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田
日本连锁寿司店“寿司郎”内，一位金发男频频左顾右盼，似乎在等待着什幺。在确认周遭无人注意自己后，他从面前的杯架上取下一个杯子，用舌头将杯口舔了一圈后，又将杯子放回原处。随后，他将沾满自己口水的手指伸向传送带上，给刚做好的回转寿司涂上口水。
事后，拍摄者非但不以为耻，还将如此恶心的画面上传到了视频平台上，这收获4000万播放量的同时，也引发民众的一片声讨。“寿司郎”随后称，该男子是一名仅为17岁的职高生，对方已经道歉；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寿司郎”不得不将回转模式更改为点餐。
长久以来，日本食品给人高品质的印象，但事实上，日本也曾饱受食品问题困扰。诸多乱象下，我们不禁要问，日本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的努力，究竟成色几何？
1955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河流域，每当夜幕降临，居民的痛苦呻吟声几乎响彻一河两岸—一些女性甚至因为实在难以忍受这锥心的痛感，而留下遗书自杀。
这种蚀骨的疼痛，并不如淳朴却愚昧的民众所想，是由神明降下的惩罚，而来自一场彻头彻尾的污染事故。
日本连锁寿司店“ 寿司郎”内，17岁的职高生舔食公用酱料瓶
自1880年代起，神通川上游的神冈矿山逐渐成为日本重要的铝、锌产地。1913年，财阀三井公司盯上了这里，开始在此炼锌。含有大量镉元素的冶炼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里，随着地势流向下游，被两岸农户浇灌或饮用。
农户不知道的是，镉进入人体后，会影响钙的合成与吸收，长期过量摄入镉，骨质疏松与骨折几乎是必然结局。喝的水镉超标，吃下的大米镉也超标，下游的居民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死亡。
因患者过于难受，总是喊“痛死了”，日本民间也将这类病称为“痛痛痛病”。
早在1931年，富山县的居民就曾大量出现骨骼病症的情况，因患者过于难受，总是喊“痛死了”，日本民间也将这类病称为“痛痛痛病”。那时正忙着将战火蔓延至亚洲的日本政府，根本不会关心来自底层的哭声，直到1955年“痛痛痛病”再度大规模暴发，日本才着手调查。
与之相似的还有水俣病，这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因最早发生于九州熊本县水俣镇而得名。它主要表现为病人智力障碍、瘫痪、抽搐、四肢变形等，患者大多只能在痛苦中死去。
水俣原是熊本县一个平平无奇的渔村。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窒素公司将未经处理的含汞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海中，水俣市民也因食用了含汞的海鲜，最终引发慢性中毒。
受厚生劳动省食品卫生调查会委托，熊本大学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水俣病为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中毒性疾病，主要致病源为某种有机水银化合物。
除了工业的污染外，一些食品企业的违规添加，也让不少日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在“痛痛痛病”被揭露出的同一年，关西地区医院里，挤满了严重腹泻、发烧、呕吐不止的孩子，一些情况危急的，皮肤甚至呈明显的黑色。这是典型的砷中毒现象。
医生询问得知，这些患者无一例外都饮用了森永在德岛工厂生产的奶制品，这就是日本乳业巨头森永公司的“砒霜牛奶”事件。
事后调查显示，为了节省成本，森永德岛工厂在制作奶粉的过程中，使用了工业磷酸钠而非食品级的磷酸钠，而前者在提炼过程中容易产生三氧化二砷（即俗称的“砒霜”）。
资本不可能凭空生出道德，惨痛的教训让日本不得不考虑制定相应的法律。1968年，日本正式出台《消费者保护基本法》。伴随着受害者的嚎哭，日本食品安全开始步入正轨。
1978年，日本正式成立了农林水产省，负责各类农产品的生产与质量把控。此外，食品安全的重担还被分摊到了厚生劳动省身上，后者需要制定食品相关的标准、指导卫生检疫、对涉事者进行处罚等。
这样的分权设计，意在互相监督与制衡，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存在互相推诿的可能。这也为后来的又一次食品安全危机埋下伏笔。
2001年9月起，日本千叶县接连出现多起“疯牛病”病例，一时间人心惶惶。千叶县的牛肉在那时，相当不受本国乃至亚洲消费者待见。对此，日本政府积极封禁感染源、成立相关调查组，让日本牛肉勉强度过了这次危机。
电影《水俣病》剧照
日本的主体国民精神，也从“昭和男儿”滑向了“平成废宅”。
当时的一份调查结论显示，日本食品安全在行政方面尚有许多不足：因未建立相应的危机管理体系，农林水产与厚生劳动两省间的合作不够深入，存在信息透明程度低、专家难以参与决策等问题。以千叶“疯牛病”的治理为契机，日本政府顺势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进一步优化食品安全监管。
有别于早在1947年就制定的《食品卫生法》，新颁布的法律把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环节都囊括到法条的保障中。在制度层面，内阁府下设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对相关行政机关的风险管理进行评估；其委员须经国会同意后，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
2001年，日本引进农产品与食品追踪系统，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条形码等方式，查询到所购农产品的产地、生产者、肥料使用情况等详细信息—这才有了后来世人熟知的夕张蜜瓜、晴王葡萄、太阳之子芒果等天价水果，日本也成功编织出了该国食品安全令人放心的神话。
出于食品安全考虑，日本对保质期设定了严苛到近乎不近人情的规则，这也产生了严重的浪费现象。
在吃饭前会双手合十，轻呼“我开动了”以示对食品敬畏的日本人，竟在食物浪费相关的各类榜单上排名前列，这不禁让人觉得相当讽刺。
按照规定，食品制造商和批发商需要在食品制造日至保质期截止日前1/3的时间内，交货给零售商，错过日期则会被拒收。而一些商家为了规避食品临期安全风险，也是为了主动标榜食物的新鲜程度，会提早下架未过期商品，也进一步加剧了浪费。
2019年曾大火的日剧《昨日的美食》中，主角为节省开支，专门购买临期食材，但这些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后，就可成为美味佳肴，这一情节也让大量日本观众感同身受。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人均粮食浪费达157千克；而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报告称，同年，日本食物浪费量高达612万吨。
2019年曾大火的日剧《昨日的美食》中，主角为节省开支，专门购买临期食材
令人遗憾的是，新千年以来，日本的食品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2006年，着名点心公司“不二家”被媒体指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过期牛奶—这家创始于1910年的老字号，是日本糕点的代表。此后不久，日本另一家知名零食“白色恋人”饼干被指篡改生产日期。
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辐射水发生泄漏。自此以后，对日本食品安全的质疑从未停歇。
如今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像是社会问题。经济发展迟缓叠加人口老龄化，日本的主体国民精神，也从“昭和男儿”滑向了“平成废宅”。如今的千禧一代，更是生长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看不到阶级跃升希望的他们，免不了做一些猎奇之举来搏出位。前述祸害“寿司郎”的金发男与他的模仿者，就是这种畸形社会下的必然产物。
2013年，日本披萨连锁品牌PIZZA-LA就曾出现学生兼职打工者污染冰箱、肆意摆弄食材并主动晒到社交媒体的事件；而罗森便利店也曾发生男子直接躺在可食用冰的冰柜内“乘凉”的丑闻。
“寿司郎”事件前，就已经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视频，只是没能引起足够关注罢了。如今，日本网络上甚至兴起了一阵模仿之风，日本网友将类似行为称作“寿司恐怖袭击”。无论是寿司还是乌冬面店，只要无人看守，就难免被“寿司恐怖袭击”者盯上。
讽刺的是，尽管这些人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启动了人们对食品安全无限制的猜疑链，但现行的法条却无法严惩他们。“寿司郎”事件中，受丑闻影响，该公司股价应声下跌5%，蒸发市值约17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7亿元），但警方也只能把男子监护人叫到警局，要求其道歉和写下保证书后了事。
当法律也无法制止此类恶行，当曾经崇尚工匠精神的日本企业家，因屡发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鞠躬道歉，而被嘲讽为只有“躬匠精神”时，日本人引以为傲的食品安全，还有几分可信度呢？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
