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阳
与历代皇家书画着录相比，《石渠宝笈》具有着录数量多、品类多与孤本绝品多三重优势。鉴定、欣赏、装褫、铨次，共同构成古代书画的收藏传承体系。《石渠宝笈》的意义在于对古今书画的详述、慎思与细品，为后人解读经典、探究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提供了有益帮助。
若无几代皇帝对书画的欣赏与鉴赏，恐怕是很难成此煌煌巨着的。而事实上，皇家对书画的重视与珍藏，代不乏人，所遗憾的是，经历年战乱损毁，许多汉唐时代的收藏不复再见。而就从《石渠宝笈》里的收藏来看，宋、明、清三代帝王的书画品位与造诣，堪称精绝。
历代喜好书画的帝王之中，声名较为显着的当是三位：宋徽宗（赵佶）、明宣宗（朱瞻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比较他们可以看出，赵佶在艺术上书创一体，画作也为宋院体一脉，可他身在帝位却不务正业，自受靖康之辱;弘历自诩“十全老人”，其在书画收藏上，的确做了不少功德，但就书画本身的水平来说，却只能算个普通的爱好者;朱瞻基治国之才有余而书画技艺也颇佳，似乎可以看做三位“艺术票友”中的“中庸状元”了。
宋徽宗作《雪江归棹图》
宋徽宗：戴着皇冠的大艺术家
宋徽宗，即赵佶。宋代第八位皇帝，其在位二十五年，使得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其本人也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吹弹、书画、声歌、词赋、蹴鞠等无不精擅。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北宋却亡在他的手里，他自己更是落得被俘受折磨而死的悲惨下场，终年54岁，因此后世评之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徽宗从小酷爱艺术，未做皇帝之前，就喜好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画家往来。即位以后，在书画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画院的重视和发展。他于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作为考题。如有一次出题目为“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深山寺院飞檐，但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房屋，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溪挑水，足以令人遐想;另有一次出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花卉，只画了一人骑马，有蝴蝶飞绕马蹄间，凡此等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向意境刻画上发展。
宋徽宗画像。
《听琴图》中抚琴者即为赵佶本人，“听琴图”三字为宋徽宗瘦金体书题。
画家考入画院后，按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培养，并不断进行考核。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候、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当时，画家的地位显着提高，在服饰和俸禄方面都比其他艺人为高。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加上作为书画家的徽宗对画院创作的指导和关怀，使得这一时期的画院创作最为繁荣。可以说，宋徽宗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
除此之外，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也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本人书画造诣也十分突出。他所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书史会要》曾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在绘画上，有着极高鉴赏能力的他也拥有极佳的笔墨功夫，特别强调写生的重要性。他对自然观察入微，曾写出“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等有关绘画的理论文章，强调形神并举。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鸟类的眼睛，使之更加生动立体、栩栩如生，令人惊叹。此外，他还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创作时，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为元、明以后绘画派传统特征。
在他的领导与实践下，宣和时期的画家几乎都是全面的，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他的创作面目是较为多样的，徐邦达先生将传世的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但谢稚柳先生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从绘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画家的画风往往不止一种，有主要的画风，也有次要的画风。两种画风有时几乎对立，让人难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画写生的人有时也画写意，画青绿的人有时也喜欢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与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别。作画人若一生只画一种风格的画，那是画工，不是画家。对赵佶画笔真赝的考辨见仁见智都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优秀的画家，总有一种艺术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体貌、不同风格的作品融为一体，声息相应。可以说，谢老的观点更为客观与全面一些。
此次展览，徽宗两种风格的作品都有体现。《雪江归棹图》以墨笔画雪后山川，起首平远空阔，中段渐起奇峰，下多坡岫，间有寒林、寺观、桥梁、栈道，天地间一片寒碧。岸边停船、渔罾，旅人踏雪过桥，江心渔舟归棹，点题恰切。卷后段转而趋于平缓，整幅画面富有高低错落的节奏感。画法细笔勾皴，尖劲紧峭，意境肃穆凝重。卷尾蔡京长跋有云：“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于四图之内”，可知此为春夏秋冬四景的最末一图。
另一幅《听琴图》则为工笔设色人物画，描绘官僚贵族雅集听琴的场景。主人公道冠玄袍坐于松前石墩上，双目直视前方，凝神抚琴，前面坐墩上两位纱帽官服的朝士对坐聆听。作者以琴声为主题，巧妙地用笔墨刻画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音乐意境。画面背景简洁，取景于盘绕着盛开的凌霄花的长松与数竿修竹，衬托出庭园高雅脱俗的环境。而几案上香烟袅袅的薰炉，与玲珑石上的古鼎和优雅的琴声一道营造出一种幽美清静的氛围。画面上方有宰相蔡京手书七言绝一首：“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书风老劲，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画面右上有赵佶瘦金书题“听琴图”三字，又在左下钤“御书”朱文方印，上面押“天下一人”章。整幅作品构图简净，人物举止形貌刻画生动传神，衣纹线描劲挺略带战笔，树石器具描写工致而毫无呆板，着色浑厚而不失清丽，是宋代宫廷人物画的代表作品。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朱瞻基打马球。
由于本幅有徽宗题名与画押，此作一度被认为是赵佶所画，后经学者考证，实为宣和画院画家描绘徽宗赵佶宫中行乐的作品，而图中抚琴者，正是赵佶本人，这也为后人留下了这位“翰墨风流，行事荒唐”的亡国之君最生动的形象。
朱瞻基：紫禁之巅的太平天子
明宣宗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长子，幼年就非常受祖父朱棣与父亲的喜爱与赏识。永乐九年（1411年）被祖父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朱棣征讨蒙古。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次年改元宣德，庙号宣宗。朱瞻基是文人和艺术的庇护人，他的统治的特点是其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在位期间，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一时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朱瞻基与其父亲的统治加在一起虽短短十一年，但却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功绩堪比文景”，史称“仁宣之治”。
《明宣宗行乐图》。
《明宣宗行乐图》局部。
最能体现宣宗朝历史风貌的艺术作品，无过于此次展出的《明宣宗行乐图》。该图分六段，分别表现射箭、蹴鞠、打马球、捶丸、投壶及皇帝起驾回宫场景。色彩鲜艳，是写实的院体工笔绘画，记录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各段之间，以宫墙或屏障隔开。画面中，皇帝形象与传世明宣宗朱瞻基画像接近，戴笠子盔帽，身穿浅色辫线袄式样长袍，宦官身穿青绿等色曳撒，显示出受到蒙元服饰影响。其人物和风景细部描画较为呆板，反映了明前期院体绘画的艺术成就。
朱瞻基雅尚词翰，精于绘事，山水、人物、花鸟皆能，其画多为水墨戏写，略加染色，花鸟竹石受到孙隆没骨法及同时代文人墨戏的影响。《列朝诗集》中说朱瞻基“点染写生，遂与宣和（宋徽宗赵佶）争胜”。他临政时明画院比较兴盛。从现今流传的明宣宗画作来看，题材以花鸟走兽为主，画风与同时期的院体绘画同源，艺术水平在历代帝王书画中属于上等，一般帝王的闲情雅致、信笔草草在朱瞻基这里发展到了准专业水平。
他的《松云荷雀图卷》是本次展览中的作品之一，此图有前、后两幅，前幅绘松石，有远山、云霭;后幅绘莲蓬残叶，一小鸟立莲茎上。该图笔墨清润，设色淡雅，意境清幽。后幅图上署“御笔”二字，钤“安喜宫宝”朱文方印，另钤有清乾隆、嘉庆内府鉴藏印。
尽管朱瞻基在位只有十年时间，但他的统治却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
乾隆：十全老人的收藏之道
说起《石渠宝笈》，不得不提的正是乾隆皇帝。继北宋宣和内府书画收藏高峰之后，清乾隆时期的内府书画收藏达至鼎盛。在继承明代内府藏品的基础上，乾隆内府书画的充实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购买;二是臣工进献，乾隆南巡途中又有“路贡”迎銮;三是籍没;四是乾隆早年收藏在登基后转归内府，《石渠宝笈》着录此类作品有三十八件。此外，乾隆还有数量相当的本朝作品，包括宸翰、宗室、词臣及院画家之作。至嘉庆朝，内府又新增法书名画二千余件。
弘历，乃乾隆皇帝名，爱新觉罗氏，庙号高宗。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清世宗雍正皇帝第四子。弘历自小受祖父康熙皇帝的宠爱，养之宫中。雍正元年，世宗即密建其为皇储，雍正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雍正十三年即位，年号乾隆。弘历在位六十年，是清朝皇帝中最长寿的一位，自称“十全老人”。他一生游艺翰墨，尤喜诗文，存世墨迹极多，书法主宗元代赵孟，用笔圆润，结体秀媚，意趣潇洒飘逸。
乾隆帝儒雅风流，极为注重文治武功，他精于骑射，一生着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近。他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执政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
乾隆皇帝画像。
收藏历代书法宝迹的三希堂。
《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书于乾隆五十八年，弘历时年八十三岁，用笔圆劲纯厚，结体娴熟疏朗。《石渠宝笈三编》着录有两件“高宗纯皇帝御笔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皆为手卷，内容、尺寸、质地均无二，只是钤印稍有差别。此卷为其中之一。整个托裱及包装精工细作，代表了乾隆内府造办处的高超技艺，凸显出清代中期封建盛世时的皇家气象。
全卷缂丝包首，外签缂以“御笔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十三字，配以清宫原装锦袱雕匣，匣表面嵌螺钿刻“御笔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 详述续纂之缘由、内府藏品条件、人员、体例等，是研究《石渠宝笈》编纂过程的重要史料。另有碧玉“御制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册，文字为浅刻描金，一册六页。册以玉版为册心，装帧成书籍形式，并盛于金漆匣内。册原文收录于乾隆御制文集三卷九。据介绍，乾隆时期常令人将其御制诗文中一些得意之作制成玉册，置于左右把玩欣赏，以求自娱。
除了收藏，乾隆的书法也颇具面貌。其本人雅赏赵孟的书法，心慕手追，身体力行。游览名胜每到一处，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在宫中、御园、名胜古迹、寺庙等几乎到处可见其墨迹，至今海内乾隆御碑甚多，其擅书之名流传普遍。可以说，乾隆对于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祖父康熙更胜一筹，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特建“淳化轩”藏《淳化阁帖》，一时帖学之风大炽。
对于历代书法宝迹的收藏整理，也是乾隆极为看重的一项文化工程。特别是他所设立并亲自题写匾额的“三希堂”。据匾后字条记载，此匾悬挂于三希堂“南床罩内东墙上向西”。四周围以木框，于云龙纹地上墨笔书写“三希堂”三个大字，正中钤“乾隆御笔”。用笔遒劲，结体秀媚，意趣飘逸。
“三希堂”位于紫禁城养心殿西暖阁，因贮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而得名。可以说，“三希堂”的命名开启了乾隆时期以书画名室的先河。为此，乾隆还特别书写了《行书三希堂记卷》，叙述三希堂命名缘由及意义，全卷笔法自然流畅，结体娴熟圆劲。以“倪仁禀进”藏经纸书之。弘历御笔书法用纸多为清宫特制，做工精良，品类繁多，此件用纸与“金粟山藏经纸”、“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等同为乾隆时期名贵纸张之一种。
不久之后，乾隆又开始着手编纂《三希堂法帖》。其全称为《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宫廷编刻的一部大型丛帖。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二年特谕梁诗正、蒋溥、嵇璜、汪由敦等大臣，据内府所藏书画精品目录《石渠宝笈》选择法书，收入三国至明的精品三千四百余件，分三十二卷。摹、刻、拓俱用天下良工，帖石采用上等的“艾叶青石”。帖首刻乾隆十二年上谕，末有乾隆十五年梁诗正等大臣的刻跋。每四册装一木函，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序。
帖刻成后，帖石嵌安在北海阅古楼至今，凡大臣及翰林之值南斋者即赐一部，道光时加刻花边。《三希堂法帖》的问世，为后世保存了极为珍贵的书法真迹，它的流传为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乾隆雅好书画的文人情结，体现了他深受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所命人绘制的多幅“易装像”也显露无遗。此次展出的《弘历古装像》图，状绘乾隆于书房内伏案写字之情景。图中的乾隆帝弘历身着儒装，举止文雅，表现出其一代贤主勤勉好学之气质。人物五官似出自郎世宁之手，而衣纹背景当是金廷标所画。该像轴具有中西合璧之特征。绝不似一位皇帝“高大全”的肖像，而更像一位汉族文人学士在书房中观书赏画的悠闲状态，体现了乾隆皇帝独特的艺术观。
乾隆曾在《钦定周官义疏》中写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食足而后教化兴，教化兴而后国治安;国治安而后祖宗之器得以常守而弗坠，是民之谷之数重于守器也”。由此可见，在位一个甲子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其收藏之道正是要用丰富的宫廷典藏来证明他治下的盛世。对比当今，历史文物乃至中华文化，自然也需要一个和平、富足、开放的社会，来保护、研究和发扬。在这一点上，《石渠宝笈》特展的出现，无疑是一次良好的尝试与美好的开端。
乾隆皇帝办公读书的养心殿。
（本文写作参考故宫出版社《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编纂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