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拉贾·马格斯维伦（Raja Magasweran）
执笔/吴星铎 王兆峰
拉贾·马格斯维伦（Raja Magasweran），美国国籍，生于斯里兰卡。拉贾先生凭着他日益丰富的经商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与中国进行的近40年的经济交往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被国际用户公认为他们的商务顾问和合作伙伴；同时为中国开拓世界高科技领域的现代化、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提供高质量的高新技术与信息服务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74年，我来到中国
曾几何时，街上的女孩子们仿佛要参加什幺重要活动似的身着同款的绿色或蓝色衣服，甚至从身后看根本辨不出性别；曾几何时，买一条好烟，一瓶好酒，都要靠着外籍的身份去北京建国门的友谊商店；曾几何时，每月拿着一百余块的零花钱，自知是普通人收入的两三倍，却还是抱着粮票布票不够用……
1974年，我作为第一批来华留学生离开了我的家乡斯里兰卡。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机——那时，只有巴基斯坦的飞机能从科伦波飞往北京。从唯一的航站楼走下，无论是建筑、车辆，还是热情接待我们的中国人，一切都是那幺整齐划一。在意识到这个国家的艰苦之前，对比有些乱七八糟的斯里兰卡，我首先感受到的是这样的统一带给自己的舒适感。那时是天气转凉的十月，紧接着，这些向导就为我们准备了保暖大衣。他们仿佛钟表一样有条不紊，然而又有着冰冷严谨外的热情。很快，每个人住什幺大厅，每天的安排如何，几点到大厅集合，每月的零花钱……就连食堂也专门为我们提供西餐。尽管已经不记得味道如何，但这份诚意以及人性化的安排让我们得以全身心投入学习，我甚至不敢相信，他们是第一次接待外国人。
当然，在中国生活依旧有诸多不便。尽管每月可以领到刚印出来还飘着香味的人民币，但一角两角、一分两分让我苦恼了许久，布票粮票这种闻所未闻的东西更是令我一头雾水。尽管中方体贴地为我们准备了保暖服装，但那时没有暖气，来自热带地区的我们，也难以适应北京这十月就开始转凉的天气。就连热水澡都有时间限制，我们只好在运动过后快速冲洗过身体便奔向床铺，像刚出生的雏鸟般裹着厚被蜷缩其中。
然而，我们这第一批留学生既然选择来到中国，就不是准备来享受的。实话说，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还不及斯里兰卡，因此，那时来到这里生活学习的，都是真正对中国有感情的人。几十年来，我们和北京人一起学习，生活，吃喝住行样样在一起。可以说，我和我的朋友，都是胡同里走出来的人。如果十几年前有人问我，哪个胡同怎幺进怎幺出，我可以像我的专业一样给他详细讲解，还能带着他左串右串。今天可就不行了，这幺多的楼房雨后春笋般林立，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已经记不住那幺多了。
从“你”“我”研究汉字输入法
中国人生活的巨变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在改革开放中，我也奉献了自己的一丝力量。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而我四年前就已经来到中国。我最初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之后到东北科技大学深造四年，又回到北京科技大学念了研究生，这时已经是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揭开序幕的时刻。我当时也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振奋人心，那时怀着一腔热血，决定要为中国作出贡献。学成之后，我主要在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所工作。我的好朋友和老师是高庆狮教授，他是邓小平同志指定的科学家，是银河计算机一系列的技术创始人，世界闻名，主要工作就是设计计算机。他得到的任务也最艰巨，要创造出中国最快的计算机。
当今时代，计算机行业从业人员非常多，也有了相关专业、相关课程。但我们那时是从零开始研究计算机。我们从外国拿过来几台叫作z80的八位机，和几个老师一起研究汉字输入法。当时国家还没有汉字输入的标准，我们就已经开始研发，比如汉字怎样输进去一个方框，有个“你”“我”这样的字，最后当然历尽千辛万苦研究出来了，这也是我们高教授实验室的成果，后来也成了国家标准。但是这件事，鲜有人知。之后我们又投入到汉字打印的研究中，那时候只有日本能够实现这个技术，我们又从日本那边取经，撰写了一系列报告，最终才完成任务。
上述任务，都是我和同伴，还有高教授这些学者在实验室里一同努力的成果。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只有我能胜任——出国办事。那时候的科研项目，其中一些内容需要到美国学习，一些材料也需要到美国买。但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没有护照，出国极为困难，我就担负起了这项重要工作，远赴美国购买高级材料，学习技术。
同时，我还要到各地演讲，争取美国各公司的信任和投资。那时候苹果公司、IBM公司，都认为中国是个穷国，也没有大规模使用计算机的可能，不值得开拓市场。我就花大量时间制作幻灯片，一个个给他们解释，还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我当时在演讲里说道，计算机十年内会进入中国家庭。十年后果然如我所料。连手机的市场我也做过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二三十年后，连卖菜的人都会拿着手机，现在也实现了。
后来我转去做系统工程。中国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的研发成果包括识别招牌、交通违章的抓拍系统、通话会议系统。在国外如果研发项目需要非常多的实验，既困难又缓慢。而在中国，我有各部门的支持，研发后也能快速投入使用。
1983年，我在北京的738有线电厂为技术人员引进了电脑生产，微电脑的生产线以及硬盘技术——这些技术都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我们当时是通过贸易形式，没有花费大量资金就进行引进，让中国的技术人员也能学会。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1986年提出的“863”计划。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我感受到中国发展战略的优越之处
第11届亚运会1990年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赛事。北京政府大量投资改造城市建设，给我提供了一些在数据通信和交通管理方面的项目机会。接下来中国努力申办奥运会，2004年没拿下来，但是2008年拿下来了，当时我和中国人一样很激动。借着这个机会我和北京几个政府部门的合作开始了。我给交管局和交通局做了很多改进路面项目，包括信号控制系统、优化抓拍系统等的工作。筹办2008年奥运会时我经常参加北京的城市规划、资源整合和改造项目的研讨会。北京大北窑桥下改成公共汽车站的项目中，我参加了项目的专家建议组。
我确实可以骄傲地说，我把青春岁月全部献给了中国。所以现在中国变得如此富强，我非常自豪。然而，让中国真正发生巨变的，并不是我。就像当初的美国公司不相信中国的飞速发展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变化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我之所以能预测到，是因为我在中国，在这片热血沸腾的土地上，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发展战略的优越之处。中国历代领导人的看法和做法都非常正确，比如“四个现代化”，确实找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中国比起美国更加有优势的一点在于中国人的执行力，还有中国人对领导和政策的认同度，上下一心的拼劲儿。如果美国领导人制订了一个计划，那幺总会有很多反对派去批判它，这些反对派有些不是因为政策本身，而是他们在党派立场上有偏差，几个政党无意义、无休止地争斗，导致政策审核了半天，最后的结果居然不执行了。中国绝不会出现这种无意义的纷争，领导人的计划决策能够落到实处。因此，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既是领导人，也是所有为之努力的中国民众——也包括我在内——的功劳。
我和“小护士”
在我漫长的中国生活中，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插曲：“小护士”化妆品牌。提起我的名字，一些人最先联想到的也许不是计算机和技术工程，而是“小护士”的创始人。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实际上，“小护士”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产物，尽管如此，它仍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时，虽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中国的市场上还没有很多外国商品，只有上海、北京极少的几家公司做化妆品。我是在301总医院的皮肤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发明，叫作消斑灵，这个药的特点在于祛斑效果良好，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但药物终归还是药物，不是商品，我当时就思考，如果能给它一个名字，给它一个品牌，一个经营模式，最后包装起来进行商业化运作该多好。于是我投资了十万美元和301医院的王大夫、李志达等几个合伙人成立了丽斯达化妆品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招商局的楼里面买了一层楼。这个公司我管理得不多，更多是李志达从零开始把公司搞起来，所以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
在“小护士”的运营当中，最大的困难是当时的技术。虽然产品刚生产出来没有缺陷，但几个月后就开始出现问题，包括效果减弱等生产工艺问题。当时寻找高技术人才也十分困难，连我们这些创始人也没有这样大批量生产的经验，最后只得自己慢慢学习。人手和市场推广也曾难倒过我，但随着新品种的增多，我开始琢磨宣传，就雇了两个大连的双胞胎女孩做代言人，买断了电视里的很多黄金时间，每年花费4000万元播放广告，于是本身就受欢迎的“小护士”更加热销。
我对创业的态度是：创业本身要经过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像“小护士”的运营中，市场、资金、人才、设计全部都是问题，我们一个个把它克服了，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实际上，“小护士”只是我投资的众多公司的其中之一，只是它最为成功。1980年，我还注册了美中贸易公司，是在中国注册的第一家美国公司。说来也巧，当时工商局刚刚开始发放外企营业执照，我还记得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设立的临时办公室里，我们正好是第一个办理的。那时中国的相关政策还很不成熟，外企办公地点都集中在北京饭店，我还记得3087—3089号是我们的办公室。
现在的中国人正经历幸福时代
现在我65岁，基本算是半退休，但在马鞍山的优创公司挂职，其他时间还在做灯光设计、房屋设计、路灯设计和远程控制系统集成工作。
在40年的中国生活中，我在这片土地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的夫人是北京人，我们有三个孩子，生活虽然大体上美满，但开玩笑地说，我在家里没有任何权利，一直被她“管控”，后来很多同事告诉我：“你在家就听老婆的，出去就听党的，错不了。”
我记得前些年央视有一个采访，记者带着话筒走街串巷，询问各行各业的人：“你幸福吗？”虽然没有问到我，但我也有自己的答案。
我是幸福的。怎幺判断自己是否幸福呢？这就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像因为有黑夜，所以我们才知道白天，知道黑夜和白天的区别。经历过不幸福的人，才会懂得幸福的真谛。比如我的助手，一位90后的年轻人，我问她你幸福吗？她也许会回答不知道，因为她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年代，没有体会过没钱吃饭没钱穿衣的艰苦。我在这里的几十年，一步步看着老百姓的生活出现改善和转机。抬头一看，一座高楼又起来了，这些北京人便面露微笑，想着哎哟，这是我生活的地方，他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幸福。这当然要感谢中国政府，给了我，给了这些老百姓希望，让他们能够享受生活，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一点。别忘了生活是个过程而不是个目标。
那幺，现在的中国人幸福吗？
我认为现在某些中国人对于幸福的判断是有所偏颇的。在他们眼中，成功和失败都以钱来衡量，他们就是为了人民币活着的，也因此滋生了攀比心态。的确，没有钱很多事情办不了，但决不能把一切归于钱。我最遗憾的一点，就是当初没有预测到这个时代会有如此多的富人集中在中国，也会有如此为钱着迷的民众。
实际上，钱多的人不一定幸福。“四个现代化”让中国孩子吃饱穿暖，更多孩子甚至达到了小康、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问他们幸福吗？有的人说，我不幸福，因为前几天想看某个音乐会，我没去成。看起来很荒谬，但这个现象在现在的中国确实存在。横向对比，30年前这个年龄的孩子要比他们艰苦很多；纵向对比，一些贫穷国家的人也不如他们。中国已经给了孩子们很多，就像现在的班级，不会强制十个人去开车，十个人开机器，跟着计划走，现在是自由的时代。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在经历幸福的时代。
“走出去”的明日中国
作为一个成功预测过中国计算机市场和手机市场的人，我也希望尝试预测一下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人特别希望有新事物进来，能够替代老旧的事物。尽管中国注重传统文化，但在科技上，他们有着积极开放的态度。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想法非常正确，他希望中国能够走出去，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而这和美国的方针政策有很大区别。美国强大的时候，很多人奔向美国，到美国留学、创业。而中国强大了，更多的是人们去世界各地。因为中国的市场接近饱和，许多企业只有走出去才有自己的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有人才，有资金，更有头脑清晰的领导人，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共十九大的精神的落实，中国五年之后对外国的影响会大大增加。我相信会有不少中国人去我的家乡斯里兰卡，也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能够来到中国定居。
提到外籍人士来华问题，作为老前辈，我希望给他们提个建议。中国的法律和外国有一定区别，很多地方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与国外不同，如果来到中国经商创业，务必要了解中国的法律政策。俗话说，入乡随俗，在遵守当地法律政策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外籍人士来到中国体验，贡献和享受这里的美好生活。（海龙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供稿。傅涵推荐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