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瑟·高尔斯顿
我在卢沟桥公社的日子
文/阿瑟·高尔斯顿
编者按：
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1971年和1972年曾两次访问中国，并有一次在中国农村深入生活的体验。他回美国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的书。在此选编其中章节，透过美国科学家的眼睛，看一看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农村和农民们的生活。
1972年6月19日上午9时，我和夫人戴尔、女儿贝思一起出发到北京郊区的卢沟桥公社去住两个星期，在那里参加劳动，深入体验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
路途的见闻体验
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无轨电车站，和大家一起排队等车。早上乘客很多，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贝思和戴尔都穿着中国式服装，新布裤子，直统统的毛式布制服，头上戴着农民的大草帽，这些都是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我穿了劳动布裤子，短袖衬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绳套在脖子上。
我们等了不到三分钟，来了一辆无轨电车。车上很挤，但还是给我们空出了位子。我们把行李堆得像个小金字塔似的，然后坐在行李周围的座位上。在乘客的谈话声中，我们觉得比过去更接近中国人民了。
1967年6月，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在卢沟桥公社参加夏收活动
我们的行程大约有20公里，是从北京市中心向西南方向走，路上换乘了两次车。每次换车，我们都被周围人的惊奇目光注视着，他们有的向我们微笑，有的很客气地给我们让座。当我们换上第三辆车时，已经驶入了马路平坦的北京郊区，车上的乘客也少多了。这时我们好奇地望向窗外，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人们一本正经、从容不迫地蹬着车，静悄悄地来来往往，只有偶尔听到几辆小汽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发出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公路伸向远方，路的两旁都种了树。这是中国公路的特色。中国人大量植树，改变了农村的外貌。这些成行的杨树和樟树既可以防风，同时在炎热的仲夏也可以遮荫消暑。
汽车忽然在一个拐弯处停了下来。我们被告知到了卢沟桥公社，汽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天气又热又闷，我们背着行李，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擦汗。虽然我们提的小包不太重，但手指也发麻了。我们沿着种满西红柿、茄子、黄瓜和扁豆的菜地走，还望见远处的玉米地以及麦田和水稻田。当我们走近一些农民、学生和带孩子的妈妈时，他们都停下来打量我们。农民们的目光比城里人更坦率、友好，他们善良的面庞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这不仅和我们的滑稽形象有关，毫无疑问，这里从未来过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走了约20多分钟，就看到两个小村子。陪同我们的翻译李也是生长在农村的。他不时停下来向附近的农民问路，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们走的方向对了。还听说村里人已经知道我们要去了，他们正在等候我们。
房东史振玉一家的日子
当我们走进村里安排的房东大院里，一堆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话，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住处，放下我们的随身行李，然后到院里的压水机上压出冷水，倒在搪瓷脸盆里，又从水壶里倒了一点热水掺上，端进房间来，还拿来洗脸毛巾、肥皂和漱口水。我们把旅途的灰尘清洗之后，就来到院里和我们的新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坐在小凳上，人们一再给我们递茶递烟。虽然这天是正常的劳动日，农民朋友们还是特意抽出时间来欢迎我们，和我们交谈。
我们的房东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孙。史大爷73岁，是一家之主。他举止庄重，身体高瘦；他们夫妇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结婚了。他们有22个孙子孙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卢沟桥公社，还有一儿一女在北京当工人。在农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一家住在附近院子里，二儿子和媳妇张淑梅及4个孩子与父母同住一院。史大爷年纪大了，早已不下地干活，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还管着院子里的很多事情。老伴孙大娘更是操心全院的事情，她不声不响，很有主意，办事很有效率。
记得进门第一天，我们就感觉这个院子里生气盎然。院子那口井是个中心，经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来压水，洗衣、做饭、洗刷都离不开水。儿媳张淑梅从早到晚都兴致勃勃地在院子里忙各种事，做饭、洗衣、洗碗、扫院子，用木盆给孩子洗澡。如果还有点空，她就从屋里把一个脚蹬缝纫机搬到院子里给小孩子做衣服。
史大爷对养猪一事颇感自豪。他花费很多时间给猪备食，剁、煮、发酵以及搅拌。他还有做不完的修补活——修理晾衣服的绳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车等等。孙大娘虽然活动少些，但是她管家，还特别会捉小鸡，她像猫一样的敏捷，一手就抓住一个。她还是编蒜头辫子的能手，一辫辫大蒜挂在院里的树上或墙上晾着，像是一种装饰。
史大爷的孙子孙女们下午放学回来，立刻干起各种零活，比如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摘回家，或喂喂小鸡。有个小孙女经常从地里把菜帮子带回来，放在院子的角落里，剁碎了给小鸡吃。还有个小孙子经常帮爷爷把盛猪食的沉重铁锅搬到外院的猪圈里去。
在这个人口多又生气勃勃的大家庭里，要一顿接一顿地做饭，保证全家人吃饱。有时全家人都得动手，院子里树下的小矮桌上经常有人在干活，洗菜、剁菜或搅拌。在这个气氛融洽的家庭里，不用说谁该去干什幺，大家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我们作为这个家庭的新成员，也总感到心情舒畅和满意。
尽管院子里的活动频繁，但始终保持着整洁、清新的面貌。因为每个人做饭或干其他活后，都随手把地方打扫干净。院子里的小果树也带来淡淡的绿意和阴凉。门口和窗台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也给这个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简单或复杂的活，全家老幼都乐于去做。
史大爷一家是在1954到1964年这10年间，积攒下了足够的钱，把原先的三排房屋都重新修建了。我们住的房屋是1954年盖的，不显得破旧，因为屋里的墙面经常粉刷，只是三合土的地面有些裂缝。整个房屋构造简单，横梁、墙和瓦顶都很坚固，维护得也好，估计居住百年或再久都可以的。我们住在史大爷家，受到这个家庭成员的欢迎，使我们在中国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尽管我们的到来会打乱史大爷一家的生活，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清晨5点，在公社大喇叭广播《东方红》的乐声中一家人起床了。《东方红》之后是新闻广播。大家梳洗好后喝一杯茶，然后就下地干活了。从5点半干到7点，然后回家吃早饭，稍微休息一会儿。8点半左右又去干活了，一直干到中午，只在10点左右休息约20分钟。12点吃午饭，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顿饭。因天气热，他们饭后会休息到2点或2点半，然后再继续干活到傍晚7点。有的农民晚上还要到地里加班，特别是农忙季节。遇到紧急情况，如抗旱抗灾，壮劳力天天都加夜班。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先到院子里的井口打水。早起的史大爷总会递给我们一壶热水，大家就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洗漱完后，史大爷和我们围着院里的小圆桌喝茶、抽烟。史大爷总是那幺亲切友好，我们也感觉自己不是外人了。他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抽烟抽得很厉害。他们家的一亩自留地上，种了一大片烟草。他十分欣赏自己的旱烟斗。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这个旱烟斗很漂亮，玉嘴，细长的樱桃木杆，紫铜的烟锅。
我们和史家人一起吃饭。他们的日常饭食比较简单，主要是公社自产的东西，与我们在城里饭店的饭食相比，品种少得多，单调。但是这些饭食富有营养，也很好吃，有助身体健康。
每顿饭的主食通常是大米饭或面条。但吃面条多于吃大米。每人用一个瓷碗盛米饭或面条。饭桌中间放几大碗菜，每人用筷子给自己夹菜。我们在时正是盛产扁豆的季节，每顿饭都要吃扁豆，或煮，或腌，或用酱油拌。另外还有菜花、洋白菜、青椒、黄瓜。黄瓜经常是切块生吃。我们还吃了不少西葫芦和西红柿，西红柿生吃，洒上糖；西葫芦煮着吃，放酱油和猪油。有的菜放一点猪肉，增加味道和蛋白质。饭桌上经常有醋，整头蒜当小菜吃。我们看到史大爷的两个儿子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下两三大碗饭，实在吃惊！可只有了解到他们劳动所需的体力，才能理解他们为啥能吃这幺多。
听史大爷聊往事
我们吃好饭休息时，史大爷和孙大娘常拿一把茶壶，不用邀请就上我们屋里来了。用我们灶上的开水沏茶，沏好后把所有的杯子都用热茶涮一遍，剩茶倒在地上，然后给我们倒上一杯茶，和我们一起坐下。这是公社里典型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所习惯的私生活是很少的。他们都懂得，如果我们把窗帘放下来，就是表示想独自休息一会儿了。
史大爷陪我们喝茶时，也聊了不少他自己和村里的事。这村子是200多年前清朝时，从山东迁来的居民建立的。1958年8月29日村子成立了公社，用附近具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之名，命名为卢沟桥人民公社。1937年日本人就是在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
史大爷不太清楚其祖先是在何时迁来这村的。他只记得自己还是孩子时，村里有20户人家，都是最早建村时三个移民的后代。那时这村子叫“乱村”，村里一片荒凉，风沙频多，土地贫瘠。当时全村只有三口公用的水井，住房全是土房。
史大爷说解放前生活很差，尽管史家比起别人家日子还稍好些，父亲有三亩地，但每年打下的粮食也只能吃到秋天。冬天简直就没法过了。他痛苦地回忆起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挑了重200斤的两桶酒，从地主家走了40多里送到城里，路上滑，还要过一道木桥，非常艰难，这趟苦活他才挣到20个小钱（不到十分美金），只吃了一碗稀糊糊的小米粥。
史大爷21岁结婚，孙大娘当时才17岁。孙大娘说他们结婚是媒婆包办的，她是在婚礼举行后才见到丈夫的。那天晚上，她头上被蒙上一块红布，被人从娘家村里抬到了她丈夫的家里。解放前，村里一直流行传统的包办婚姻。直到现在，父母的权威和夫权仍在村里影响很深。两性间公开表示爱慕还不多见。已婚夫妇不称对方“爱人”，而是叫“孩子他爸”、“孩子他妈”。
从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变化也是逐渐的。史大爷的大儿子、二儿子还是包办婚姻，也是结婚那晚才见到媳妇的。而三儿子和大女儿的对象是父母给介绍的，在结婚前几年就相互恋爱认识了。小女儿已是新一代，是通过朋友介绍找的对象，双方交往确定了关系后，才回家征求父母意见。小女儿女婿响应政府晚婚号召，去年5月刚结婚。她29岁，丈夫30岁。现在小女儿在邻近生产大队的小学教书，但仍和娘家往来密切，星期天或休息日都回家来。
史大爷一家有着共同的生活目标和深厚感情，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老百姓们有像史大爷一家这样的精神和毅力，中国才获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