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

在上海工作的青年陈某连续三个周末打电话回家都没有人接，10月25日晚，陈某终于决定奔回老家嘉兴廉租房小区烟雨社区菱香坊。当他推开家门，惨剧呈现在眼帘，他的老父母，一个趴在地上，一个仰面躺在床上，已双双没了气息。

经法医鉴定，73岁的陈老伯死亡时间距离被发现已有10天左右，而66岁的老伴死亡也有一两天。据警方推测，陈老伯那晚可能是在家中洗衣服不小心触电身亡，而患有老年痴呆症、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伴因无人照顾，死于脱水和饥饿中。新闻一出，两位过世老人的儿子陈某，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口诛笔伐。

这样的惨剧令人唏嘘，而类似事件近年来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空巢老人惨死家中数日无人知晓，责任在谁？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中，沉重的养老问题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躲不开的老龄危机

几年前笔者关注到一个有关“利他型”农村老人自杀与现象的研究。该研究对湖北京山农村的跟踪调查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仅1060人的九房村就有24例老人自杀，村民认为真实的数字远不止于此，估计要达到40～50例。近20年，老年人自杀尤为集中和突出，为了不给在外打工的孩子增加负担，村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例老年人自杀，估计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人是自杀身亡。”

无论是老人惨死无人知，抑或是农村老人自杀，都折射出中国社会当下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要面临的严峻问题——人口老龄化及养老危机。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它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此划分，2001 年我国老年人比重为7%，已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正迈向不可逆的老龄化社会。同时，中国老龄化社会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是中国老龄化正在增速。2012 年年底，中国65 岁以上老人比重为9.4%，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

惨剧发生地嘉兴，正是人口老龄化最明显的城市之一，老龄化程度属浙江省最高，早在1998年就已提前全国平均时间1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嘉兴“纯老家庭”老年人总数为12.06万人，截至2013年底，嘉兴60周岁以上老人有77.07万人，80周岁以上老人有11.08万人。

一边是加速度，一边是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老龄化基数很大。2012 年年底，中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35 亿，远高于欧美日四个主要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显然，我国老年人口基数高于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预测，2020 年中国老年人将达到1.67 亿，2060 年将达到峰值3.57亿之后，到2085年之前一直维持在3亿到4亿的规模。预期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是，老龄化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夹缝中。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城镇化的深入，必然有更多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奋斗，以获得更好的上升空间。事发当事人陈某一家人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一个缩影。陈某在上海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上班，虽然上海离嘉兴很近，但因工作很忙，他很少回家，一周会往家里打个电话。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少子化”使得陈某的父母除了陈某，膝下再无其他子嗣。陈某外出打工是为了生存需要，都市中繁忙的节奏在事业与家庭中的两全照顾中，难免有所疏忽。

总而言之，我国老龄化社会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愈发明显的态势，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能否很好地解决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也关系到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

“利他”心理亟待转变

社会变迁，旧有的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面临挑战。就养老危机的问题，首先必须承认“养儿防老”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式微，不再符合现代社会的家庭模式。

中国的老人对子女有一种强烈的“利他型”心理。这也使得年轻一代不知道该怎样“孝顺”老人。

街坊邻里证实，小陈平日挺孝顺。“老头子经常夸他儿子不错，说儿子工作好，对他们也好，还要接他们去上海住。”当事人小陈说：“前两年，我要给母亲找个护工或将她送到养老院，父亲拒绝了，说自己身体还行，交给别人照顾也不放心，再说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自己照顾还能省点费用。”中国老人处处为子女着想，为了不给孩子制造麻烦，尤其在家庭条件差或者农村地区，一些老人做出了近端的选择——“自杀”。

老人的观念需要转变，整个社会的观念也需要改变。养老的重担，应该由社会各个层面共同承担、一同解决。

在政府层面，除了向老人发放养老金以外，国家和地方可以从政策上鼓励民营养老院的兴建。不同于西方很多国家，中国传统习惯是由家庭承担养老责任。这在子嗣繁多、以乡村经济为主的年代，的确可行。但随着少子化以及人口迁移的加速，这个办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尽管一些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但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养老院依然供不应求。由于养老院的运营风险大、成本高、收益小，使得投资人不愿意投入；而政府背景的养老院又因为床位少、供应紧张，且服务跟不上，显现出了“排队等床位”、“护理人才缺乏”、“资金注入不够”、“养老需求多元化”等问题。嘉兴一位行业人士指出，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政府要协调落实税费减免、土地供应、医疗服务等优惠政策，建立健全财政补贴、融资贷款等扶持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开办养老机构，改革运营机制，办好公办保障性养老机构，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制和公建民营试点。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在中国文化传统下，社区应该在老龄化服务上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城镇化让邻里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回到菱香坊的惨剧，陈老伯每天下午都会带着老伴散步，如果邻里之间的关心更多一些，可能就能及早发现异常：为何陈老伯家的灯连续几天都开着，却未见俩老人出来散步？及早发现，可能就能避免更多悲剧。

因此，社区关怀不能流于形式。如今很多社区会有老龄人口备案，每周向空巢老人家里打电话以确定老人生活是否正常。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引起不少老人的不满，有人抱怨，这个电话好像就是为了问一句：“死了没？”

事实上，老人们对街道服务的需求远远不至于一个电话，他们需要更多的交流、娱乐和体现价值的机会。

而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我们都需要直面养老问题，培养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在培养幼儿独立性时，孩子要经历一个“心理断奶”期，以脱离对父母的依恋；同样，老年人也要转变“养儿防老”的思想，学会从对儿女的心理寄托中抽离出来。

家庭与社会可以共同创造更多养老模式。比如结合当下中国城市的特点，庞大的移民群体租住简单房子而远离父母，同时城里有不少空巢老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却形影相吊。有公益组织提出一种方法，让空巢老人和异地务工人员、异地求学者同住。按照这个设想，通过中介信息登记、匹配、约见、资料核实、签署协议、中期跟进和后续跟进等一系列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异地务工人员凭借低廉的租金租借空巢老人的房子居住，借此来缓解住房压力问题；另一方面，空巢老人因为异地务工人员的入住，在生活上得到一定的照应和精神慰藉。当然，这个设想也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陌生人同住，会带来风险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