以铁为之，丝绳交络，悬于簴，轮转上下，戛戛不停，应时击钟有声，器亦工甚……利玛窦后入京，进所制钟及摩尼宝石于朝，上命官给馆舍而禄之。”无可非议，在给万历皇帝的这些贡品中，自鸣钟是最贵重的礼物。两个自鸣钟大小各一座，小的仅二三寸高。
由于钟表制作精良且不为中国所有，利玛窦送来的钟表很快成为大明皇帝案几上的珍玩。皇帝本人对之爱不释手，还特意安排两位太监每天为钟表上发条。史料记载，当太后得知自鸣钟的消息后也想鉴赏把玩。皇帝担心自己的母亲会留为己用，竟然命太监把钟表的发条松了后再送去。结果，面对一个“不鸣”的钟表，太后不是很欣赏，在放了一段时间后便送回给皇帝。因为担心自鸣钟出毛病，皇帝和他身边的太监不得不时常召神父进宫维修。换言之，自从宫中有了自鸣钟，万历皇帝便离不开利玛窦等人了。
与利玛窦等人的钟表自南而北的中国旅行相比，耶稣会士鄂本笃携带的钟表则从印度沿陆路来到中国。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这位与利玛窦同时期的耶稣会士自印度亚格拉启程，经中亚细亚，越帕米尔高原，于1605年到达肃州（今甘肃酒泉）。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鄂本笃来到中国喀什拜见当地国王时，向其进献了钟表：“国王名曰摩哈美德汗，鄂本笃往朝之。进献时辰表、望远镜以及欧洲带来诸珍奇。”
钟表旅行到中国后，不仅受到皇室的青睐，也得到民间能工巧匠的仿制。如万历年间的福建莆田文人姚旅在《露书》中记载：“西域利玛窦作自鸣钟，更点甚明，今海澄人能仿作。”海澄是明代中后期与日本和西洋贸易的重要港口。到了清代初期，从海路旅行到中国的钟表更多，以至于乾隆年间访华的马戛尔尼感慨说，清皇室收藏的地球仪、钟表等西洋器物之丰富，让他们对自己使团带来的礼物感到汗颜。当然，清初中国人仿制西洋钟表的水平也更高了，如《清稗类钞》中说：“国初，福建漳州有孙细娘者，造小自鸣钟，高仅一寸，而报时不差分毫。”
与中国相同，日本、朝鲜半岛的钟表也是漂洋过海从西方旅行而来的。
传统东方社会仅有“时辰”这个相对粗放的时间概念，而“瞬间”“刹那”“一念”“须臾”等微观时间都是来自印度佛教的舶来品。时至今日，日本静冈久能山东照宫博物馆仍珍藏有一件“洋时计”。那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赠送给德川家康家族的。据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最早收录“钟表”一词的日文文献是《日葡辞书》（1603—1604年），其中已经有“钟表”这个词汇。该辞书将葡萄牙语“钟表”一词标记为“时计”，并对此解释为“标识白天时间的一种器具”。
日本京都大学历史学家平冈隆二指出，机械钟表及其制作的最初技术也是通过西方耶稣会士传播到日本的。他认为，自鸣钟传入日本比《日葡辞书》的记录还要早。1551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已经将一个钟表进献给了山口县的西国探题（日本室町幕府时期的地方官职）大内义隆。由于缺乏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当时日本人将来自欧洲的钟表误认为是来自天竺，所以《大内义隆记》中记载：“从天竺国而来的礼物中，有一能够司时而随昼夜长短发出声响之物。”
有趣的是，日本文献中关于钟表的来源还采用了中文典籍的记录。如寺岛良安编写的《和汉三才图会》（1712年）就收录了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一书关于自鸣钟的记述：“自鸣钟，俗云时计。《五杂俎》云，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日文钟表历史文献直接引用中国典籍，或许说明有些钟表是经过中国再转运到日本的。
除了日本，一部分钟表也通过中国继续向东旅行，来到朝鲜半岛。对此，葛兆光先生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指出，17世纪中期，来中国的朝鲜使臣日记中“遭遇西洋人的记载渐多”，在这些朝鲜使臣的日记中，自鸣钟赫然在列。1631年，朝鲜使臣郑斗源由海路从朝鲜到达北京。在北京，朝鲜使臣见到了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等人。1632年，郑斗源的手下李荣和郑季吉将陆若汉赠送的红夷炮、千里镜和自鸣钟等器物，带回朝鲜进献给了仁祖。随着更多的钟表旅行到朝鲜，朝鲜人也开始研究钟表原理，并着手开始仿制。郭世荣先生在《“重器非其人勿传”—自鸣钟在朝鲜的文化意义》一文中指出，到了18世纪后期，朝鲜半岛已经有不少能自己设计、制造自鸣钟的匠人。其中，黄胤锡（1729—1791年）还完成了系统研究自鸣钟的专着《轮钟记》。
从钟表完成全世界旅行的那天开始，标准的、统一的世界时间就被构建了。时至今日，技术的发展早已不需要用钟表来计时了，但是劳力士等名表的价格仍高得离谱，它们主打怀旧情调，依然是顶级奢侈品的代名词。从计时器到奢侈品，这大概是钟表在旅行之初没有想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