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

征婚者

想象中，昆明女孩黄习菊穿上婚纱那天，周围的情景可能是这样：蓝天、草地和粉色香槟。也可能是这样：花车、礼堂和红色旗袍。但现实是，穿着白色婚纱的她，突兀地出现在最不搭调的景致——火车站广场上，身边还站着裹着病号服的弟弟。她是来征婚的，择偶标准只有一条——愿支付弟弟治疗费。白色婚纱想要拯救的是被白血病压垮的家庭。类似卖身救亲的故事已经残忍到令评论者失去评说的耐性，可是，它就那幺执着地如同从复印机里滚落出来的一样，复制着相似的无力。

忏悔者

他的姓名和身份不详，职业只能被描述为小偷，自称是“一个被感动的罪人”。他应该还是个毛头小伙儿，从外地“流窜”到山东烟台，近来偷了一个钱包。这个钱包很贵重，以至于他都掂不起来。他翻了翻，发现里面有4000多元钱、一张慈善总会的收据和一份捐款名单。原来他偷来的是19个打工仔救助朋友的爱心。没有人能说清他究竟经历了怎样“复杂的心理斗争”。最终，他联系了媒体记者，将钱包和没有泯灭的良知一起，放进超市储物柜，等着它们物归原主。等这个钱包回到原主手上时，里面多了一张纸，凌乱的字迹写了满满一页。信里说，他被这位好心人所感动，决定返回老家，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或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个像失主一样的人。如今，被偷走的爱心失而复得，曾经迷失的良知或许正在归途。

生死者

熊俊怡无法告诉大人，他是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一岁孩子的头脑里应该没有生和死的概念。而年轻的父母，既不能救活他，更无法为他选择死。因为一次意外，小俊怡的大脑严重损伤，医生宣告已无治疗价值。他全身无法活动，靠氧气维持呼吸，痰堵在喉咙里呼呼作响。 父母见这个小生命这幺痛苦，祈求为他实施“安乐死”，但此举涉嫌违法，被相关部门拒绝。熊俊怡不能张嘴说话，唯一可以向外界透露信息的是那双明亮的眸子。从那双眼睛里，人们看不懂他对生或者死的渴望，就像他也看不懂这个复杂世界法律和人伦的纠结，以及更多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所幸我们不懂。所幸他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