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华玲
希望的化身
古斯芒穿过欢呼的人群，来到一位盲人妇女面前，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去年9月，妇女的丈夫和兄弟都死于亲印尼民兵之手，她哭诉着，她和5个孩子今后可怎幺活。古斯芒轻声说些安慰的话，温柔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水，亲吻她的脸颊，然后起身。人们主动让出一条道，全场鸦雀无声。几分钟后，仰慕者将他高高抛起，眼含热泪高呼：“东帝汶万岁！”这个距首府帝力175公里的小村庄去年遭受浩劫，亲印尼的民兵大开杀戒，而今这里处处断壁残垣，人人缺衣少食，家家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但古斯芒来了，他就像救世主，终于给绝望边缘的村民带来希望。古斯芒许诺，远离恐惧的自由就在眼前，这话就像定心丸，村民深信不疑。最近几个月，古斯芒踏遍了东帝汶的每个角落，向人们描述光明的未来。在东帝汶人眼中，古斯芒是希望的化身。
在东帝汶草根阶层，古斯芒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今年2月，印尼总统瓦希德到达东帝汶时，当地人群情激奋，场面一度失控。紧急关头，古斯芒力挽狂澜，终于使愤怒的人群平静下来。事后，古斯芒安排瓦希德与3位示威者代表面谈，其中包括被印尼当局处死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大卫·阿利克斯的遗孀。出人意料，见面没有半点火药味，阿利克斯夫人彬彬有礼，她只想知道丈夫葬身何处，瓦希德则表示自己将尽全力帮助她。
正如批评者所言，古斯芒对经济及行政管理并不在行，但他的亲和力及凝聚力无人能敌，尤其在战争中，这些显得格外重要。
斗争年代
古斯芒生于1946年6月，孩提时候，他经常看到犯人被殖民者处以鞭刑，那痛苦的呻吟诉说着东帝汶人的苦难，葡萄牙人对当地人的歧视在他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上小学时古斯芒十分顽皮，12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神学院，希望儿子将来成为神父。可这并不是古斯芒的理想，4年后，他逃走了。此后，古斯芒曾在帝力的中文学校教授葡萄牙语，还在省政府任过职，但上司的种族歧视让他大动肝火，威胁说要用拳头讨个说法，结果丢了工作。
怀着对殖民者的仇恨，古斯芒1974年成了一名记者，他见证了葡萄牙人的离去，却又目睹印尼人的到来。1975年古斯芒离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加入反抗军，和游击队员奔走在东帝汶的崇山峻岭中，一干就是几十年。1981年，古斯芒当上解放东帝汶武装部队领导人，也因此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
斗争岁月很艰苦，而古斯芒家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总是担惊受怕。”77岁的母亲安托尼亚如今回忆说。他们经常受到威胁，要他们把儿子交出来，二老的回答总是一句：“虎毒不食子。”家人永远跟他站在一起，但最亲密的朋友却背叛了他，1992年，古斯芒秘密潜回帝力时，被朋友出卖。
对古斯芒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他有了崭新的斗争舞台。在审判席上，古斯芒大声呼吁在东帝汶举行全民公决，由东帝汶人决定自己的未来，他说：“害怕公决的人其实怕的是真理。”虽然古斯芒被关进了监狱，但他成了全球最着名的政治犯之一，东帝汶问题也从此引起国际关注。1997年，时任南非总统的曼德拉看望了古斯芒，并为使他重获自由四处奔走。在狱中，古斯芒有更多时间思考东帝汶的未来，闲暇时，他就写诗或作画，用心描绘记忆中的东帝汶，也描绘着东帝汶的未来。
总统最佳人选
1998年苏哈托倒台，继任的哈比比总统承诺由东帝汶人投票决定自己的未来。此举招来印尼军队强硬派的不满，他们采取各种极端手法，妄图阻止东帝汶的独立。眼看着同胞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古斯芒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命令他的游击队远离这场浩劫，以免影响到随后举行的全民公决。在解释其中原因时，古斯芒沉痛地说：“他们打什幺算盘很清楚，我们不会落入圈套。他们想造成错觉，东帝汶正展开内战，这样一来，联合国维和部队就不可能前来。”去年9月初，当亲印尼民兵在岛上肆无忌惮地杀人放古斯芒深得东帝汶人爱戴古斯芒：为东帝汶而生人物报道14
火，古斯芒的游击队员只能握紧拳头远远地看着。全民公决后不久，由澳大利亚人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以维持秩序。一个月后，古斯芒回到了帝力。
古斯芒现在正为重建东帝汶四处奔波。联合国方面希望明年夏天在东帝汶选出总统，古斯芒正是最具竞争力的人选。但他已多次表示自己不会出任：“重建东帝汶需要更多智慧和才干，我并不胜任总统这样的重责大任。”古斯芒的助手和家人也认为他不热中于权力，姐姐阿曼迪那说：“作为普通人，他需要好好休息了。”但在东帝汶，古斯芒绝不是普通人，他也不可能像一名普普通通的东帝汶人那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