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约公元前400年，鲁国乡村的一间普通民屋中，墨子正在做光学实验。屋子里很暗，一壁开了一个小孔，屋外站立着一位年轻人，他的影像随着室外的光线从小孔中穿透过来，在黑屋子里形成了一个倒影。墨子在室内一边观察，一边记录这个小孔成像现象：“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墨子·经下》）

差不多同时，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观察小孔成像，他看见太阳光从形状各异的小孔穿过总是在另一方形成一个圆光斑，但没有得出小孔成倒影的结论。直到1400年之后，波斯科学家Alhazen才描述小孔成像原理（“Book of Optics”，1021 AD）。1826年，法国人Joseph Niépce基于这个原理发明了第一部照相机。

“轴心时代”的古中国和古希腊有不少相似之处，接下来历史作出了很不同的选择。墨家这样的科技门派为什幺不能在中国生存并发扬光大呢？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的问题，让我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讨论点：

1.无论是“法”还是“儒”，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学问。糟糕的是，意识形态的“一元化”让其他学说被排挤甚至迫害，社会逐渐僵化和窒息。事实上， 天主教一统欧洲数百年所导致的意识形态“一元化”，也是欧洲中世纪思想领域萎靡不振的主要根源。

2.儒家确立的社会等级“学而优则仕，仕农工学商”，让科技工作者没有地位。古代科学爱好者的上等出路是在体制内谋求比较低阶的官职，如成为钦天监（太史局）官员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这些人天文记录和历法都做得很好，但理论上被局限了，成就有限。另外一类是江湖术士，但他们往往与神秘走得太近，在他们的活动中科学探索成分很少。

3.中国人自古喜欢诗歌，形成了“赋、比、兴”思维方式。自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之后，诗词歌赋经常是科举考试的一部分，这进一步引导才子们把才华和精力投入到诗词创作之中，忽略对数学和自然的探索，也缺乏西方那种逻辑推理和追求精准的文化。

4.中国传统轻商，购买科技品的市场不发达，也就少了一个正反馈机制推动可持续科学研究。“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知识分子的上乘选择。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们可以将自己的学问竞相出售给众多诸侯小王，这种买主多元化的局面，是当时学术活跃的重要动力。统一之后的中国，权利结构、文化思想越来越贫乏固化，大量经济和科技活动都得围绕中央政府的需求展开，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非常单一。

5.“现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不能很快见到实在用处的东西不感兴趣。“现实”不能说是坏事，但“太现实”就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枷锁。墨子的小孔成像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但当时是“无用的”，其“现实意义”两千年后才体现。今天，如果你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也必须回答“研究的现实意义”，相信墨子再世也不能给出让基金委满意的答案。

6.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两个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都有明显复古主义倾向。儒家崇尚周朝早期，而道家则认为新石器时代更美好。在复古思想者的视野中，新思维、新科技都是“奇技淫巧”，不值得赞赏。中国古代形成的“阴阳五行”等学说，一直流行，从来没有突破。

凡此种种使得中国历史上对人类科学发展的贡献很小。《墨经》成为回旋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上的一曲悠长且寂寞的科学之歌。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