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上海四行仓库。
苏州河边上有了一道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观：租界里的英美记者，坐在河边的咖啡馆中，一面轻松地喝着咖啡，一面看着中日军队激烈交战，但中国军队的英勇最终感染了他们。
关于八年抗战的纪录片很多，每隔数年，就会有几部诞生。但关于“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的纪录片，却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往往是作为八年抗战纪录长片中的一两个章节出现。这其中有历史遗留的原因。所幸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纪录片人得以用最客观的镜头，来还原这一场堪称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
8月12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四集高清文献纪录片《生死地——1937淞沪抗战实录》全国首播。纪录片总导演、纪实频道制片人朱宏告诉《新民周刊》：“这部纪录片不求任何利益，也不为评奖而去，只是代表上海媒体人的一份良心。上海有太多抗战遗迹，作为这片土地的后来者，我们感觉责无旁贷。希望可以用这部片子给观众以震撼和激励，让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荣誉感——这里是出过抗战英雄的地方。”
珍贵影像首次公开
《生死地》的拍摄，前后历经半年。摄制组走访了两岸多家档案机构和学术研究单位，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到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国史馆”……搜集了大量影像和档案资料——许多资料都是首次通过纪录片向公众呈现。
由台湾民间人士捐赠的两幅战时上海情报地图，就是首次呈现。作为当时最为机密的甲级情报资料，地图上标示了上海日军的兵力分布和重要设施。这117处红色标记，正是当年上海日军和日侨所在地。日军的通讯所、无线电台和预定临时飞行场等重要军事设施，也在地图上一览无余。78年前，中国军队就是借助这些情报资料，对上海的日军据点展开了围攻之战。
当年，东京朝日新闻社曾出版《中国事变画报》，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刊登了大量的前线战报和新闻图片。在日本记者的镜头下，他们的士兵军容齐整，斗志昂扬，好像个个势不可挡——但摄制组通过此次寻访民间文史资料收藏家，获知了大量日方档案资料，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名叫荻岛静夫的普通日本兵，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及以下的干部，大部分都战死或负伤了，兵力减为原有的一半，整个联队的精神面貌萎靡不振，完全失去了日本军队原有的风采。因为下雨，飞机连续两三天不能进行空袭。炮兵呢，因为弹药泡在水中，想开炮也无能为力……”
朱宏告诉《新民周刊》，做历史纪录片，最怕的是缺少影像资料，但淞沪一役不同。当年的上海是远东着名的国际大都市，人口300万，有50多个国家的侨民在这里定居。抗战中，日本战地记者、西方记者在此留下了许多影像，丰富到几乎不需要做一些虚拟的场景再现，原始影像资料已经能够还原当时抗战的场面。
为拍摄《生死地》，摄制组搜集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像资料。纪录片中，一段日军当年拍摄的战地新闻，用的是如今已罕见的18毫米胶片，因为年代久远，既无声又模糊。但这些模糊的无声影像，却让我们在78年之后，还能看到中日双方在大场鏖战的真实场景。画面上，日本兵正在攻击千里迢迢从各地汇聚到上海的中国军队。
上海音像资料馆刚刚从美国采集来的一段20多分钟的珍贵影像，也在《生死地》中首次披露，其中就包括淞沪抗战中着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隔着苏州河，仓库的对面便是租界。于是苏州河边上有了一道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观：租界里的英美记者，坐在河边的咖啡馆中，一面轻松地喝着咖啡，一面看着中日军队激烈交战，但中国军队的英勇最终感染了他们。而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内，满是冒着流弹危险观战的市民。每一个战火中的上海军民，都注视着那面在四行仓库楼顶缓缓升起的国旗……”
影像资料中，英美记者和中国百姓脸上的表情都非常清晰，令人在时隔78年之后，仍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和荒谬。
奉命死守的八百壮士最终奉命撤离，颤抖着被解除武装，撤入租界——这段影像资料虽然只有短短一分钟，却让人清楚看到战士们脸上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当运送四行孤军的车辆从跑马厅出来，一路运往胶州路孤军营时，屋前屋后都是欢迎的人群，甚至屋顶上都站满了人。
中国不会亡
为了《生死地》的拍摄，台湾政治大学首次向大陆媒体开放了它的档案室。使摄制组有机会查阅到当时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淞沪抗战时期的军令手稿和战时日记。“今日战事较激烈，第四军伤亡甚巨”，“敌速攻三天我军伤亡奇重”……简短的句子背后，是刻骨铭心的尸山血海。
陈诚之子陈履安也首次接受了大陆媒体的采访，回顾陈诚在淞沪指挥作战中鲜为人知的故事。“父亲是刻骨铭心的。”陈履安说，“他最好的部队伤亡过半以上，很多优秀的将领也都阵亡了。”
时任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之子、着名作家白先勇也首次在采访中谈及父亲在淞沪会战中的经历，以及桂系部队千里奔袭支援上海的感人事迹。“桂军出兵，前前后后一百万。几乎是广西人口的十分之一了。”这支广西军队，当年坐火车、坐汽车、又步行，走了三个多月最后到达上海，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就基本全军覆没。走了一百多天，只为把生命献给这个国家。据说，战死当夜，白崇禧在指挥部大哭一场。
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之子首次接受大陆媒体的采访。
“我父亲是提议早撤退的。因为上海不可守，他觉得。上海很多水道， 而且平原。他不赞成死守上海。他赞成打了一下然后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他的大战略是把日本人尽量往内地拖，分散力量。”白先勇说。在大场陷落前一天，陈诚、白崇禧等将领向蒋介石提议，全线继续后撤，撤出上海。依托后方的吴福、苏嘉、锡澄国防线，消耗日军战力，保存有生力量，守卫南京。蒋介石听完建议后长久不言。距离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只剩下不到十天。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为了使中国在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上占据有利位置，也为了展示中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他希望在会议召开前，上海战场能坚守。
正如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主任在纪录片中所言：“整个上海作战，蒋一直在战略跟政略上摇摆。就战略跟政略来看的话，绝对是政略影响战略，战略影响战术，战术再影响战斗。就当时的中国政略来看，他最大的政略其实就是要引发列强对中日战争的关注甚至介入，作为一个调停。基于这样的政略，蒋就必须要在上海坚持抵抗，彰显中国军队抗敌的意志，赢得列强对中国的赞许。”
对战争亲历者后代和专家的采访，为《生死地》客观还原淞沪抗战全貌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纪录片的拍摄还走访了许多抗战史研究学者，萨苏就是其一。在日本生活工作十多年的萨苏，旅日期间一直致力于搜集各种侵华日军的档案资料和文物原件。在他的藏品中，有许多日本士兵的影集，其中包括两颗中国军队子弹的照片。
“当年日本兵将它特地拍下来，一定是有原因的。”萨苏说，“在作战的时候，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子弹打伤以后给日军造成的损伤特别大，所以日军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军队是不是使用那种‘达姆弹’。达姆弹是英国人制造的，弹头要开花的。结果他们发现不是这样。是中国的老兵，把弹头先在石头上磨，磨几圈以后，它就成了一个砂面了，打中以后就在身体里面翻跟头，打上胳膊胳膊就会折，打上身体，身体就会受重伤。增加了中国兵的枪支的杀伤力。”
四行仓库战斗。
只是，中国军队的武器实力实在远不及日本军。据《步兵第三十四联队史》记载，日军在淞沪会战为攻打走马塘、大场，投入了一种代号叫“特二十四榴”的“秘密兵器”——这是一种罕见的重炮，口径305毫米，火力远超中国军队，而且射程过万米。“一个炮口，人头都可以塞得进去的。”萨苏说，“这样的重炮来轰击我们的阵地，我们临时构筑的工事根本抵挡不住，那只能用血肉之躯往上填。”
《生死地》中采访到的淞沪抗战老兵证实了萨苏的话。一位名叫张文治的老兵回想当年仍然难掩激动：“他这样轰炸，我们那些战壕会不会炸垮，肯定要炸垮。你都是泥巴的，木头的，没有钢筋水泥的。我们原来修的时候用的木头。现在这样一炸就炸垮了，沙袋炸烂了，没有了，泥巴装的。那怎幺办，就地取材。就地有的时候又来不及。工兵怎幺来得及呢，工兵还要修战壕。来不及，没办法。这个缺口拿什幺来堵，没有沙袋了，说起来就伤心，就拿我们战友的尸体去堵的。把缺口堵起来，机枪就架在战友的尸体上，射出了我们复仇、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
四集纪录片中出现了多位老兵的采访。当年的老兵如今最年轻的也接近百岁，健在的本就极少。出现在镜头中的老兵杨养正，当年被炸弹炸伤了眼睛，接受采访时已经双目失明，如今也已经去世。亲历过四行仓库一役的他，即使年届九十，双目失明，仍然能够清楚地唱起当年那曲《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祖辈的牺牲不能被遗忘
值得一提的是，四集《生死地》的编导都是女性，两位80后，两位85后。陈璐就是其一。她家住美兰湖，早晨坐7号线上班，因为连日埋头制作淞沪抗战纪录片，竟有过一段奇特的“穿越”经历。在题为《有没有一场仗，让你想起我》的编导手记里，陈璐写道：
“那天早晨坐地铁去上班，7号线从美兰湖出发。列车稳当地开着，车厢里特别安静。身边突然传来咔哒一声，我循声转过头，那是一把枪！枪栓拉动，那人举起枪瞄向了窗外。我看着他，愣了几秒，然后马上明白过来，我这是做梦了。
打量他的装束，打绑腿、腰挂手榴弹、德国式钢盔、中正式步枪，显然是中央军德械师的。这时耳边传来一句报站：刘行站到了，请拿好随身物品，从右边车门下车。
于是我开口对他说：‘梦里的哥们，你穿错行头了，这里是刘行，打宝山的是陈诚的部队，不是德械师，你这一身估计是87、88、36师的装束，那时他们在打苏州河北岸，错了错了。’
那士兵放下枪，没有转过头来看我，自言自语道：‘我是9月入伍的，已经是第三批补员，路上捡的钢盔，保命，是哪支部队的谁在意呢。’他的脸上是烟火烧过的黑，手上有厚厚的污渍，不知是泥还是血。
‘士兵，你为什幺到这儿来？是不是因为我在写淞沪抗战？’
士兵靠上椅背，眼睛还是不看我：‘打累了，来歇一个。’
……
下一站镇坪路，the next stop is Zhenping Road.
车厢里的人变得那幺多，我呆坐着，对面的姑娘已经换了大妈，怀里抱着一只冒牌的LV包。而我是梦中惊醒，恍如隔世。”
陈璐的梦醒了，但7号线的行经路线天天如此。“从美兰湖一路开过来，罗店、宝山、刘行、大场……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主力在这里血战了两个月。如今，我们坐地铁从刘行到大场，只需要7站路，可是在1937年的夏秋之交，几十万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顶住了日军通往上海市区的路。”
的确，上海是一座充满历史的城市，但当我们行色匆匆地路过时，未必想到什幺。大场、罗店、四川路桥、四行仓库、凯旋路桥……日复一日，淡忘的比想起的多。而四位年轻的编导，却希望能用自己的一点努力，为这座城市多保留一份记忆。
几位编导都曾感慨，对抗战老兵的采访几乎都是抢救性质的，再不做就真的没了。
而在民间，一位90后的女孩，也在用自己的摄像机和纪录片，寻访身在安徽的抗战老兵——她就是解修远。2014年，解修远以黄山抗战老兵为题材的纪录片《最后一次集合》在镇江西津渡纪录片盛典上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
解修远拍摄抗战老兵的想法得之偶然。在黄山拍摄其他纪录片时，她经常上一个名叫“故园徽州”的网站，网站上有一个关于抗战老兵的板块，那里聚集了一群关爱老兵志愿者。有一回，志愿者许琦大姐要去看望当年黄山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何力行。听说此事的解修远抱着敬仰的心态与她同去。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反差给了她很大的震撼：“第一感觉是生活条件差了点，90多岁的老人，住在一个矮平房里，每个月1000元的退休工资，900块拿来请了保姆，只剩下100块开销，生活挺拮据的。”
她萌生了采访抗战老兵拍摄纪录片的念头。“但很多老兵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接受劳动改造，不太愿意多谈那段历史，对陌生人也无法敞开心扉。”于是解修远加入了志愿者队伍，经常与其他志愿者一同看望老人。三年来，志愿者的身份也让她接触到了更多抗战老兵。
上海闸北被轰炸。
“孤老是他们很普遍的状态，因为成分不好，他们有的离了婚，有的曾经因为自己的原因让子女受到委屈，所以和子女的关系也不太好，一个人住在农村。有的人生活费只有50多块一个月。有的虽然有高龄补贴，但也只有一两百。”解修远说，“我听了太震惊，50多块我一个早上就能花掉。”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接受采访时的老兵们情绪并不激动，反而很豁达。“他们不会说自己的委屈。老兵王中惠跟我说：国家好，我们就好，至于我个人，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这些老兵又特别看重尊严和名誉。“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关爱老兵志愿者给他们送了毛巾，上面印着‘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我年前去采访老兵曹红藻的时候，他的床头还挂着这条毛巾，全新的，没有用过，9年了，像锦旗一样挂在那里。他的一个纪念章，也是民间志愿者送给他的，同样被他视如珍宝。”
采访中，有一位老兵想起当年他在上海海关遇到的老乡，因为乡音难忘，之后几十年都一直惦记着想再见一面。巧合的是，这位老乡后来也被解修远找到了。他们时隔多年再聚首，共同唱起当年黄埔军校的校歌，场面令人动容。
“徽州地区黄埔军校出身的士兵比例比较高，因为徽州在经济上比较富庶，很看重教育，所以他们当年才有这个文化基础去报考军校。但当地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很多老兵当年报考军校都是瞒着家里的。”解修远说。
最后一次集合
2014年9月18日，在志愿者的帮助下，9位健在的老兵，最后一次集合。“促成这次集合也是非常困难，因为老兵都年事已高，分布在黄山的三区四县，要找车接送他们，还要随车配备医生。老兵们对于这次集合都很积极，有的刚摔了一跤还坚持要来。最后是在黄山屯溪的一家宾馆聚首，人家知道是老兵聚会，也没收我们钱。”而这一次集合，极可能正如纪录片名所言，是最后一次。三年里，解修远采访了25位老兵，如今其中9位已经去世。
让解修远非常震撼的是，老兵们在聚会现场还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申诉对钓鱼岛的主权。“他们特别认真，还拟稿，校对，一个个用拿毛笔的姿势签名，很神圣。那种对于疆土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有位101岁的老兵，曾参加过长沙会战、南京保卫战，是机枪连的指导员。至今每天坚持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今年9月3日全国将放假1天，原本是纪念抗战，结果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天假期，我刚开始真的很气愤，后来也明白，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也不关心。”解修远在朋友圈去呼吁：“爱国并不是一个口号，国家是每个人组成的，我们要爱身边的人，爱那些为我们付出过的人。理应在老兵的暮年还他们一份尊重，因为尊重和荣耀就是他们的骨血。”
最近，关爱老兵的NGO组织“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正在试图为当年每一具草草入土的士兵遗骨重新树立墓碑。解修远和她的志愿者朋友们也在行动。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当我期待那些播种入地的种子/当我细思那些低卧长眠的人/能受到应得的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