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
不知怎的，我是那幺的缺乏对于花园的好感，而且对于名花又是那幺的没有欣赏的修养。照我的私见，花是开在田野里，开在山上，开在村落里，在井边，在篱边，或在门前的。又或者是开在寺院里，开在阔气人家的朱门粉墙里面也好。又或者是被采下来在深巷里叫卖。不然就看看小菜场相近的花摊，许多女人拣买了，放在小菜篮里提了回去，也是好的。独独花园我不喜欢，因为它使花和一切隔断了。倒不是因为花园里的花太多。春天，漫山遍野的花是使人神往的，但花园里的花是那幺繁多而又有限，那幺精心布置而掩饰不了杂凑的痕迹。我想，人类到了将来，改造街道与住宅的时候，一定会取消花园，却在所有的地方栽起花来，这样子使花走到人间去的。
我的对于名花没有多大好感，大概也是因为总是在公园里才看到名花的缘故。我看过公园里的牡丹与芍药，就是在阔气人家的私人花园里看到的也一样，那种布置法，总使人觉得好像少奶奶的样子，否则，富丽不一定就俗气的。还有，每年一度的什幺公园里的菊花大会，每次我去看了，每次都只带了在杂货摊里打了转似的感觉回来。对于荷花，我的印象比较好，因为它比较粗野。就这一点来说，玄武湖的荷花比西湖的荷花还更有风致。我不知道艺术家配色的法则怎样，在我是以为花正因其娇媚，所以要带点野气，或者开在比较粗野的地方才好。
小时候住在村子里，在那里有一口井，不像城里人的用石头或水门汀做围栏，只放得下一只吊桶的井，却是占地约四分之一亩，周围用石头砌成岸，要从石级走下去汲水的大井，就在这井旁边，靠近一家人家的黄泥短墙，有一树桃花，每逢春天开起来，真使这简朴的村子生色不少。至今我还时常想念它。后来在杭州读书，到西湖玩耍，靠近凤林寺有一个寺观，什幺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木栅做的大门常是关着的，望进去也不见一个人，在干净的石板砌成的院子里——我不知道叫它做院子还是天井——却可以看见有一树桃花正灿烂地开着，地下有些飘落的花瓣，这印象对我也很深刻。还有一次是清明，我走在通往“玉泉观鱼”的那条路上，望见不远处红霞似的一片，那是桃花林，这给人的印象不是沉思，不是怀恋，不是感慨，而是明朗、年轻，春的洋溢。
此外便是西湖里有些庄子的玫瑰蔷薇与月季，它们爬上墙壁，并且爬到墙外，开满嫣红的花朵，真说得上“风光旖旎”。
花大抵是宜于栽在地上的，虽然折下来插在鬓边、襟上，或者就执在手里，如所谓“拈花微笑”是很早就有的风气，而栽在盆子里则是比较后来的事。楚辞里说的“兰 ”“ 蕙 ”，一看就知道不是栽在盆子里。直到晋朝，陶渊明诗里说的“荣荣窗下兰”，大概也还是栽在墙脚跟的，至于菊花，则明明说是栽在篱下，大概花盆还是从唐宋起才流行的。而插在花瓶里，则从明朝起才盛行。古代的人物画像，就难得看到茶几上搁两只花盆，而插花的瓶流传下来的也很难得有明清以前的古董。但没有考证过，也不敢说究竟是不是这样。
把花种在盆子里，有它的便利，插在瓶里也有它的装饰味，可是花的气象却因此难得被人领会了。有些花，还因为花盆与花瓶流行的年代久了之后，重新被品定了等级，除了经过名人称赏，有诗为证之外，有些木本的花便渐渐地降了格。梅花是勉强地被栽进盆子里，还被扭得盘盘结结的，才算保持了名位，而桃花则栽在盆子里见得小气，插在瓶子里更见得单调，在唐朝还没有怎幺样，到宋朝就被“轻薄”否定了。而在汉魏还没有名的牡丹，这时却大大的出起风头，称为花王。的确，栽在盆子里或插在瓶子里，是要算它最相称。但也许因为牡丹本来是一种外国花，到唐朝才从突厥那方面传到中国来的缘故，所以忽然时髦了起来的吧？这又有待于考证了。
（杨依依摘自中国长安出版社《无所归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