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柳林

周作人的一生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刻复杂的关系，日本文学评论家竹内好曾评价其为“最早具备日本修养的人”，周作人研究专家木山英雄也在《周作人与日本》中指出：“论及日本与日本文化关系之亲厚，无人能出周作人之右。”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公认的“日本通”，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将日本文化的影响与个人的思想、气质融通，成为新的有机整体，逐步形成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

初识夏目漱石

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降生于浙江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11岁起，他开始在“三味书屋”读书，后来在赴日本留学的兄长鲁迅的影响下，于1905年末考取出国留学生。自1906年秋至1911年秋，他在东京过着完全日本式的生活，其中清淡的饮食、简素的住房与他所习惯的“简单中有真味”的生活方式相互交融，培养了他对日本的喜爱与迷恋。

周作人与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1867—1916）的第一次地理结缘则是在1908年春天，周氏兄弟租住在夏目漱石曾居住的西片町华美而典雅的住宅。周作人曾在《文学论译本序》中谈道：“夏目的文章是我素所喜欢的，我读日本书也可以说从夏目起手。”博览群书成为此时周作人的主要活动，他穿梭于不同书店购买各式书籍，广泛接触异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使他在民族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中觉醒，更给予他世界性的眼光思考和看待世界。

周作人接触日本当代文学的开端是以把兴趣转移到《朝日新闻》连载的《虞美人草》为标志，他躲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悄悄地读夏目漱石的小说。他最爱读的还是《我是猫》与《哥儿》，也常劝学日文的朋友们读，认为读夏目漱石对日本学生生活及社会的描写可以增长见识。他仔细琢磨《哥儿》书名的文字、语气和翻译，感受日本文字的从容与美，可以看出周作人最初对夏目漱石停留在文化和文体表达手法的一种欣赏上。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首次正式将夏目漱石介绍至中国；之后，作品中也数次提到夏目漱石与夏目漱石文学，最常提及的基本是《我是猫》《哥儿》《草枕》等。在他的日记中曾有数次通过日本书店订购《我是猫》等小说的记载，更有阅读过程的记录——“2日 晴 午后读《我是猫》；3日 晴 牙痛，读《我是猫》；4日 晴 读《我是猫》；5日 晴，读《我是猫》直至深夜，终阅毕。”周作人曾说：“虽我所最爱的是猫（《我是猫》），但别的也都颇可喜，可喜的却并不一定是意思，有时便只为文章觉得令人流连不忍放手。”周作人是怀着语言文字趣味的热情去探索作品，将日本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偏爱幽默讽刺的艺术，这是个性气质使然。周作人有着与传统读书人相异的别一种“胸襟”和“眼光”，这源于他年少时代对经学的反叛和对杂学的喜爱。在他看来，自己的杂学大部分从外国得来，“以英文与日文为媒介，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简言之，周作人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取舍标准可以概括为作品是否具有“人情味”和“情趣”，读来是否使人感到“悦乐”与“好玩”。

而夏目漱石混合了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的洒脱，引起周作人审美趣味的共鸣。《哥儿》通过一个不谙世故的鲁莽哥儿踏入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戏剧冲突，辛辣而巧妙地讽刺教育界的丑恶现象。周作人感慨“中国本来绝无感情的滑稽，也缺少理性的机智，所有的只是那些感觉的挑拨，叫人感到呵痒似的不愉快”，更彰显其对夏目漱石文体关注的原因。因此，幽默讽刺的创作风格满足了周作人采用温和的方式担当知识分子的责任，为改良社会的理想不懈努力。他在《死法》论及段琪瑞政府屠杀请愿学生，先比较各种死法得出枪毙的死法最为文明可行的结论，用赞颂式的反话来将对象的内在残忍冷静地铺展开，娴熟地运用反讽表现了自己的愤恨，虽不能代替义正词严的声讨挞伐，但另有一种忘不掉、排不去的力量。夏目漱石作为周作人日本文学的引路人，为其改造民族趣味，进而影响民族性格的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

为社会与人生写作

周作人虽然没有直接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却持续关注着作家的最新动态，包括日记、书简、文学论、文学评论等内容，深入地参悟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对人的精神发展的深刻思索与复杂感情。日本明治文坛上，夏目漱石从文学与社会人生关系的角度对文学理论研究之深，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批判之尖锐，对日本如何走文明开化之路探索之执着首屈一指。他善于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去解剖人生，不厌其烦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悲愁苦乐、不觉醒的荒诞局面。在《我是猫》中，作者借助猫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心理，刻画聚首在苦沙弥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一群知识分子，虽然亦庄亦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而骨子里则是为社会以金钱为本位而发出的愤慨和对人性的深刻审视。他看穿了日本的资产阶级近代化的弊端源自西方的物欲世界，民众的一切不幸和一切生活上的苦难，也都是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结果。夏目漱石的种种尝试也启发着周作人的思想转变。

周作人在翻译《明治文学讲话》时，对田山花袋所谓“夏目漱石的作品注重自己的趣味与想象，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的评价，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进行删减。1923年《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出版，周作人依据个人趣味选入夏目漱石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并在关于夏目漱石的介绍部分引入“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可见周作人受夏目漱石文艺理论的影响，将真切的关怀投注到日常生活的角落，扩大对生活内涵的理解，拓宽了作品题材的范围。在创作实践中，他的文思不是按照逻辑顺序发展，而是充溢着感性色彩的实际体验的自然表达，这是作者几十年读书经验和人情物理经验贯通在日常生活的小枝节里的表现，并借此发表理论宣言《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