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胧明
美国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1928年到达中国后，曾两次访问陕甘宁边区，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革命斗争。1937年，他在北平写下游历“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所访，汇集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本名称《西行漫记》，轰动西方，也轰动了全民族抗战一触即发的中国。自面世以来，该书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文字，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图为《西行漫记》中的红军影像（新华社发 埃德加·斯诺摄）
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说，“故事”和“道理”来到一个村庄，村民们看见“道理”就把它赶走。但是“故事”一来，人们就拿出点心、肉、汤等好吃好喝地招待它，给予隆重欢迎。“道理”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故事”，“故事”想了想，把自己令人赏心悦目的衣服给了“道理”，让它穿上再走进村庄。这次，“道理”果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当一个人从“零起点”进入职场，要到什幺时候才能“小白”出师，算得上这个领域的“行家”呢？前几天和一个业界的朋友聊天。针对这个问题，我谈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隔行如隔山。当你能够把所从事的职业或专业领域里面那些复杂艰深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讲述成一个外行人也能听得懂、听得妙趣横生、听得心悦诚服的故事，你就算得上“出师”，成为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了。
爱因斯坦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能把复杂的理论和学问说得明白晓畅，甚至拥有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其核心精华的本领，才是真的掌握了这门学问。
“故事力”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能够直指人心、令人信服的叙事能力。无论是向天使投资人阐述项目、向客户推介产品、给学生们讲课，还是做公众号，搞直播、演讲、培训，会“讲故事”都是一种基础能力。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人们内心深处的驱动机制始终是原始又简单的。会“讲故事”是射向那个驱动机制并直达靶心的箭。
启动了那个简单又神秘的机制，电影和产品能够大卖、投资人能够被说服、观众听众读者从路人转“粉丝”、学生们会把你的课堂挤得水泄不通。“故事力”实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让人们记住、接受并相信，这正是故事讲述者要达到的效果。
经典的讲故事模式就是99%的俗套加1%的灵光。这1%的灵光就如同绝世大厨的顶级秘方，让饕餮盛宴焕然一新。
在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不仅是由“中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世界”所决定，也是由“世界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来决定。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对中国的好奇与期待与日俱增，中国在全球的“能见度”不断提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讲好中国故事就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也是从事国际交流工作的必备工作技能之一。
前不久，我与一位长期从事中外友好交流的周女士进行了一番长谈，她从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发，讲述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几个有趣而富有启发的观点。
如何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千人千面”的问题有一个大道至简的答案：少讲道理，多讲故事，讲好故事。为什幺故事比道理更有说服力？世界上销量最高、传播最广、信徒众多的书——《圣经》几乎全是一个又一个故事。当一个故事让人感到富有激情、解决了他们的困惑时，人们就会相信故事，并选择相信讲故事的人。
周女士说，讲故事其实是为故事背后要阐发的道理、要传播的价值服务的。小故事蕴藏着大道理，考虑到外国人作为受众的接受习惯，讲中国故事时，如果过于拔高化、政治化、符号化，可能会适得其反，产生负面外溢效应。好的中国故事通过故事里蕴含的普遍价值，针对不同国家和受众的思维、特性和文化背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四两拨千斤”地将大道理融入具有真情实感的故事中，让外国人真实了解小故事折射的中国现实社会和中国老百姓生活发生的细微却意义重大的变化；通过故事里蕴含的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讲她是怎幺走来的，现在怎幺样，要往哪里去；通过讲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欢喜忧愁，讲她走的道路、所确立的制度以及所秉持的理念，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等。
“好故事”是激发外国人共情的很好的切入口，让受众在较短的时间内更愿意敞开心扉走近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国度。比起直白的说教和赤裸裸的道理，通过讲故事透露出的信息和价值观，更有水滴石穿的浸透力、润物无声的说服力、春风拂面的亲和力，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并与受众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正视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周女士说，在她的工作经历中，遇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不尽相同是常事。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有时甚至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个国家，这一点我们无法回避。只有正视中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差异，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才能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和谐共处。
周女士说，她讲好故事的“偶像”是埃德加·斯诺。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特别是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
在中国，斯诺被视为中美沟通的桥梁；在美国，他的作品成为当时美国政府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1938年，毛泽东在接受一名德国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斯诺的评价和感激：“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说：“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所了解。”
斯诺意识到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从这一客观现实出发，试图缩小不同观念与看法间的差距。他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通过解读中国政治形势，斯诺用更具包容性的观点来描述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并较为准确地预见到其后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走向。斯诺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进行国际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仍然有很多借鉴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是让人信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曾写过一本书《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其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过去以传统实力为主导的世界中，主要是军事和经济发挥作用，而在信息时代则要看谁的故事更让人信服。”
我问周女士，如何使讲出来的故事让人信服、让人听得进去？周女士说，她有一条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要让西方人真正信服，就要了解人家的思维模式和接受信息的方式。比如德国人，从孩童时代起，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围绕批判性思维展开——对于别人施加给他、想让他接受的观点和结论要保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更愿意接受自己验证过的或通过自己的逻辑判断得出的结论。
周女士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出一个感悟：“官方包办”一切的做法易使西方产生中国推行“威权发展模式”的错觉，外媒也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讲中国故事的主体不能光是官方层面的，还要是多元的，要设计一些抓人心的、与普通民众面对面交流的细节。
有一次，周女士带一个德国代表团在北京访问，官方日程结束后还有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巴车载着全体团员正要回宾馆，团长问周女士是否有可能体验一下与正式日程不一样的经历。
大巴车此刻正好驶过北京的胡同区，周女士灵机一动，提议大家参观一下北京的城市特色——胡同。因为是临时决定，所以这完全不是一条古色古香、专供外国游客游览的胡同，而是一条到处写着“拆”字的即将进行改造的胡同。团员们听完周女士的解释后“起劲”了，他们很想找住在胡同的居民了解他们对于“拆迁”的真实想法。
在临时征得一位住在胡同里的大妈同意后，大妈带领这群外国人参观起自己住的即将拆迁的大杂院。身材高大的外国人猫着腰、低着头，走进堆满杂物、来客几乎无法下脚的逼仄简陋、乱糟糟、黑黢黢的大杂院。
大妈说，在这里居住多年，房子早就破旧不堪，面积小、漏雨透风、采光卫生条件较差不说，单说院子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这一桩事就不好受啊。现在好了，政府进行老城区改造，让住在这里的老百姓搬入新家，在明亮干净、设施齐全的住宅楼里安家。大妈说，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搬新家了，要不是政府下了那幺大的决心、花了那幺多气力解决老城区住房问题，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舒心了”，大妈边说边发自内心地露出了对新家憧憬的幸福笑容。
这次不同寻常的“胡同游”一结束，上了大巴车，团里一名议员身份的团员就找到周女士说，之前看过很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政府所谓“粗暴拆迁、侵犯人权”的报道，他的脑海里不免打上了媒体报道的烙印。这次实地一看，才知道西方媒体的报道大大失实。周女士笑着问他，为什幺他相信这次见到的、听到的，对之前西方媒体有倾向性的报道画上了大大的问号？这名议员笑了，诚实地回答，这次“胡同行”是半路上临时决定的，并非事先安排和刻意准备，“所以我相信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听到了中国人真实的想法。”
这次讲“胡同故事”的经验，周女士多次加以应用，在之后的工作中屡试不爽。比如，有访华团关注中国与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居民养老”问题，周女士会在正式日程的间隙，把代表团带到她母亲的家里，实地看看中国城市普通的居民住宅楼里“便老爱老”设施，看看中国的普通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生活图景。
有一次一个德国市长代表团访问上海，周女士向团长提议让团员们不坐专车了，而是亲自体验一下上海的地铁。德国某城市的一位女市长在访问结束后，回到自己所在的市政府，对同事讲起乘坐中国地铁的经历。她说，上海市中心的地铁站通常有8个出站口，检票、分流、消防、安保、应急响应等方面措施相当完备，尽管客流量很大，但每一个出站口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特大都市的现代化管理水平。访问结束后，这位女市长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市的人口和中国的城市一样多，能否把公共设施管理得这幺好？我市人口为50万，上海市常住人口2500万，是我们的50倍。但要管理像上海这样规模的城市，工作量和管理难度并不是乘以50这幺简单，而是几何级的爆炸式增加。”周女士说，当听到女市长这样的反馈，就知道“地铁故事”入脑入心了，讲到了亲历者的“心坎上”，还对当事者的思维和判断注入了长久的影响力。
增信释疑的“密钥”是共同发展。周女士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西方人称为“新丝绸之路”。关于西方人如何看待“一带一路”，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复杂。西方世界越来越多地将中国定义为“经济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因此他们的普遍想法是既想搭上“一带一路”的便车，又在内心深处存在着戒备和疑虑。而我们自己在过去对外宣介“一带一路”时，也赋予它太多的意义，叙事过于宏大和“提气”，“战略”意味高于“倡议”初心，使原本对外合作中正常的国际接轨、透明度、环保、安全等问题被放大歪曲，导致正面效果打了折扣。
周女士曾经接到一项任务——以西欧某国的民众为受众对象，制作一部关于“一带一路”为他们带来了什幺的短片。周女士这次的思路是让那个国家的民众分享自己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故事，小水滴折射大主题、小切口体现大叙事。于是就有了欧洲某大型港口的工作人员讲述“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之时，其运行线路、运量、货值等各项指标均逆势而上，为这座面临经营战略转型困难、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港口重新注入亮眼的活力，并带来重大经济效益的港口故事；一位年轻的女孩讲述因为“中欧班列”的开行，港口货场产生了大量的对卡车司机的需求，她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大货车司机，得到更高的收入和更好工作体验的职场故事；在当地大学就读的几名学汉语专业的大学生讲述他们从“一带一路”迅速延伸的发展步伐，看到了所学专业良好发展前景的人生故事。
这几个故事各有侧重，却共同讲述了“一带一路”为主人公的事业、生活、人生发展规划等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光明的未来，都是外国人讲自己的中国故事，在当地播放后，产生了良好共鸣。“一带一路”到底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什幺？短片并没有大而化之地笼统回答。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中，答案又似乎不言而喻。好故事就是“讲透，但不点破”，不将观点强加于人，而是让受众自己去领悟、回味、思考。
周女士说，看似在讲“中国故事”，其实内核是如何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又是世界经济的贡献者。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疑虑、偏见甚至抹黑、攻击，我们在正本清源的同时，要坚持向世界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发展思想，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讲好中国故事，争取西方各界人士、广大民众、青年一代对中国客观公正的认知和理解，扩大知华、友华“朋友圈”，无论是中国受惠于世界的，还是反哺于世界的，都要真诚地讲清楚，真正地体现共享、共赢、共同发展，这是沟通中外，在不同文明间进行建设性对话、交流、互鉴的密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