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襦心
国经中心的徐洪才部长认为：“十三个五年计划，可以粗线条分为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后，大体上可以10年一分。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本世纪头十年我们分享了加入WTO、全球化的红利;第二个十年经济进入新常态。”
1921年7月，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成立只是开始，能否为人民带来福祉，才是检验政党的标准。而每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一次经济民生大考。
2014年7月13日，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太原化肥厂。
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我们已历经12个五年计划（规划）。在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以五年为一段里程，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双轨制，走入市场经济;从几乎没有重工业，到高铁核电走出去;从刚建国时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完全没有GDP概念，到经济高速增长，如今进入“新常态”。这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无前人经验可效仿;这一路，从“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恣意生长，到逐步明白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始重视可持续发展;完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亟待 “走向共同富裕”，追求公平公正。
说完这些宏大叙事，不由想起了两个微观生活中的小故事。一个是看来的，有人曾回忆说：“1988年腊月，我88岁的奶奶病危，临终前最后一个愿望是想吃西瓜。寒冬腊月，上哪儿去找西瓜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姑姑终于在市场上找到卖西瓜的。问摊主：这幺冷的天，谁家地里结西瓜啊？摊主说：当地不结外地结啊。姑姑一咬牙，拿出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买了半只西瓜。”据国家计委综合司的数据，1988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1746元，当时这半只西瓜的价钱就要高达14.5元。这种高价贩卖外地产品的做法，在上世纪70、80年代可入“投机倒把”罪，严重者会判死刑。
第二个故事是听朋友说的：“读大学的时候，我每年暑假去上海看女朋友，要坐2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买的是站票，我的经验是准备几张报纸，往别人座位底下一铺，能躺着舒服地睡一宿。”
每逢我跟4岁却已经满世界飞来飞去的“00后”儿子说这些往事，他都会眼睛瞪得溜圆，跟听天方夜谭一样。看，这才过去了多少年，沧海桑田。
如今我们正迎来第十三个五年计划。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其主要议程，就是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能否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的关键节点。
“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第一个是要在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县的帽子都要全部摘掉，十三五期间正是最后攻坚收官的5年。这也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5年，为在建国一百年的时候（2049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奠定基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分水岭，不妨让我们先来梳理下前12个五年计划的得与失，这也是解密为何我们的生活会在短短60年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关键脉络。
“一五”：从典型的农业国家，跨入工业国家
1953年，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太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1953 年，“一五计划”中，太原成为全国重点工业建设的五大城市之一，在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业项目中，太原就有11 项。
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新中国实现了三年经济恢复，大张旗鼓地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当年国庆活动中，最拉风的除了“拖拉机拖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学生方队中，还抬着许多炼钢炉、水利发电站、石油炼油厂、飞机、机车、拖拉机的模型。
在领袖画像方队中，除了每次都会出现的马、恩、列、斯画像，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人画像也破天荒地全部出现，一共9人。用如此规模向“老大哥”致敬，这在我国国庆活动中还是唯一的一次。
而这两个方队，正代表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大关键词：重工业+苏联。
为何当时会将重工业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
国民党之所以会失败，后期通货膨胀太严重、民怨累积是核心之一。所谓得天下不是关键，关键是要安天下。如果经济上没有建树，中国还是会再次出现乱像。
但问题是，怎幺发展经济。
这时候毛泽东与他的老朋友梁漱溟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冲突的核心就在于两种路线的碰撞。梁漱溟是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主张休养生息，不要重工略农。但在毛泽东看来，能否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事关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本来经过洋务运动的旧中国，还是有一些工业的底子，只可惜经历了三次损毁。第一次是日军撤出中国之前有计划、有目的的破坏。第二次是苏联人进军东三省后，从自己国内带来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大拆工业设备，连夜运往苏联，致使许多工厂变成空壳。第三次是解放战争。经过这三次损毁，旧有的重工业算是被毁得差不多了，成为工业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其中农业占了70%，工业仅占30%。而在这30%中，轻工业占了73.6%，重工业仅占26.4%。而早在1890年的时候，美国工业已经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80%，重工业与轻工业比翼齐飞。
另有一组数据也能看出当时中国工业的窘态。
1949年的时候，美国的发电量是3451亿度，苏联783亿度，中国仅有43.1亿度。原油产量，美国24892万吨，苏联3344万吨，中国12.1万吨。汽车产量，美国625.4万辆，苏联27.6万辆，中国0辆。
毛泽东曾感慨说：“现在我们能造什幺？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奋起直追，搞经济建设，必须有全面周密的规划。为了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毛主席在1950年2月提出，要编五年计划，以总理为首。大工业的蓝图鼓舞人心，但这一完全陌生的领域，也让参与者不知该如何下手，自然而然的开始寻求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进行全国范围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毕竟是第一次，应该说是没有经验的。在当时的清况下，只能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经验。”
当时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那时的苏联，已经用五年计划，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苏联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西欧国家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国家指导经济建设的中长期规划。西方国家都在等着看苏联的笑话，认为这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没想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华丽转身。此前它在大工业上也是一片空白，到193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变成了世界工业强国，工业产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兴办“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突破YRe7dajU2+btjvGlYsKtyQdW+aBMvUYr2zvHYbsSsqw=口。
为了向苏联学习，早在1949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就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1952年，周恩来、陈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和斯大林商谈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双方经过了长达9 个月的协商。据说斯大林看过我们自己编制的“一五计划”后泼了一瓢冷水：“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付意外困难。”而苏联专家们听到“一五计划”中国要修1万公里铁路之后，连珠炮地发问你们的铁路器材哪儿来？需要多少机车，多少车皮，这些机车、车皮谁维修？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怎幺解决？问得中国代表目瞪口呆。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后来每个人都给中国代表们上了一课。显然我们在重工业的经验上过于稚嫩。周恩来希望苏联能再派专家800名，并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据说从195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专家带来的各种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高达600吨。
尽管各方为了“一五计划”投入了大量心血，但毕竟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从提出到最后的通过，足足花了五个年头，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独家特色的五年计划：一边计划，一边实行。计划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二是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一五计划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1950年，新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在山西太原城外破土动工。
1953年7月15日，一汽在长春荒原上举行了奠基仪式，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繁华的深圳港。
1956年提前一年完成了各项主要指标，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规定的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536.6亿元，1956年实际完成703.6亿元，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毋庸讳言，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苏联的援建起了“外挂”的作用。在一五期间实际施工的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中，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包括国防兵器、航空航天、冶金机械、化工能源等领域，共投入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但当时中国工人的奋斗精神，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据说日军战败撤离东北之前，曾在高炉里熔化钢水，将高炉变成铁疙瘩。而老一辈工人们硬是用原始工具把钢块给凿掉，一点一点地把高炉又给修复了，这一次轮到苏联专家目瞪口呆。
在1956年，除了工业改造，农业、工商业也分别完成了“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很显然，农村合作化过于粗放的方式与对速度的追求，给中国农业的发展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但纵观整个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新中国的信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艰苦奋斗为国奉献的精神，至今都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亮色，也令许多人怀念无比。
“六五”-“七五”：看广东
“一五计划”是计划经济时期完成情况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但随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整个中国大地都陷入低谷，计划完成情况无需再谈。
国经中心的徐洪才部长认为：“十三个五年计划，可以粗线条分为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后，大体上可以10年一分。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本世纪头十年我们分享了加入WTO、全球化的红利;第二个十年经济进入新常态。”
现在我们就先来“看广东”。兴办“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突破口。
1978年的时候，后来全程陪伴邓公南巡的前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还在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当时广东穷得厉害，繁华的港澳又在隔岸诱惑，两地农民收入相差近百倍。所以早年香港拍的影片中，经常能看到“大逃港”的镜头。
往香港逃的不仅是大人，连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宝安某生产队24户108口人，竟有22户102人外逃。陈开枝曾去中山调研，发现全村26户，男人全部逃光，只剩下一个瘸腿的队长，全村的妇女都和这个队长睡觉;去珠海斗门一带调研，发现经常渔网里打上来的不是鱼，而是人的尸体，这是偷渡者的代价。
1978年，就在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的消息传开后，广东也坐不住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认为，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真正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大逃港”。萌生了创办特区，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的念头。此想法与中央不谋而合。
在1978年4月，中国官方首次开展了对港澳的大型考察活动，一个月后，一份题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送达中共最高决策层，建议利用和引进港澳资金、技术、设备，迅速发展沿海经济。第二年4月，邓小平对习仲勋、杨尚昆说：“可以划出一个地方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分别划出部分地区，兴办“出口特区”。
深圳特区号称是从 “七个没有”中一夜崛起的。没有参考样板，没有资金（国家只给了3000万元贷款），没有人才（只有27名科技工作者），没有技术（只有20多家作坊），没有交通、通信，没有融资机构;没有适应市场取向需要的管理体制。但仅用了5年时间，深圳工业企业已发展到907家，总产值达26.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33亿多元，国民收入达26.5亿元，全市人均月收入达4100元。
在蛇口，还产生了“娶女就娶凯达妹”的说法。因为当时在蛇口有一家着名的港资凯达玩具厂，一个普通的女工就可以拿到300元以上的月工资。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给随后的内地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广东人的心初步落定，随后全国14个沿海城市陆续开放。
美国柯氏策略咨询公司总裁柯白曾多次访问中国，他认为 “1978年中国决意进行改革开放后，具有先驱性探索性质的经济特区建设，意在缩小中国‘文革’结束后与先进的全球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推动中国经济深刻转型，促使中国迅速崛起，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方面意义极为深远，其历史性作用应得到充分承认。”
在1981-1990这10年中，还有几个里程碑的事件，即曾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与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破茧而出。1979年的2月，伴随着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那时北京故宫午门前返城知青摆摊卖大碗茶成为一景。1983年，中国第一批倒爷出现在了北京和深圳;1984年，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为最时尚的商机。同年，《文汇报》记者沈吉庆发表了《小山沟里的大市场》，这是义乌第一次被媒体报道。据1984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到了1986年，乡镇企业浮出了水面;随后健力宝的风头无两又启发了娃哈哈的崛起。
到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90年，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九年制义务教育也开始逐步推行。
“八九”-“九九”：看浦东
从邓公对外开放的“出牌顺序”，足以看出这位中共老一代领导人谋篇布局的谨慎与智慧：“为什幺我考虑深圳开放？因它对着香港;开放珠海，是因为它对着澳门;开放厦门，因为它对着台湾;开放海南、汕头，因为它们对着东南亚。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用曾任浦东新区第一任区长赵启正的话解读即是：在开发之前，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以它为试点，即使遇到重大困难，甚至失败了，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影响甚小。而以上海为试点，一旦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按照既定的打法，有了深圳披荆斩棘的经验，下一张要出的牌肯定是浦东。如果说80年代开设深圳特区尚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那幺90年代的浦东开发，就是 “攻坚之战”。
“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先开始了沿海14个城市，总结了经验，但影响力远远不如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一下子辐射到了全国。”徐洪才认为。
如果说上世纪80 年代开设深圳特区尚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那幺90 年代的浦东开发，就是 “攻坚之战”。
当时浦东还是与外滩的遥遥远眺的一片菜地，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去浦西才叫去上海。翻翻历史，孙中山、蒋介石，都对这块隔江相望的荒地感过兴趣，打算建立一个东方大港或者大上海计划。但真正推动成行的，还是邓小平。
1990年初，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听取了上海市委和老同志的意见后，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设想，向世界表明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动摇。
当年5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外媒的反馈，也回应了邓公的预期。《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中国仍然在从事经济建设”。
但浦东开发帷幕的拉开，并不是那幺一帆风顺。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陷入了低谷。”陈开枝说。而几乎就在同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也让党内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声音响了起来。
当时“左”的思想回潮得厉害。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上海《解放日报》于1991年上半年以“皇甫平”的名义发三篇正面评论。没想到评论刊发后，就遭到了北京媒体的公开质疑和挑战，标题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也曾言，1990年、1991年去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在京西宾馆，广东团都不敢抬头。
严峻的形势，让邓小平觉得不能再冷眼旁观，于是就有了1992年着名的第二次“邓小平南巡”，给大是大非的敏感问题一锤定音，给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变，从此浦东开发开放才真正驶上了快车道。上海再度辉煌，并带动了整个长三角成为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中，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板块。
据《人民日报》2010年4月18日的报道总结：“到2010年，一半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投资浦东，135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入驻浦东，近600家金融机构在浦东发展业务，形成了世界单个城市里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大飞机、迪斯尼等特大型项目先后落地浦东，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浦东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对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辐射示范带动作用显着增加。”
而在整个八五期间，我国则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形成。国民生产总值五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2%，不仅是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也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在这期间，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突出矛盾，腐败现象也有所滋长。
从十二五得失论“小康”
在徐洪才看来，本世纪头十年的“十五和十一五”（2001—2010年）是加入WTO后的黄金十年，我们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出口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人民币也迎来了连续升值的十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我们投入了4万亿的投资拉动，经济表现还不错。但从2011年以后，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的局面。
回顾十二五，徐洪才认为成绩在于：“第一，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是很大的成就。第二，各项改革稳步推进，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我们的结构调整得到长足进展，淘汰落后产能，技术升级，其中也诞生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和企业。第四，很多的硬件设施如高铁、高速公路都得到了上马或改善。第五，教育、医疗卫生进步不少。第六，在减贫上，在十二五期间连续两年完成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的目标，减贫成果为世界瞩目。从减贫总成绩来看，提前两年达到了将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世界上每减少3个饥饿人口，有2个就是中国人。第七，我们在这个期间成为了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也成为了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对外投资也是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第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第五大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九，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顶层设计，比如预算法的实施、环保法的实施，这些大法都是在这个期间出台。”
但他也列举了十二五期间一系列不足之处。“我们在节能减排方面还有很大的压力，单位GDP的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强度，我怀疑没有完成或完成得比较勉强;转型升级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药品安全都直接关系民生，百姓意见很大。另外我们的信用体系建设也还任重道远，各种造假欺诈的行为让人们深恶痛绝。现在社会真的是富裕了，但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还要加强。”
以上这些得失，也让我们可以再度探寻“小康”这一古老词汇的内涵。《尔雅》曰：“五达谓之康”，意指五个方向的道路都条达通畅，这才叫康。因而我们所谓的“小康”，在满足安乐、温饱的期望之外，已经携带了“可持续发展”的要义，而体制桎梏、缺乏诚信与社会责任感等问题，势必会成为淤结之痈，令肌体难康。这也是已经出台的十三五规划，为了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要攻坚的课题。
“五中全会释放出来的最新的发展信号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十三五的难点，还是在改革，一些重头的改革，在2020年要基本完成，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改革进入攻坚期，这里面有一些难啃的骨头，这些骨头啃下来了，很多事情就能迎刃而解，红利也就释放出来了。”徐洪才说。
一五（1953-1957）
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为中心，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1956年提前超额完成了目标。
二五（1958-1962）
受到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冲击，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远未达标。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0.65%，最高年32.2%，最低年负3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了5.4%。
三五（1966-1970）
被“文化大革命”打乱原定计划。但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2.2%，工业总产值超额21.1%。
四五（1971-1975）
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等。遭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主要经济指标有近一半未能完成。
五五（1976-1980）
与第六个五年计划一起进行编制。1977年至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恢复或者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六五（1981-1985）
除了规划经济发展，第一次增加了社会发展内容的规划。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1985年开始核算GDP，年均增长8%以上。
七五（1986-1990）
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半段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下半段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价格闯关受挫。国民经济每年平均增长7.9%，最高年11.6%，最低年3.8%。开始推行9年义务教育。
八五（1991-1995）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贫困人口减少到6500万。
九五（1996-2000）
针对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突出矛盾，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此后国民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
十五（ 2001-2005）
强调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生态平衡。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施行。
十一五 （2006-2010）
“五年计划”变为“五年规划”，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又一个历史坐标。GDP年均增长11.2%。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提出科学发展观。
十二五（ 2011-2015）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与坏境友好型社会，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