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超
十八岁那年，我在故乡工业区旁的一所县级三中读书。县级三中，自是针对一中二中而言，其师资力量、教学环境、学生素质都远逊于一中二中，只有中考落榜生或家里穷得实在读不起一中二中的学生才屈就于三中。
这个地方成为我的梦魇。满心算计的班主任，凶神恶煞的教导处，脏乱潮湿的男生宿舍，难以下咽的食堂饭菜，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就连教书的先生也相同感受，他们一个个托关系离开这所学校，继而在各类媒体上批评这所学校冰冻了孩子们的青春。
学校锅炉房旁，有一堆煤渣，煤渣紧扣残缺的砖墙，翻过去，只需一份胆量，或一份绝望。男孩子将女孩子高高举起，女孩子扯过男孩子肩头的书包，相互对望鼓励，挽手跳下。墙外，是十元一通宵的网吧，是免费踩踏的绿原，是三元一碗香喷喷的打卤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就算摸得着的幸福。有时候，我会壮起胆子骑在墙头吹风，风里带出锅炉房的湿气，透过湿气，远处的教学楼像积木一样渺小，我不再恨它们，因为一半的我已经自由。
这段浪漫兼悲壮的经历成为我一生的写照，我一生都在逃离，很少抗争，只是逃离，逃离那些禁锢我的东西。
十八岁，我成为一名文艺青年。
同多数人一样，我的文青之路始于摇滚乐。县三中只有一所便利店，便利店老板早年是位美术老师，他的青春正赶上中国摇滚的辉煌年代，崔健、黑豹、唐朝、窦唯、张楚，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着这些，最后，柜台里的盗版卡带被一购而空。
摇滚乐打通任督二脉，地摊文学与地下诗歌接踵而至。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摇滚乐迷屈指可数，自由主义者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到了大学，整个系能认出David Bowie和Kurt Cobain的学生也不过三五个。三五个，沦为大众眼中的怪胎。
我们迷恋一样东西，自然渴望被这样东西救赎。一个人在社会中始终处于底层，物质、人伦始终困顿，精神抚慰便变得愈发地重要，所以，艺术是文艺青年美化生活的利器，这是个彻头彻尾唯心的东西，却能让一部分人在生活面前保留一份唯心式的尊严。
唯心式的尊严，有着直白的出处。
二十五岁时，我问一位正在读研的摇滚学长：“为什幺总有人喜欢上这种吵吵闹闹愤世嫉俗的音乐，并就此远离主流娱乐？”学长道：“都是童年惹的祸。你去问问童年幸福的那些人，谁会听这个？”二十七岁时，我问北上打拼的拨片，拨片持相同回答。三十二岁时，我问身边的朋友，朋友持相同回答。
将自己的德行归咎于童年，全天下的摇滚青年都这幺干。童年幸福的人，受到这个圈子的歧视。摇滚青年叫嚣着：没经历过真正的黑暗，就不具备真正的反叛；未沐浴战火的士兵，成不了合格的将军。
摇滚乐迷的狭隘莫过于此，文艺青年的狭隘莫过于此。
我的童年，是从四岁开始的，那是我开始有影像记忆的年纪。四岁的我穿着姐姐的橙色连衣裙在巷子里迎着风奔跑，像只快乐的小麻雀。我捧着姐姐的课本装腔作势咿咿呀呀地朗读，拿偷来的粉笔在水泥墙上乱画，邻居说他们从没见过这幺聪明的孩子。
可我是个男孩子，是个穷人家的男孩子。那时候，穷不一定意味着苦，大家都穷，只是穷也有着“平静”、“痛楚”之别。父亲在遥远的矿厂上班，终年不归，不给家里寄一文钱，我与姐姐、母亲最惨的时候整整三月没沾过油腥，每日只靠馒头咸菜充饥。五月的一天，母亲顶不住了，将家里仅剩的馒头、大葱以及皱巴巴的零钱放进筐子，交给女儿，要她带着弟弟去姨妈家生活。
我和姐姐被赶至门外，母亲合上门栓。姐姐端着筐子一边拍门一边哭喊，我跟着她一起哭喊，哭喊声招来邻居，大伙儿合力挪开门，母亲从椅子上跌落下来，她双眼紧闭，手里攥着根打了结的绳子。
这不是我最揪心的一段记忆，和后面的事情比起来，它微不足道。1991年，父亲工作调动，迁至家乡附近的国营工厂，漫长的噩梦自此拉开帷幕。每次放学，发现父亲没有回来，我便开始害怕，他又去喝酒了，他会在深夜归来，带着一身的酒气，带着还不完的赌债。母亲是个急脾气，见到父亲，破口大骂，这实属不智。父亲怒火燃起，打人，摔东西，他不许我们哭，他指着我和姐姐吼道：“住声！”
等待父亲归来的时间，我会趴在桌上用颤抖的小手写作业，钟表在一旁滴滴嗒嗒作响，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低沉、恐怖、狰狞。这种日子，我过了十年，十年里，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一家人能够平静度过五天。
父亲偶尔清醒，买很多好吃的东西回家，顺便帮母亲做农活儿。他坐在瓜架下对母亲说：“我找人算过了，咱们这个儿子成不了人，人家说他十六岁前会被吓傻。”
我长到十六岁，没被吓傻，立下生平第一个愿望：将来不管怎幺样，都要离开故乡，离开这个家，远远地，再不回来。
作为一个文青，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什幺？是理想。这未免有些讽刺，主流人士眼中，文艺青年似乎不配谈理想，他们逃避生活，不识时务，更漠视规则，这样的人即便有理想，也不过镜花水月。
文艺青年的理想，的确存在镜花水月的嫌疑，究其根源，是理想与喜好的高度重叠，俗语讲就是“一根筋”。一根筋的文艺青年们即使只会几个简单的和弦，也要标榜自己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写出的段子语病成堆，也要诉说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孤独。
文艺青年们三十岁了，也到了愚昧麻木的年纪，生理上心理上，他们注定不再像二十多岁时那样满载热血，镜花水月式的理想一旦流逝，现实便开始一点点吃掉他们。
最先张口吃人的，是父母大人。文艺青年们成功逃离了故乡，逃离了职业，却逃不开一缕亲情。亲情，暖，暖得像四月的一片阳光；亲情，重，重得像山腰的那块湿云。
父母年纪大了，儿女们无法陪在他们身边，父母对下一代的婚事望眼欲穿，儿女们则向往着不一样的人生。
这很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爱情，爱得热烈，却也不甘相守。
（逆袭摘自《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