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涛
2014年8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警官Darren Wilson射杀黑人Michael Brown事件引发了圣路易斯社区居民上街游行，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三年后的8月，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主义者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发起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移走联邦将军Robert Lee的塑像，而反游行者的出现引发了暴力冲突，导致一人死亡。这两次事件都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大量纪实照片充斥在社交媒体上，一时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两位分别来自夏洛茨维尔和圣路易斯的摄影师Eze Amos和Robert Cohen用镜头分享了他们社区中的爱与痛，展示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美国经历”。
两位摄影师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身边的故事，展现出他们眼中的美国社会。Amos出生在尼日利亚，现居夏洛茨维尔，从事婚礼摄影工作，但他却更热衷于街头摄影，抓拍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瞬间。他的“民众日常”摄影项目意在通过展现社区居民心中的友爱与团结，扭转8月集会以来人们对夏洛茨维尔的负面印象。Cohen在新奥尔良长大，现居圣路易斯，任《圣路易斯邮报》的摄影记者。他以拍摄社区生活见长，并凭借对弗格森抗议事件的精彩抓拍获得了2015年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
如何描述你所在城市的特点？
Amos：9年前我从尼日利亚来到夏洛茨维尔，经历了文化冲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尼日利亚，一切都是那幺不同，但是现在这里成了我的家。夏洛茨维尔是个充满快乐的地方，人们非常友善和开放。但由于它地处南方弗吉尼亚州，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Cohen：我出生在费城，长在新奥尔良，从德克萨斯大学毕业后换了几次工作，1999年来到圣路易斯。这是个适宜安家的城市，但却不是很友善，交朋友不太容易。
你在夏洛茨维尔经历了哪些歧视？
Amos：我曾经是一名县消防队员，那时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种族歧视。与我一同新招进来的有六七名队员，训练时却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试图向管理者反映这一情况，却被告知服从命令做好自己。在不经过示范情况下就被要求进行操练，并认为我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直到2012年我才有机会与消防队长沟通，他对于我所经历的事表示遗憾和失望。我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位黑人消防队员。在某种程度上我很感激这些经历，它们丰富了我的人生。
讲讲你是怎幺对摄影产生兴趣的？
Amos：在尼日利亚时我就喜欢摄影，那儿的人都喜欢讲故事。晚上我们围坐在桌前听父亲讲故事。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关于摄影的书，里面有一张死鸽子的黑白照片，我被深深震撼了。就因为这张照片我才偏爱黑白摄影。我的家庭生活贫困，买不起照相机，幸好朋友的父亲有一台废旧的电影摄像机。我花钱找人修好了，并买了第一卷胶卷。因为没钱冲印照片，只能保留底片。2007年来到美国后，在照相馆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才有机会把胶卷进行数字化处理。
Cohen：我曾在高中学校报社兼职，同时还在路易斯安那梅泰里的一家照相器材商店工作。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开始接触到摄影师，了解到摄影可以作为谋生手段。于是决定报考开设记者专业并拥有自己报纸的大学。对于我来说，讲述故事和记录我们周围的世界是最有意义的。
在摄影实践中是否有自己的目标和准则？
Amos：我非常喜欢说唱组合Arrested Development的一首歌《每一天的人们》。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你就可以猜到他（她）的经历。如果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明暗度拍摄人物，就会诠释出不同的故事。街拍陌生人很容易遭到拒绝和排斥，我经过很长时间才适应。
Cohen：我喜欢与人交流，讲述街区故事。与人交流可以学到很多。我正在跟踪报道一位警官和一位社会工作者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的事件，激励他们的动力同样也鼓舞了我，希望我的关注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在报社工作的这几年间产生了哪些变化？
Cohen：在即时性上有很大变化，网络上全天滚动播出新闻，人们需要随时更新消息。悠闲地筛选第二天要刊登图片的日子一去不返。对于突发新闻，我们通常即刻将照片直接发送到办公室。虽然快捷，但我并不认为这对新闻报道有什幺积极推进作用，因为你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深入挖掘，也鲜有专题报道。
社交媒体在摄影工作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Amos：我一直在Instagram上分享我的“民众日常”街拍系列，让来自世界各国的用户看到你的作品是一种鼓励和动力。我曾经在Facebook上传了当地民众抗议的照片，并得到夏洛茨维尔社区居民的大量转发。这令人非常欣慰，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认可。我将夏洛茨维尔暴力袭击事件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很快就在网络上传播开，可见这些网络工具的强大作用。
Cohen：社交媒体的影响非常广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吸引大众浏览我们的网页。我主要使用Twitter发布照片及相关新闻链接，以便让公众进入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的新闻时事。
你从何时开始拍摄社区中的抗议活动？
Amos：自从一两年前Jason Kessler反对推倒Robert Lee的雕像，我就一直关注此事的动向，还到过3K党集会游行现场。那种气氛让人紧张害怕，我从未见过身穿长袍的3K党成员，长袍看上去像丝质的，很可能点支烟就能引燃。而当我看到他们时，他们在镜头前摆好姿势，希望出现在媒体上，成为新闻头条。
Cohen：我一直希望人们能提供一些新闻视频线索。抗议集会现在都很有组织性，有些人总是反复出现在集会上，为了同样的事件游行，这就很难拍出有新鲜内容的照片。有时我需要刺激的图片，有时需要深沉的图片，记录一连几晚的活动现场。最近有人在活动中被捕，而抗议者就到县监狱门口宿营等待释放他们。我尝试全方位、全视角地记录下事态发展过程，许多社区民众都想要说出自己的心声。
你认为哪一张或一组照片可以作为你摄影师职业生涯的代表作？
Amos：我一直偏好纪实风格和黑白摄影。在婚礼摄影中，我融入了这种风格。我对于“民众日常”项目可以说投入了全部热情。这个项目早在夏洛茨维尔袭击事件之前就已经着手，我并没想到它会发挥治愈作用。我把夏季中夏洛茨维尔市区里普通人的日常照片以及关于怨恨与反抗的照片一起分享到网上，获得了人们的赞许和支持。这些图片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夏洛茨维尔的真实样子，各种背景的普通人聚集到这个小城市过着平凡的生活。
Cohen：我是因为弗格森事件的新闻图片而为圈内人士所熟知的。那张照片带来的反响很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好像战区的现场图片，是我很少涉及的拍摄范围。我只是个社区摄影记者，通常抓拍一些7月4日国庆游行的图片，或者为餐厅点评拍摄一些菜品，等等。现在我更加关注社区新闻。
摄影如何改变了你的生活？
Amos：2017年夏天我拍摄的照片让民众产生了共鸣，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几年来我一直在记录着夏洛茨维尔的抗议活动，总统大选后当地的抗议集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各个社区的居民们团结在一起，反映各自的问题，如中产阶级化或大学职工没有最低生活工资等。而现在我们开始要和新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我亲身经历了这种转变。我觉得也许是我的风格与人们产生了共鸣。我特别喜欢通过抓拍最能体现人们视角和身份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来讲述故事。今年夏天的实践让我更加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表达方式，向公众展示了我看待世界的视角，同时作为站在第一线的黑人移民摄影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Cohen：摄影确实带来了很多影响，但我不确定它是否改变了我的生活，只是让我更加忙碌。那张获奖照片诠释了抵抗，我很高兴能在现场抓拍到那一瞬间。人们对不公正问题很关注，比如弗格森事件就是种族歧视。2014年在弗格森上街游行的民众80%现在还在抗议。我经常能认出3年前参加那场游行的熟悉面孔。看到我们依然在报道这一事件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不管是在抗议前线，还是在报道社区受到的影响，我们从不同方向、以不同方式在进行抗争。民众能这样持久地坚持表达自己的心声让我感叹。
在这一特殊时期，你如何看待摄影不同于其他媒体的记录或表现事件的方式？
Amos：艺术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我一直想以某种方式就种族主义、种族平等及收入不均等问题发声。我并不想举着标语牌子参加游行集会，但却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到3K党集会现场，因为我想通过亲身经历讲述社区故事。
Cohen：我一直被抓拍瞬间的魅力深深吸引，对于我来说，这个特性是摄影超越其他视觉媒体的王牌。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被定格记录下来，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你希望人们从你的图片中获得哪些信息或启示？
Amos：现在夏洛茨维尔充斥着负面影响，因此我才推进“民众日常”项目，展现这里普通人的生活。这里的人们友爱风趣，而示威者却选取这个普通的城市传达他们的呼声。
Cohen：我没想那幺多，只是想给社区带来些许影响，让人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彼此。当人们看到图片中的故事，也许他们会走到街上去提供帮助，会彼此问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应该对别人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