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南 张丹雨
张胜利研发的二代翻拍仪。（中国图片社器材销售部 供图）
2020年6月，中国图片社购入的那套漂亮的“文化遗产解决方案飞思one（PhaseOne）”，引起了“老技师”张胜利的好奇心。
他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操作几次，便推着一小车零件，一头“猫”进了单位的“小二楼”——这个略显神秘的小楼坐落在宣武门外西里的居民楼后面，是中国图片社传统的暗室放大工作的地方。
此时，中国图片社刚刚完成中国照片档案馆数字化项目的立项不久。在之后两年间，图片社将要完成档案馆里约180万张珍贵底片和照片的高清数字化翻拍及整理工作。这是新华社总社交给中国图片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工作艰巨、意义重大。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拥有最早拍摄于1892年的大量珍贵历史底片和照片，这些照片的数字化工作是对我国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修复与保护，也为新华社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数字图片资源支持。
这套几十万元的“飞思”设备，正是为这个项目而购置。
为了完成这个宏大的项目，中国图片社果断抽调精兵强将，决心不仅要把中国照片档案馆的项目完成好，更要借此趟出一条高清数字化影像服务之路，为国家各种大型展览、各级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提供珍贵照片、档案等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方案，以此打造中国图片社的数字化产业升级的“拳头产品”。
张胜利和他研发的二代翻拍仪。黄媛媛 摄
张胜利在工作台上操作机器准备翻拍照片。黄媛媛 摄
工作具体执行的担子落在了器材销售部等一众经验丰富的职工张志彬、王曦、张胜利等人身上。任务重，时间紧，成本高，大家热情很高，张胜利在投入到具体工作的同时，有了“吃螃蟹”的新想法，他决定向时任中国图片社副总裁袁满汇报——他想再“鼓捣”出一台“翻拍仪”。
得到领导的支持后，“小二楼”便成了他的“研发基地”。
中国图片社真正决定立项数字化项目，始于2019年。
何为“数字化”？顾名思义，是将原实质物体经过各种数字化手段形成计算机内的文件。数字化文件不仅保有原文件所有属性信息，还可以被随时读取，从而大大减少了档案等实体在接触使用中遭受各种自然侵害或人为损害，同时极大提升工作效率。
对照片、底片的数字化，目前业界主要有三种技术模式：一是采用高精度的数码相机系统进行原作翻拍;二是采用大型专业平板反射扫描设备进行扫描;三是采用滚筒式扫描仪对各类图像原件进行直接扫描，即电分。以上三类技术均可对各类图像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
中国图片社经过反复论证，考虑到因为很多底片、照片等文物的珍贵性以及原作材质的特性，决定选择更高精度、更安全和更具性价比的数字化方式——翻拍模式：首先，翻拍模式像素（最大）可达1亿，大于电分模式和扫描模式的（最大）8000万像素，不仅能像另两种模式一样处理胶片、平面纸质类原件，还可以实现大型壁画、手稿善本等所有平面类原件的数字化;其次，翻拍模式的工作时间要远远短于另外两种，“咔嚓”不到一秒，操作台上躺着的底片，就被拍下了一张高清数字化影像，单张照片数据量达几百兆——这个数据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制作出一整面墙大的照片;最后，采用翻拍数字化模式纯物理隔离的翻拍，最不容易对原作产生不可控损伤，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原作的安全性，可很好地满足珍贵底片和档案的数字化的需求。
二代翻拍仪的工作台。（中国图片社器材销售部 供图）
张胜利自己制作的各种尺寸的照片夹。黄媛媛 摄
除了翻拍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中国图片社还设计了一整套流程，同时对底片、照片进行专业的清洁、保护、编号、分装，制作电子缩略图等。也就是说，要对底片整体情况进行“盘点”：约180万张、在2年内全部翻拍、整理、结项完毕，这意味着每天至少要完成任务约4000张。
扫描后的底片数字文件也需要配置容量庞大的服务器进行储存，最后供用户通过无线局域网随时调取，非常便捷。
为了完成这一系列高难度的工作，中国图片社首先确立专班，由集团分管领导牵头，对工作难点逐个开会探讨——场地选址、保密论证、采购设备等，最终以过硬的方案得到中国照片档案馆的认可。
一开始，翻拍工作主要靠这套飞思设备。设备虽好，但难以满足每日翻拍4000多张的工作需求。
张胜利最初摸到这台机器时很是激动：这套设备包括可升降操作台，所使用的翻拍相机是有效像素达到1亿的飞思OneIXG相机系统，操作台是27英寸AppleiMac一体机，内置针对高精度影像的专业快速图像处理系统CaptureOneCH。
但随着使用愈发熟练，这台机器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逐渐出现：翻拍桌和工作台的高度让人只能站着工作，时间一长工作人员难以承受;灯箱在工作台上方左右两侧，打光的角度不便于工作;飞思工作台上所使用的照片夹只能夹住底片的两个边，不利于底片的固定和平整度……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让张胜利开始思考：图片社是不是可以制作一台自己的翻拍仪？张胜利以前从事扩印工作，跟照片打交道多年的他不仅练就了一双巧手，更积攒了许多巧思。他反复研究了眼前的翻拍机器，确定一台翻拍仪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相机、横臂、立柱、工作台、翻拍桌、灯箱和电脑。
想要做一台自己的翻拍仪，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台精度足够高、可以翻拍底片的相机。张胜利再次找到袁满，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袁总听后特别支持，帮忙找人拿来一台富士GFX100，这台富士相机与飞思相机都是约一亿像素，效果也很好。”张胜利回忆道。
相机有了，张胜利开始着手研发工作台、翻拍桌、立柱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想要做零部件，制作厂家好找，但需要自己提供设计图纸。为此，张胜利花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摸索自学CAD制图。就这样，他一点一点地摸索，大到翻拍桌的厚度，小到一个照片夹的弹簧，都是自己画图、不断打磨出来的。
从厂家定制的零件被他用小推车一趟趟拉进“小二楼”，他在里面一干就是一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四五个月后，第一台翻拍仪终于做好了。他管这台机器叫“一代翻拍仪”。然而好事多磨，在测试一代翻拍仪时，张胜利他们将立柱上的横臂升高，按下停止键，但横臂没有卡住，而是直接向下滑落。怎幺解决这个问题呢？张胜利在立柱顶端加了一个减速器，通电后减速器就可以直接把横臂吸住，让它留在半空中。
中国图片社原副总裁、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袁满。陈忠欢 摄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飞思设备是靠皮带来实现升降，皮带使用时间长了会老化、变长且影响精度，张胜利在查阅大量资料以后，决定在立柱里面改用滚珠丝杠。
“这样一来不仅使用寿命增加，精度也有所提高。皮带升降的立柱精度只有0.1毫米，但是换成丝杠再加上减速器以后，精度已经可以达到0.02毫米。虽然相机有自动对焦功能，但是如果升降机比较准的话，也能起到辅助作用。”张胜利这样解释道。
不仅如此，他还把灯箱设计成抽屉的样子放在工作台底下，让工作变得更加便捷;制作各种尺寸的照片夹，以应对各个年代大小不同的底片……每一个零部件都在一代的基础上做了改变或提升，最后经过进一步研发的二代翻拍仪更加实用。张胜利说：“用一台进口的、专门扫描底片的平板扫描仪扫描一张底片，生成跟照片一样精准的电子版需要3分多钟，而使用翻拍仪来拍摄的话，从按下相机快门键后开始计算，电子照片出现在电脑里的CameraRaw软件中，只需要1/25秒。”更重要的是，这样一台翻拍仪更符合使用者工作习惯、更加耐用。
经过大半年的研究，张胜利研制的“翻拍仪”诞生了。依照他的翻拍台方案，整套设备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更换不同类型的相机，应用场景相应变得更加多样。
张胜利的脑子却根本停不下来，他又在二代的基础上制作出了三代翻拍仪——将工作台和翻拍桌彻底融为了一体，三代现在还在生产中，却可预见这将会是一台更加美观、便捷、高性价比的翻拍仪。
“老”技师萌生的“新”点子，不仅为中国图片社高清数字化项目降低了成本，也为这项事业的后续拓展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而这正是中国图片社从上到下重视高质量发展所结出的硕果。
今年，中国图片社迎来了她的70岁生日。回首过去，中国图片社由石碑胡同那个简陋的手工洗印房发展成为拥有世界一流设备和人才、影响力跨越国界的集团化运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正是因为这一代又一代中国图片社人的“工匠之心”，铸造了企业通向辉煌未来的发展之路——而这终将会留在中国图片社最宝贵的基因中。
为此，《摄影世界》杂志社总编辑助理朱一南专访中国图片社原副总裁、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袁满。
中国照片档案馆是唯一的国家级照片档案馆，保存了大量党和国家历史上重要节点事件、重大建设成就、社会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沿着历史的时间线留下来的影像瞬间。早在1999年，新华社就启动了最早的数字化项目，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照片的扫描数据量都比较小，在今天看来无法满足日常发稿和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因此，现在再次启动高清数字化项目，是新华社党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远见卓识。
新华社党组将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了中国图片社，任务艰巨、意义重大。中国图片社从2019年开始立项，2020年开始论证。2020年6月4日，中国图片社完成购买飞思设备，中国照片档案馆数字化项目正式启动。
这些年，很多国家大型展览，比如《辉煌“十一五”》大型图片展、“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的陈列内容都用到中国照片档案馆的历史照片。所以说，这项工作的立项是基于新华社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和国家重大主题展览的需要。
朱一南：高清数字化项目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照片档案馆保存最早的底片是1892年的，大量底片都具有唯一性，可以说它们属于文物。每次调用都容易对文物造成损坏，而在高清数字化扫描之后，底片可以进行封闭管理。这样，无论是媒体发稿使用，还是大型展览的制作需求，我们只要调用相应的高清数据文件即可。这样，既能将底片文物重新“盘活”，又对底片文物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其实，这些年陆续有一些单位找到中国图片社，希望将自己单位的一些照片、文件等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进行数字化扫描。我们发现，市场上数字化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全国各类各级档案馆有四千多家，还不包括各类纪念馆、博物馆、地方志编纂室等，他们都有相似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这次立项以及成立相关工作团队，是完全符合社会需要、市场需要的。在这项工作中，加大技术投入，提升科技含量也体现了中国图片社在数字化产业升级上的决心。
其实在项目前期，中国图片社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数据采集、场地设置等。因为中国照片档案馆的照片部分涉及不宜公开的内容，相应的场地要严格按照“三铁一器”（铁门、铁窗、铁柜、报警器）的保密要求进行装修。中国图片社邀请了相关档案保护的专家，一起来论证，通过了目前的场地设置、工作流程等项目方案。中国图片社非常重视这个项目，为此采购了包括世界文化遗产解决方案飞思One（PhaseOne）、数字储存服务器、高速网线、高配置电脑等，保证了项目数字化升级的硬件基础。
首先，中国图片社是一家传承70年“红色基因”、具有高度政治可靠性的企业;其次，现在全国只有中国图片社还保存有最完整的传统影像工艺，中国图片社还工作着一批精通这些工艺的老技师，他们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因此在翻拍工作中，有些底片历史比较长，出现反银、手印、霉变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清洗和保护。
就像刚才所说，我们目前所做的是数字化产业的上游产品，哪里有数字化翻拍需求，哪里就有我们的客户。但我在想，中国图片社的服务是可以逐渐覆盖整个影像数字化产业链，比如，我们为某个机构翻拍好历史文物的高清影像，同时图片社还有其他部门可以为历史文物进行编辑分类，开设互联网展馆，建设线上、线下展览，包括开发数字影像等下游产品，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