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清模糊的你”，当这种“诗般浪漫”成为近期北京、石家庄等城市的真实写照时，雾霾天气成为了公众心头挥之不去的焦虑与隐患。在重度污染指标严重到爆表的背后，是各医院呼吸道疾病门诊量猛增、各大城市交通阻滞。与此同时，网络新词“北京咳”的诞生则以另一种形式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
毫无疑问，大面积雾霾天气是自然界对人类环保意识淡漠的一次警示和惩戒。人们担忧的问题是，类似的警告是否会在未来成为常态。虽然发达国家在经济腾飞初期，也经历过“先污染后治，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一定要重蹈其覆辙，毕竟这是要付出巨大经济成本甚至是百姓生命代价的。当人们尽情享受社会发展的福利盛宴之时，一场环境危机也悄然而至。连片的雾霾，让人们感到无处逃遁的恐慌和无奈。
如此场景仿佛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昨日重现”。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也曾被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当年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将其描绘为“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至辛辣的、呛人的”雾霾。而这些污染性雾霾竟然在1952年12月4日演变成为了震惊世界的杀手：伦敦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浓雾整整有五天不散，导致超过12000人死亡。“伦敦烟雾”由此成为20世纪全球最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之一。此后，类似的污染事件又在1956年和1962年再次发生。历史经验表明，当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排放超出地表空气质量承载边界之时，人类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了挽救空气污染导致的严重损失，发达国家随后推出包括立法提高监测标准；科学规划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限制重度污染工业的发展及污染物排放等一系列亡羊补牢之举。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达到保护空气质量的目标，各国可谓是绞尽脑汁，运用了各种奇思妙想。比如，德国要求按照汽车排量的多少分别在车身贴上红色、黄色和绿色的标签，在法兰克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些区域的主路口被贴上新的环保标志，规定只有那些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才能进入。又如，日本东京曾经大力提倡植树种草，甚至规定“每买一辆车就要种一棵树”。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网络，鼓励上班族只有在周末休闲时才开私家车。
既然发达国家曾经遭受过环境污染带来的重创，我们就应当以此为鉴积极避免。而且，我们在国际盛会中努力治理环境也彰显了对环保理念的认可态度。就此而言，各级政府部门理当主动优化经济结构，通过行政强制限令、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等方式尽快实现节能减排目的。然而事实上，政府部门却对环保事业往往抱有惰性心理，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单位GDP能耗全年只下降了2.01%，并没有实现下降3.5%的目标。实践表明，以过度消费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指标快速提升的思维在许多地方依然盛行，企业排污成本内部化迟迟未能全面成形。有调查显示，在我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究其根源，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其绩效一般难以在一届领导任期内立竿见影地体现出来，由此难免受到现任领导的忽视。而且，当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又会进一步负面鼓励地方政府短期利益化行为。可见，改革政府业绩考核“指挥棒”对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深冬的一场雾霾，让快速发展的经济被“撞了一下腰”。如若国人沉睡的环保意识能被“北京咳”所唤醒，那幺明天依旧会被映照在美丽的蓝天白云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