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2013年，一本回忆水门事件的新书 《挽救司法：水门事件、星期六大屠杀和一位首席政府律师的其他经历》（Saving Justice ： Watergate， the Saturday night massacre and other adventures of a Solicitor General）连登《纽约时报》畅销书之榜，其作者是美国着名的保守主义法学家罗伯特·博克。可惜该书出版时，博克已经作古。

2012年12月19日，罗伯特·博克于弗吉尼亚家中逝世，卒年85岁。博克去世后，中国的报刊报道寥寥无几，殊不知，此人在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司法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位。博克去世后，大法官斯卡利亚称他为“过去五十年内最有影响力的司法学者之一”，“一位优秀的人和一位忠实的公民”。博克曾在尼克松政府担任首席政府律师，解除了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的职务，而考克斯所调查的正是“水门事件”；1986年，里根总统提名博克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此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博克提名的全国大论战，参议院最终以58：42否决了博克的提名，这也是自实行大法官提名制度以来，参议院否决票数最多的一次。

水门事件中的重要人物

1927年，罗伯特·博克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钢铁厂的采购工人，母亲是一位教师。1948年，博克到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这一年，他暂时离开校园而去服军役，成为一名驻华海军。一直到1953年，博克才取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博克荣任《芝加哥法律评论》的编辑，并以优等生的头衔毕业。毕业不久，博克获得伊利诺伊州的律师从业执照。

1954年，博克开始了私人律师的执业生涯。1962年，他得以进入耶鲁大学执教。在长达13年的执教期内，博克发展了自己的法学理论，成为反托拉斯法的一流学者，并因倡导“原旨主义”而享有美名，他认为法官必须忠诚于对宪法的原始理解。在耶鲁大学，克林顿夫妇曾经是他的学生，旁听过他的课程。

1973年，博克在政界崭露头角。这一年，遭遇水门事件困扰的尼克松总统重组司法部，任命博克为首席政府律师。在美国，首席政府律师是美国司法部第三把手，仅次于司法部部长和副部长。首席政府律师经常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出庭，也固有“最高法院第十人”之称。在其任职首席政府律师的4年间，博克代表美国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打赢了一系列官司。

为了进一步调查“水门事件”，司法部部长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任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时期的首席政府律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特别检察官。尼克松向考克斯打招呼说不要那幺认真，但考克斯很认真地勒令他将白宫总统办公室内的谈话录音带交出来。尼克松以总统特权为名拒绝上交录音带，考克斯却要求尼克松直接将录音带交给他。尼克松很是恼火，让司法部长理查森炒考克斯鱿鱼。理查森和司法部副部长卢威廉·科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都以辞职抗议，拒绝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部长和副部长辞职后，司法部的第三把手博克临时作为代理司法部长，博克不管当时民意的反对，直接将考克斯开除了，历史学家以“星期六大屠杀”来讥讽他。

在《挽救司法》一书中，博克揭露了星期六大屠杀的真相，正是理查森、科尔肖斯和博克三人达成一致意见：理查森、科尔肖斯两人以辞职而抗议尼克松总统辞退考克斯的命令，而博克辞退考克斯是为了保卫特别检察官的队伍。事实上，博克确实辞退了考克斯，但是也是博克任命了新的特别检察官，完成了考克斯未完成的任务，最终最高法院命令尼克松交出录音带，直接引发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当然，博克顺从尼克松的指示也有私心。在《挽救司法》一书中，博克爆出内幕，在他开除考克斯时，尼克松总统曾许诺给他下一个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博克从其亲身经历记录尼克松政府和水门事件的经过，重新解释“星期六大屠杀”的意义，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他也不是扮演“无赖”的角色，这似乎是在为他洗脱“罪名”。

1977年，博克辞去首席政府律师一职，重回耶鲁大学法学院任职。在耶鲁，博克帮助创建了保守的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 Society），该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知名团体，其成员占据了联邦政府的各个角落。但是，博克的野心远远不会满足于耶鲁大学的教职。保守的里根总统上台以后，给博克的司法理念以延伸的空间。里根上任以后，重组法院，任命了一大批保守的法官到联邦法院，博克便是其中之一。1981年，里根提名他担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次年，参议院轻易地通过了这一提名。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听证会相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联邦上诉法院被提名人举行的听证会，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博克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任职六年，一直到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失败后的第二年（1988年）才辞职。这一时期奠定了他司法原旨主义理论的基础，他的这一理论影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和伦奎斯特的一些司法判决。

提名之争

在决定提名博克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里根总统已经任命了两位大法官。1981年，里根任命桑德拉·戴·奥康纳，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任命一位女性进入最高法院的大选承诺；1986年，里根提名伦奎斯特从联席大法官升迁至首席大法官，任命与博克同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安东尼·斯卡利亚接替伦奎斯特在最高法院空出的职位。

其实在任命斯卡利亚时，里根就考虑过博克。至少在司法理念方面，斯卡利亚和博克并无多大差别，他们都拥护里根的司法革命。但是这一年，里根的顾问们对斯卡利亚的评价比博克高，他们认为斯卡利亚更勤奋，更具有团队亲和力。此外，作为西西里移民的儿子，斯卡利亚的个人经历更加引人瞩目。而且，斯卡利亚“相对年轻”和“健康良好”，而博克极度嗜烟且身体肥胖。最为重要的是，斯卡利亚比博克年轻九岁。这一因素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促使里根任命了斯卡利亚。博克去世三年多后，斯卡利亚大法官于2016年2月13日去世，他是里根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斯卡利亚的大法官提名听证会，辩论仅仅持续了五分钟，参议员们都没怎幺深入地了解他们面前的被提名人，斯卡利亚甚至都没解释过他的核心立场，就轻而易举地登上了大法官的宝座。斯卡利亚获得提名后，白宫便放出风来，最高法院下一个席位将是博克的。

1987年，最高法院持中间立场的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宣布退休，给了里根总统第三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在堕胎、肯定性行动计划及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鲍威尔常常投下决定性的第五票，因此，他的位置至关重要。鲍威尔退休后不久，里根总统便提名博克为大法官。然而，博克所面临的形势与斯卡利亚被提名时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此时的参议院已经完全不同于1986年的参议院了。民主党人已经控制了参议院以及司法委员会，约瑟夫·拜登取代了斯特姆·瑟蒙德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拜登手中抛出的当然不会是“软球”了，他要的是一场真正的宪法辩论。结果，博克的听证会变成了一个讨论最高法院发展方向的论坛。里根总统刚一宣布提名博克接替退休的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就为博克的人格定了性。肯尼迪鼓动说：“在罗伯特·博克的美国，妇女被迫到小巷子里寻求堕胎，黑人坐在餐厅的隔离区里吃饭，流氓警察会在深夜破门冲进公民的家中搜查，老师不能教授孩子进化论，作家和艺术家要接受政府无理的审查。”

博克的提名立刻遭到了肯尼迪参议员以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拜登的反对。83个以上的利益团体也表示反对。美国公众自由联盟（ACLU）放弃了自己不反对大法官候选人的一贯立场，称博克“不适合”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此前，该组织采取这样的立场只有一次，就是1971年反对提名伦奎斯特出任大法官，但是后来并没有反对提升他为首席大法官。

而且，博克本人的举动也非常不恰当。在听证开始前，博克就采取非常举动，大肆接受报纸采访，而先前所有的被提名者都只是让自己的履历说话。博克与他们不一样，他极力解释、澄清与修正自己25年来作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首席政府律师与法官的经历，这种打破传统的做法，让公众觉得他是在为自己搞公关。

一般来说，“大法官”很少在听证会表达那些具有争议的司法问题，比如涉及堕胎问题的“罗伊案”。但是博克却公开反对“罗伊案”的司法判决。在司法委员会举行全国电视听证的五天里，博克重塑自己的形象，表现为一个温和的、“中间派”法官。这样一来，用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的话来讲，司法委员会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博克在“提名确认过程中的转变”是否意味着“重生”。除了背离自己过去的大部分经历外，博克的长篇辩解也是空前的。从1925年大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第一次在提名确认听证中为自己作证，到里根总统此前任命的两位大法官，所有的被提名者都拒绝谈论自己对具体案件的意见，也不讨论自己对最高法院有可能处理的类似案件会如何投票。但是博克却一反常态地宣称，如果其提名获得确认，他将如何投票。30个小时的作证陈词结束后，博克的表现与他先前的立场以及他获得提名的理由多有矛盾之处。

三周听证会结束后，《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测验显示，52%的公众反对确认博克的提名。当然，博克的失败并不在于民意。司法委员会最终以9：5反对提名博克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以58：42拒绝了博克提名。

当时报道博克听证会的记者后来在自己的着作中记载：“博克并非第一个对美国黑人困境缺乏同情的法官，但由于他的作品晦涩难懂，他对里根行政分支政治理想的支持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对他的提名变成了一场有关美国价值观的罗尔沙赫氏测验。”博克将自己的失败视作“一场充满错误的误导信息和政治口号但又无法回应的战役”。博克提名之争影响甚为深远，它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一位右翼学者的命运的战斗，更是处于司法控制悬崖边缘的保守派和意图加固司法控制的自由派之间的关键之战。

博克辞职后，反对博克提名的哈佛法学教授劳伦斯·却伯（Laurence Tribe）表示：“在1987年，右翼势力在一场有关宪法的全民公决中被抛弃了。”却伯所言不虚，这才是右翼势力对博克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的根本原因。对于这次耻辱之战，政界和法律界的保守派誓言绝不能遗忘。从此，博克的名字成了保守派常用的一个政治术语，特指为了党派利益而尽显诬蔑之能事（to bork）。

受博克提名失败的影响，里根之后的总统在提名大法官们时总是小心翼翼，倾向于选择那些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立场的候选人。老布什提名戴维·苏特大法官便是典型的代表，媒体称苏特为一名“隐形候选人”。博克在其着作中则表示，想要避免大法官提名确认战争的总统们，“应当尽可能提名没有太多着作的人，左派参议员和团体自然就无法认定他们是保守派了”。博克的提名失败成为美国保守派人士的不可明说之殇，大抵有谈及最高法院的着作，都会以博克提名失败为开头，痛斥参议院否决了“国内最着名的学者”。

回归学术

一般来讲，20世纪后期总统们提名的大法官多为温和的候选人。性格鲜明如安东尼·斯卡利亚者，得益于他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身份以及他前不久提名伦奎斯特升迁首席大法官时在参议院引起的拉锯战。大法官很少到处宣扬自己的司法理念。直到今天，庭审现场还不曾有录像。博克鲜明的人格以及鲜明的司法理念确实不适合作为一名大法官，而更适合作为一名学者。但是，博克却又无法割舍自己的大法官梦，因其提名的失败，他退出了时常参加的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家庭聚会。

在其提名被参议院否决三个月后，博克辞去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职务，他称辞职后就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事实上，作为大法官意味着放弃更多的东西。首先是丰厚的收入，其次是随心所欲地讨论案件。

此后，博克专心着述，成为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名智囊人物，同时担任乔治·梅森大学的法学院教授，2011年，他还任共和党米特·罗姆尼的总统竞选司法顾问。远离宦海，博克成了一名最着名的保守派学者。

早在耶鲁大学任职时，博克便是一位出色的反托拉斯法教授。1978年，博克出版了关于反托拉斯法的着作《反托拉斯的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这本着作1993年得以再版，影响了70年代后联邦最高法院对托拉斯法的判决。1987年提名大法官失败后，博克转向宪法研究，写下了一系列着作。其中最畅销的两本，一本是《美国的诱惑》（The Tempting of America），这本书是关于他的司法哲学以及有关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争论的书；另外一本是《堕向蛾摩拉城：现代自由主义和美国的衰落》（Slouching Towards Gomorrah： Modern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Decline），在这本书中，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在美国的诞生使得美国公民社会的道德下降，引起一大批知识分子反对西方文明。相比起从政，博克更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的着作达十余部，都是畅销书籍。

2005年，博克在他的一本新书中引用了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一页文字，用以解释法官为何要对当前的社会道德困境负有重大责任，他认为如今的大法官们破坏了家庭、学校、教会以及美国的传统制度。因为对最高法院和美国现实的失望，博克给他的新书命名为《陌生的国度：对美国价值的法律攻击》（A Country I Do Not Recognize： The Legal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对于他来说，20世纪之后的美国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