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的问世，引发航海技术的发展;蒸汽机的发明，引发工业革命;电灯的发明，改变了人民生活质量;互联网的推广，引发信息技术的变革……作为传统的农业也正在经历科技的变革和洗礼，互联网技术、AI技术、5G、生物技术逐渐成为农业科技的关键技术。
有业内人士指出，影响未来农业有3个技术变量。其一，人工智能，这让精准农业成为可能。其二，5G技术，这会让农业机器人成为普惠工具。我们将看到一个小机器人在农田里面做智慧管理，从而把人力节约出来。其三，合成生物技术，这将带来改变食品的生产方式。目前0.5公斤合成牛肉的价格是12美元，未来会达到8美元，很快将比普通的牛肉便宜，这会带来整个农业生产链的变化。
或许，中国农业科技正从变革走向伟大……
农业科技运用具有变革意义
可以肯定，农业科技的运用和发展对企业或者行业来说都具有变革意义。
2018年，京东刘强东宣布发力养猪事业。从相关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区别于传统的养猪技术，京东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养猪。
该技术运用于养猪领域可以帮助大中型养殖企业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节省饲料8%～10%，缩短出栏时间5～8天。据不完全统计，如果整个中国养殖业应用这一解决方案，每年至少可以降低行业成本 500亿元。
通过案例可以发现，农业科技必须要满足两个核心：1）解决成本;2）提高效率。
另据国家统计局报告：中国劳动生产率仅是美国7.4%，同时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经营成本却不断上涨。因此，中国企业迫切需要科技变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在经济新常态下，继续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和消费排浪式递进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只有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提高企业竞争力。
我们也看到，在农业领域，这些年互联网成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关键，无论大小农业企业纷纷傍上互联网公司。比如：2019年2月，化肥巨头金正大集团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此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在农资电商、京东农场项目、农业研究院、农业金融、农产品销售、供应链合作、用户合作等七大板块展开合作;2019年9月，金正大集团·海尔COSMOPlat共建互联农场生态种植平台，围绕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产业链开展广泛的深度合作，提供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和健康生活解决方案。
另外，粮食产业巨头北大荒也傍上京东和阿里。2018年5月，京东集团与北大荒集团签订战略协议，双方将联手在农垦哈尔滨管理局闫家岗农场打造东北首家智慧农业全产业链示范农场;2019年7月，北大荒农垦集团与阿里达成合作，双方将在数字农业、大数据、电子商务、云计算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探索“数字+产业+商品”合作模式，预计推动北大荒线上销售增长10倍以上。
除了金正大、北大荒携手互联网企业之外，中化农业和阿里、茅台和京东、壹号土猪和天猫等传统农业企业纷纷结盟互联网企业发力新渠道、新业态。
抱团、结盟已经成为农业企业重要战略和变革的手段……
前景虽大但科技薄弱
截至2017年9月底，山西省运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达到839个，经营土地面积66186亩，其中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92个，合作社719个，农业企业28个。
但这些经营主体都面临几个共同问题，比如科技含量低、资金获取困难、经营管理薄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导致倒闭和失败。
比如，某村种植蔬菜大棚户陈某经营的30亩大棚，每年一茬西红柿，一茬甜瓜，年收益平均达到30多万元。而与之相邻的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的设施蔬菜却连年不景气。还比如，某农业企业2015年流转农户700余亩土地种植槐米，因资金紧缺，投资难为，已将一半土地退回农户。又比如，某农业企业2007年流转农户土地2000多亩，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种植苹果和核桃，到目前仍没有获得利润……
这些是问题也是农业科技的机会。
中商产业研究院测算显示，到2020年，我国智慧农业的潜在市场规模有望由2015年的137亿美元增长至268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4.3%，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其中，农业技术应用和智能设备成为当下购买的最大份额。中国2017年智能硬件及其服务的市场规模为3999亿元，增长20.63%。预计到2019年，市场规模可达5414亿元。
我们发现，软硬件正在广泛应用于农业，解决农业问题。比如云计算、ZigBee无线通信技术、无线感应网络以及其他连接技术可以帮助提升产量产能。云计算提供农场土地的实时数据，以协助规划、购买、存活管理、种植、收割等。感应器、灌溉控制、可变速率技术（VRT）以及其他技术可以帮助减少投入并提升土地产出。
农业技术应用加速之外，农业科技研发依然很弱。根据某个报告发现，只有五分之一的中国企业使用云计算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而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五分之三。中国企业只将2%的营收投入到IT领域，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同时，中国只有20%至25%的小企业挖掘了互联网的潜力，远低于美国的75%。
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仍显不足，资金缺口较大，影响了科技创新与科研成果的产生，使得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缺乏足够的后劲。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农业链条比较长。农业科技应用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产业化的问题。
数据显示，中国当前农产品加工率约为45%，二次以上深加工率约为20%，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达到90%以上 ，差距很大。
因此，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链条短的特点使得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难度非常大，推广一项技术需要与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多个公司或机构进行协调和沟通，才有可能付诸实施。
所以，农业科技正在等一场与时间的较量，前行之路依然困难重重。
成果落地难点依旧存在
据统计，中国每年大约产生6000至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但转化率仅为30%～40%。大部分成果被束之高阁，大量专利、成果躺在资料库里睡大觉，农民、企业却用不着。个中原因，虽然包括生产方式、机制体制、推广体系、农民素质等科研人员无力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于那些能够转化的成果也同样会面对，为什幺人家就能够转化？
山东省农科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受农户欢迎并积极应用的“热型成果”仅占成果总数的10%左右，加上一定配套服务才能接受的“温型成果”约占40%～60%，另外约30%～40%的成果属于农户不感兴趣、不愿接受甚至拒绝接受的“冷型成果”。
这意味着什幺？很多科研项目从立项开始就无法转化，从选题立项开始就脱离生产实际。这是管理者很难承认和接受的事实。
当然，一些基础性的、位于产业链条中上端的科研项目可能对学科发展和农业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国农业当下的很多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在生产中的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说明那些孤芳自赏的科技项目难有作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苹果专家韩明玉，作为国内这个领域非常有名的专家，就经常被一些项目主管部门请去参加项目指南的确定。
“经常是主办方先把大的原则说一下，然后几个专家议一议、提一提，很随意。”他说，“往往都没有通过生产上的充分调研，专家们之前也没认真考虑，那些指南都是请专家在办公室写的东西。发了以后大家就一拥而上。”
象牙塔里的许多农业科研人员，喜欢追求“高精尖”的前端技术，无论他们位居塔尖、塔中还是塔底座上。这几年转基因研究风靡一时，就是这种学术风气的最集中体现。从国家级的研究院所到各省、地市级各类农科所、农业大学，专家们开口必谈转基因，仿佛是一剂救世的灵丹妙药。
“资金投入的价值取向有问题，过于追求高新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陈温福，在2010年全国两会的小组讨论上发言时说，“研发转基因等高新技术没错，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未来10年内支撑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还是常规育种技术。而国家现在过多地把资金投向转基因等高科技。”
新的农业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可农业上的新老问题也层出不穷。有些“经验丰富”的专家“嗅觉灵敏”，一看到生产上出现了问题或灾情，马上向各类项目主管部门打报告要求立项研究。问题一出再出，课题一轮又一轮地设立，却似乎永远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之道，甚至连储备性的研究都积累不下来。
科研机制有待改善
科技界有一句人人皆知的口号：“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这句话时常出现在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文件和领导讲话里。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这句话——为什幺科研成果要“转化”？难道不能从研究开始就瞄准现实需要吗？
中国只有20%至25%的小企业挖掘了互联网的潜力，远低于美国的75%。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仍显不足，资金缺口较大，影响了科技创新与科研成果的产生，使得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缺乏足够的后劲。
这自然与科研目标有直接关系。由于科研人员大部分的科研任务最终目标都是“出成果”，鉴定完了或者拿了奖，任务就算完成了。从个人动机来看，没有需要“转化”的内在需求——除非是育种者培育出新品种，并且能和所在单位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说过：“发达国家不存在没有商业目的研究工作，也就没有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法。”
另一方面，科研中诞生的很多成果并没有在国家大的科研计划中立项。
比如，南方冬季马铃薯稻草覆盖免耕栽培技术、西北压砂西瓜种植技术等，这些成果不生拉硬套所谓的先进理论，没有令内行也很难看得懂的图表、模型，但由于紧贴生产实际问题，技术操作简便、投入不多、效益不错，所以得到很多农民的欢迎。这样的成果甚至都不用农技推广部门花太多力气就能很快推广开来。
那些居庙堂之高却不忧其民的科研人员，那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项目管理者，难道不应该有所反思吗？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考评体系出了问题。”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所长王汉中评价说，“现行的大学、科研院所都是SCI导向，而不是看产品、技术的市场覆盖率，强调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申请专利、申报各级各类成果奖等，并由此直接决定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福利待遇等切身利益。”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政治界、学术界的一场大讨论，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哲学意味的一句口号，也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及其推动的城市改革等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40多年过去了，仍有许多科研人员并不把实践作为检验他们成果的标准，更没有作为唯一标准——尽管在论文或成果报告中都要提及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应用前景广阔”。这些所谓的“经济效益”多数是估算、预测出来的。
有谁会较这个劲去检验一下真伪呢？农业科技，不仅仅解决科研问题，还有落地、生产、销售等问题，更核心解决食物短缺和环境保护问题。中国农业科技想要从变革走向伟大，还需要很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